春秋五霸宋襄公最窝囊(读史记浪得五霸)
因“君弱臣强”宋国经历了近50年的“十世之乱”时期,迎来了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使历史进入了相对稳定、强盛的时期。是宋襄公吗?不是,是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
关于桓公御说(yue),《宋微子世家》记载太粗略了,他是被南宫万弑杀的愍公之弟,在诸公子的协助下平叛南宫万之乱,被拥立为国君。另外记载了三条:
第一条: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
诸侯国在前几任宋君身上捞了不少好处,宋新君的成色如何,要试一下才知道。结果到城郊就回去了,从此30年,宋再未闻战事。
第二条:
(桓公)二十三年,迎卫公子毁於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
迎立逃亡国外的公子回国为国君是担风险的,这件事说明:一、桓公仗义,不怕事;二、宋有实力,不怕别国干涉;三、重亲情,迎立的是大舅哥。
第三条:
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
在经营宋国三十年后,宋桓公做了最后一件事,让太子继位。桓公明知道目夷更合适当国君,但看到太子主动让贤,赞赏太子明“义”,坚持让太子继位。
对于这一条,司马迁用了个“竟”字表现了对桓公的惋惜,假如接受太子的让贤,桓公就“完美”了,宋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
宋桓公获得美谥,是对他的功绩的肯定。
“桓公”谥号的寓意:
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亟成功曰桓;克敌服远曰桓;
能成武志曰桓;壮以有力曰桓。
诸侯国中获得“桓公”谥号的只有齐桓公与宋桓公,宋桓公虽没有称霸,但“克敬勤民”“克敌服远”“能成武志”“壮以有力”还是有说服力的。
下面就谈谈本文的主角,宋桓公的儿子宋襄公,宋襄公比宋桓公名其大多了,后世还把他封为“春秋五霸”,司马迁也是浓笔重彩写了他,与桓公的“简笔画”形成鲜明的对照。
明里欣赏子鱼,但从不听劝谏
如前所述,太子兹甫一出场就“让其庶兄目夷为嗣。”让人眼前一亮,也真让人感动,所以患重病的桓公感到太子很“仁义”,就很放心地把君位传给了他,让他成为宋襄公。
宋襄公表面上也非常欣赏他的庶兄目夷,让他做了宰相,统管国家军政大权,辅佐自己治理国家。
子鱼(目夷)也很欣慰,他们之间没有嫡庶之争的矛盾,兄弟齐心一定会把国家治理好。但事与愿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重大的历史关头,宋襄公从来都没有接受子鱼正确的建议与劝谏,总是拧着来,以致铸成大错。
由此可见,宋襄公的仁义让贤,让子鱼为相都是做给世人看的表面功夫。
口头讲仁义,却做着称霸的美梦宋襄公当太子时就非常崇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所以当父王刚去世,葬礼还没完成就追随齐桓公去了:
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司马迁并不是纯粹叙述,而是意味深长地讽刺宋襄公忘了守孝三年的老规矩。
商朝定例:君王去世后,继任者需要守孝三年后才能正式继位为新任国君。在此间朝政由太宰代为执掌。而周封宋就是为了“奉其先祀”,让其继承商的风俗习惯。齐桓公召集会盟,宋襄公完全可以“请假”,也可以让代理国政的子鱼参加。但宋襄公急不可耐地去了,如果这件事不能说明他的野心,请看下面:
宋襄公八年,齐桓公去世,宋国竟然想效仿齐桓公当霸主,与各诸侯会盟。十二年春天,宋襄公要在鹿上结盟,向楚国提出请求,楚人答应了他。子鱼进谏说:
"小国争盟,祸也。"不听。
"小国争当盟首,是灾祸。"襄公听不进子鱼的劝告。果然,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各诸侯国,并以盟主自居,这招致了齐、楚等大国国君的不满。
与虎谋皮,自投罗网宋襄公十二年的秋天,宋襄公又召集各诸侯在盂聚会结盟。楚齐等国表面答应,暗自憋着坏,子鱼早有预感,临行前坚决反对,说了重话:
"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灾祸难道在此吗?国君的欲望太大了,后果不堪设想!"但宋襄公依然不听。
《楚世家》记载,楚成王得到宋襄公会盟的通知非常气愤:
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
宋襄公真是给脸不要脸,我先戏弄一下。楚王在会盟时,当着众诸侯的面,把“盟主”拘捕了,并以此讨伐宋国。在让宋襄公坐了几个月的牢后,当年冬天,楚召集诸侯在毫相会,释放了宋襄公。
楚对宋襄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如同猫捉老鼠。但宋襄公并没有检讨自己行为的意思,所以子鱼预感到说:"灾祸还没有结束呢。"
不明形势,欺负“弱小”果然,转过年的夏天,宋襄公要讨伐郑国。郑虽弱,但这时候“郑文公南朝楚”,郑已成为楚的小弟,郑有风吹草动,楚必然要出手。所以子鱼痛楚地说:"灾祸就在这里了!"但依然没能阻止宋襄公愚蠢的军事行动。
当年秋天,楚国得到楚国的求救,楚为援救郑国而讨伐宋国。襄公要出战,如果这个时候听子鱼进谏,一切还来得及。子鱼说:
"天之弃商久矣,不可。"
现在是周的天下,天抛弃商很久了,不可以战。但宋襄公是九头牛拉不回的臭脾气,还是亲自带队应战了。
两兵相遇,还要摆好“姿势”再开战宋襄公的迂腐与愚蠢在宋楚的“泓之战”显露得一览无余。
楚强宋弱,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宋与楚隔着一条河叫泓水。襄王、子鱼带军早早在河岸严阵以待。
楚军需要渡河过来,在楚军有部分过河时,子鱼催促道:
"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
敌众我寡,出其不意才能取胜,但襄公继续等待楚军全部上岸。
楚军全部上岸了,但尚未摆好阵势,子鱼又请求攻击,宋襄公又说:“不行。”直到楚军完全摆好了阵势,宋襄公才下令攻击。
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大败,损失惨重。宋襄公的大腿也被楚军的箭射伤。
以“仁义”辩解,至死不悟楚国打了胜仗而归,宋国也成了笑话。受灾难的是宋国人。所以“国人皆怨公”。宋襄公临死前还辩解自己的行为:
"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
阸(è),危难。宋襄公辩解,"君子不能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好阵势的军队。"
子鱼气愤地说:"打仗胜了就是成功,说些“常言”道理有什么用?真按国君说的做,就当奴隶服侍别人算了,何必打仗呢?"
宋襄公十四年夏,受箭伤半年后的襄公病逝,为自己的“仁义”与愚蠢埋单。
司马迁记载了宋襄公的可笑与可恨,在“太史公曰”中的评价也耐人寻味: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首先说,宋襄公想行仁义,还想当霸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又说“君子”们“多之”“褒之”,宋襄公“礼让”。但他们似乎忘了“泓之战”的起因,是宋襄公主动侵略郑国。
所以,司马迁不仅讽刺了宋襄公,也批判了“君子们”的假仁假义。
宋襄公如果真行“仁义”,就应该像他的父亲桓公一样专注治理自己的国家上,“克敬勤民”,国富民强,并以自己的“仁义”感化人民。而不应该“欲为盟主”称王称霸。
在这里也纠正一下中学时学的历史教材上“春秋五霸”的概念,宋襄公只是想当霸主,但没有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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