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年晚饭(对话上海团长)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今年上海的春天,被新冠肺炎疫情所笼罩。核酸检测、隔离封控、抢菜团购,代替了往年的踏春出游,成为了上海人的日常。

在疫情风暴下,“社区团购”已成为目前上海市民获得物资保障供应的一个重要民间渠道,也成为这座超大城市一条新的城市食品供给链。而由此而生的一个个“团长”们也成为上海这轮疫情中最为人关注的角色。

《环球时报》日前对话上海浦东一名“团长”多多,听她讲述成为“团长”后的烦恼与快乐。从多多的经历中,我们或许也能一窥疫情之下上海供保工作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看到上海人一个月来生活的真实变化。

上海团年晚饭(对话上海团长)(1)

2022年4月23日,上海部分商超门店恢复运营。

环球时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团长”?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多多:我家在浦东新区,属于疫情相对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的小区在3月9日就被第一次封闭管理了,19日解封,一周后也就是3月26日,又再次被封闭至今。

我自己是一个有囤货习惯、而且喜欢网购的人,平常也会参加很多电商平台组织的活动,对供应渠道比较熟悉,抢菜“手速”也不成问题,再加上家里有冰箱、冰柜,所以虽在疫情之下,但我自己家的物资一直都比较丰富。

小区封禁初期,我们的业主群里有一些商家组织的团购,我也尝试过参团,但后来发现,这些团购有些东西价格很贵,质量也不好,甚至有个别商品不是正规品牌,居民们也有不少不满意的。于是,我就萌生能否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大家解决点现实问题的想法。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在4月10日正式“上任”,当上了“团长”。

环球时报:做“团长”有哪些工作?成功团一次菜,需要过哪几“关”?

多多:当“团长”的第一步是统计需求,汇总大家的需求,这一块的具体工作还是挺多的,毕竟众口难调,我们需要尽量找到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套餐组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团。

第二步是和各个供应商和渠道对接、协调价格和配送等问题。做到这一步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之前负责我们小区团购的一些个人和商家对我们不高兴了。由于我们自己团购的东西价格比他们低不少,他们便觉得我们对他们形成了某种“竞争”,后来一度给我们使了一些绊子。

这个困难是我此前没有预想到的:最初,我确实是抱着困难时期帮大家一起买东西的心态,根本没想到很多事情居然会这么复杂、困难。

第三步是物资到后的分派。除了封控的楼栋是“大白”帮助送货,其他楼栋主要是由我们团员自发做志愿者穿上防护服负责派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防疫规定,以及不要给防疫工作人员增添更多工作量。

最后是打款。这期间再次出现了波折:我的银行账户因为短时间多笔小额资金流入被银行冻结了!于是我赶紧和银行沟通,提交各种证明和我们团购的材料,还好很快就被解封了。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和我联系时还聊起了团购的事,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总而言之,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终于在4月18日接到了第一批物资!这时距离我“走马上任”已经有一周多时间了。

环球时报:从封禁最初几天到现在,你们小区居民团购和需求东西有变化吗?

多多:封禁最初几天,大家团的主要是一些蔬菜、鸡蛋等最基础的食物,只要能吃就行,也不在乎质量,只要保证不饿肚子就好。后来,慢慢开始可以买到一些葱、姜、蒜等调味品,再后来,大家已经想买也可以买到一些质量好一些的食物,还有水果、蛋糕等副食甚至零食。

我们4月10日发起的团购实际上就已经涵盖了牛排、鸡腿肉、鸡翅、蛋糕、牛奶等“改善型”的食物,满足大家相对多元的需求。

环球时报:我们注意到,有些小区自发的团购被认为是“野团”并被叫停。你们小区情况如何?你了解一些“野团”的情况吗,怎么看“野团”的存在?

多多:我们小区是这样定义“野团”的:发起团购必须在居委会报备并通过,否则就是“野团”。

不过现实中我了解到的“野团”分很多种情况,比如有的“野团”是小区居民自己认识菜贩子,拜托菜贩子为小区一些业主送菜;有的是附近开餐饮店的店家,自己有一些进货的渠道,为小区居民供应一些食品等。

此前一家负责为居民保供蔬菜和农产品的企业被小区认为是“野团”,实际上这家企业是被“上海发布”所认可的保供渠道,手续也正规,周边居民对他们提供的农产品质量、价格都有不错的反馈。然而,他们在为我们小区供菜的时候,和小区居委会产生了挺多摩擦,甚至于上升到了报警的层面。

我的看法是,如果是双方就物资派送过程中的防疫问题有分歧,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协商沟通、互相配合,找到最终既能满足防疫要求、又能保障大家物资需求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化地扣上“野团”的帽子。

当然,我认为有一些“野团”的确需要被监管。比如封禁最初几天,我们小区很缺牛奶,有人自己通过别人发起的团购买到牛奶后,直接加价50元在小区里“倒卖”;最近几天不缺牛奶了,可乐成了紧俏品,又有人囤积了别人找来的低价可乐,夸张地加价140元去转卖。我觉得这些趁着疫情混乱情况扰乱大家物资供应和风气的情况,是真正需要被严厉打击的。

环球时报:你们小区的老人多吗?据你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供应情况现在怎么样?

多多:我所在的小区独居老人比较少,大部分是老夫妻一起住,子女会帮助买菜,由志愿者帮助派送。

不过我们小区有一户夫妻两个都阳性被送去了方舱,小孩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吃饭成问题。阳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后来小区里的一些教师党员成立了一个“临时党委会”,最终解决了小朋友和其他一些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

环球时报:你怎么评价你们社区在这轮疫情中的供保工作?

多多:最初我家物资很充足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和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总感觉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也觉得自己家小区的居委会工作还不错。可在我当上“团长”后、切身做了一些事情后,我的想法有一定改变。在我看来,居委会的“官”不大,但在一个小的社区中,它是实实在在的管理者,是接触市民最多的人,如果他们“打官腔”或生硬冷漠,就会让居民在情感上感到愈发无助,进而滋生更多矛盾和情绪。

环球时报:在当“团长”期间,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得到过哪些帮助,经历过哪些委屈?

多多:在我成为“团长”这段短短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邻居的帮助。他们帮我在黑夜里打包物资,骑着自己家的自行车帮我一户户地分派,当我面临质疑和困难时,他们在情感上鼓励我、安慰我。

记得第二次团购的时候,货到时正是凌晨,有一袋物资丢了。后来这些团员们自发募捐,帮我补齐了货款。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原来大家会理解到我的不容易。

当“团长”的过程也让我看到人性的复杂。我们团购的付款方式是这样的:团员们把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并用微信发给我打款截图,我在汇总大家的钱后再统一打款给供应商的对公账户,并公示交易截图,让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团购期间,有一户并没有打款给我们,而是贴了一张假的打款截图。这导致后来我不得不逐个查找,花了两个多小时一笔笔核对,才找到了这个人,追回了欠款。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的话,这个损失可能就要由我个人来承担了。

环球时报:在被隔离的日子里,你最喜欢做什么?疫情结束后,有什么打算?

多多:在家的日子里,我最喜欢撸猫和打游戏,还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在阳台种葱。看着青青的葱苗一点点长高,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生活还会继续。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意克服更多困难,也帮助到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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