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最杰出代表（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洞庭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湖湘文化最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湖湘文化最杰出代表

洞庭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对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李跃龙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奉清清

专家简介

李跃龙，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曾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长期从事湖湘文化、洞庭湖研究，出版有《洞庭湖志》《洞庭湖的演变开发和治理简史》《堤垸与洞庭湖区社会》《湖湘文化经典百句》《西夏王国与东方金字塔》等多部著作。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吟唱着屈原、杜甫、范仲淹的名句，涉洞庭、下长江、入大海，把湖湘文化播撒四面八方。当我们的眼光掠过烟波浩渺的洞庭，可以追寻到怎样的深厚文化底蕴？洞庭湖，在湖湘文化中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该怎样传承、发展从洞庭湖发源的湖湘精神？近日，湖南日报记者对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李跃龙。

1.洞庭湖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江南”，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

湖南日报：众所周知，文化与文明，总是与山水相伴而生。位居中国五大淡水湖之首的洞庭湖，自然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明。能请您对此做个简单的概括吗？

李跃龙：人类文明的早期曙光大都依山傍水。洞庭湖区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水、土、湿地、生物资源条件，成为最早的稻作农业发祥地。从洞庭湖西域的津市虎爪山、澧县城头山，到安乡县汤家岗遗址等，这里已经被考古发掘证明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因为洞庭湖区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养育了历史时期代代中华儿女，巴人东迁，糜人安居，都以湖区为目的地。春秋末期，楚人越过长江向南拓展，通过不断经营成为楚国的粮仓，号称“江南”。虽然人文的、地理的“江南”，其位置在历史上不断变迁，但“江南”这一在中国历史辞典里代表着富庶和殷实的文化符号，最早指的就是楚国的江南洞庭湖地区。秦汉以还，无论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明末清初江西填湖广，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国营农场建设高潮期间，洞庭湖区一直是历次全国范围大移民的重要流入地。它承载了大量的人口，滋养了千千万万的民众，是名符其实的母亲湖。

洞庭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棉油、水产养殖基地，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均用“稻饭羹鱼”、“虽无千金之家，亦无饥馑之患”来描绘其社会经济生活，稻饭羹鱼也成为鱼米之乡在不同时期的代名词。洞庭湖给予人类以慷慨和丰厚的回报，除养活这一地区的民众外，明清以来，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粮食输出地。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洞庭湖区围垦洲土高潮的出现，劳动力、农业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叠加湖区，湖南省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粮食产量逐步赶上并超过湖北省。新出现的民间谚语“湖南熟，天下足”进而取代了“湖广熟、天下足”。“粮船结队下长江”，供食天下，洞庭湖区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粮仓，也一直是全国九大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2.湖湘文化的底色和个性，追根溯源，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有专家认为，湖南的传统文明，农耕文明占主流。这和作为湖南“母亲湖”的洞庭湖的历史沧桑巨变有一种怎样的关联？

李跃龙：湖南是传统农业大省，农耕文明也是湖南文化的最大底色，湖湘文化就是在农耕文明滋养下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它既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浓郁三湘四水地方特色和湖南文化个性。而这个底色和个性，追根溯源，又与洞庭湖密不可分。

洞庭湖的沧桑巨变，其本质可以用白居易《过洞庭湖口》中的一句诗来概括，“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长江从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中携带来大量泥沙，在分流洞庭湖沉淀，淤积出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三角洲，这些由肥沃的有机腐殖质奠定的洲土湖田，经过垦殖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断经营，成为富裕的鱼米之乡。从清中叶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约两百年间，湖南省农业生产潜力的大爆发，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湖区优质农业生产单位面积的扩充。没有洞庭湖的沧桑巨变，就不会新生洞庭湖这个天下粮仓，也没有湖南省在传统农业跨越式的蝶变。

洞庭湖区的农业文明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往往与湖南省其他区域有所不同。湖区的农业，表现出来最显著的特征是御水和排渍，体现出一种抗洪文化。堤垸就是民众百姓的家园和命根子，防汛抢险需要协作，它不需要争夺，而是顽强守卫，特别需要一种万众一心、团结拼搏的文化。湖区又是一个开放的移民社会，五姓杂处，宗族势力相对薄弱，风俗习惯上崇尚由繁入简，移风易俗尤为趋同。移民向来不太安于现状，而富于开拓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相对迫切，湖区民众被赋予了一种与传统社会大众心理稍微不同的群体性格。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发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

3.洞庭湖独特的流寓文化，以忠君、爱国、忧民为主题。《岳阳楼记》，是对流寓文化主题的概括

湖南日报：说起洞庭湖，必说岳阳楼。说起岳阳楼，必说《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所宣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如何影响了后世湖南人的精神追求呢？

李跃龙：范仲淹是吴县人，他到未到过湖南，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安乡县旧有范公读书台遗址，表明了湖南民众对他的喜爱。关于《岳阳楼记》和洞庭湖文化的关系，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因为洞庭湖所处于的区位，历史上重要的政界人士和文化名人大都到过湖区，特别是被贬谪的失意政治人物和遭到流放的文人士大夫，形成了洞庭湖流域地区独特的流寓文化现象，从屈原开始，到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寇准等等，蔚为大观。流寓文化从屈原起逐渐形成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主题，迄至范仲淹应滕子京之邀在河南邓州花洲书院写作《岳阳楼记》，对流寓文化的主题作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儒家主流文化所倡导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条思想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其二，范仲淹之后，湖南人不断总结和发扬从屈原到范仲淹的这个文化传统，上升到湖湖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思想内核。年轻时的左宗棠专门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作座右铭，勉励自己。经专门检索道光以来有关洞庭湖和岳州府、县的地方志艺文，以忧乐为题材的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为核心，在诗词、楹联中尤显突出。洞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主题特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多见或者是唯一的。

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家国情怀

湖南日报：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在于人们对其高度的认同。请您说一说，为什么《岳阳楼记》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千古流传？

李跃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4个字，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中国人认同，主要在于它的穿透力，它击中了所有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家国情怀。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导向和范仲淹本人久宦磨炼的人生经历两个方面来考察，缺一而不可得。一是古之仁人志士，他们的上下求索。“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前贤的不平凡在于教育开导大家把对待自己子女的态度和方式转换到对待他人。这个说法到“先忧后乐”，只差最后一公里，就缺一位圣贤最后来破题。洞庭湖的神奇在于，历史选择了范文正公最后作总结，也为湖湘文化奠定了一块基石。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沦落沉浮于宦海，写《岳阳楼记》时已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色的阶段，幼年丧父，孤苦伶仃但不失青云之志；晚年倍受政治对手打击，官场失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他与滕子京曾同事于泰州，在五言诗中用“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赓续孟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话题。这是其二。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核心，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优先，强调通过人物自身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能有自己合理的个人欲求吗？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只有在所有人已经享受，你才能享受人生的欢娱，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5.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区人文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正如您曾经所说，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那么，除了忧乐精神，您认为洞庭湖还孕育了一些怎样的湖湘精神特质？

李跃龙：洞庭湖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这是我坚持洞庭湖为“五湖之首”的又一条理由。湖湘文化在精神特质上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强悍民风所培养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不抱团、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因素等等。我认为这些精神特质基本上与洞庭湖区人文历史积淀密不可分。

分开来说。

湖南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发源地，而在湖南可分为两个源头，一个是湘南地区的舜文化，另一个就是洞庭湖区的德山，“常德德山山有德”，说的就是善卷的德文化。湖南又是爱国主义发源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爱国主义在当时的主要内容就是忠君和爱民，这个思想由屈原发挥到极致，伴随其流放的足迹遍布洞庭湖区，不断启迪和教育湖南人。从王夫之到毛泽东，他们终身喜爱屈原，祖述屈原，受其滋润泽被。虽然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却依然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和基石。

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不但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也具有丰富多彩的，与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如二妃传说、孟姜女、范蠡和西施、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仙等，或人或神，彰显出湖区民众的喜怒哀乐的外表与内心价值世界。这些神话人物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其文化基因已传承给湖南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这个特点是研究者不得不予以重视的。

洞庭湖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因素，也为湖湘文化增添了精采的一笔。洞庭湖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战国末期屈原放逐地沅湘的渔父，世界观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追求一种心灵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虚构一个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洞庭湖西部的水乡泽国为他提供的精神家园。从渔父的“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体现出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为湖湘文化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

6.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文化不能绝对分割开来

湖南日报：那么，湖湘文化与洞庭湖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洞庭湖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滥觞，还是洞庭湖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积淀？

李跃龙：从湖南地理上看，它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北部为丘陵和平原，因洞庭湖和长江与湖北省毗邻，洞庭湖流域面积略大于湖南省面积而又基本吻合，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非常完整的地理单元。文化也一样，湖湘文化和洞庭湖文化不能绝对分割开来。湖湘文化是整体，洞庭湖文化是分支，洞庭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洞庭湖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湖湘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是一样，从三湘到四水，从洞庭湖到九嶷山，从湘东到大湘西，从汉族民众到土家、苗、瑶、侗、白、回等少数民族同胞，和睦相处，差别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湖南的文化光谱。洞庭湖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组成部分，孕育和丰富了湖湘文化。

研究地域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从洞庭湖文化的角度开展湖湘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将湖湘文化研究推向微观层面，还能帮助我们从文化层面增进民众对洞庭水乡本土文化以及湖湘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7.洞庭湖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热门领域。设立综合性的洞庭学，是时代的召唤

湖南日报：据了解，是您率先提出了“洞庭学”的概念。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洞庭学”的内容和设立这门学科的意义。

李跃龙：洞庭湖在中国中东部湖泊群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目前唯一的通江大湖。汛期的长江，从四口向洞庭湖分流洪水，然后再通过城陵矶还江，这是千百年来地质运动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影响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江湖关系不仅表现在长江的防洪保安上，还体现在大江大湖地区的生态建设上，都显得极其重要。目前，作为国家级湖泊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研究所一直把太湖、鄱阳湖等作为传统研究重点，很少纳入和覆盖洞庭湖。因为历史的原因，湖南省的洞庭湖研究一直以防洪保安、水利工程项目为主，力量分散，即使洞庭湖流域的水文水资源监测也分属水利部长江委员会和省内两块。2014年，国务院颁布《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之后，洞庭湖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人民期待已久的重大利好，终于来到。加强洞庭湖学科建设，设立综合性的洞庭学，是时代的召唤，已提上议事日程，是洞庭湖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要，也是推进湖泊科学研究的需要。

洞庭湖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热门领域，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促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也愈高。那么，洞庭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呢？倘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学科的知识体系应该包含什么？我个人认为，洞庭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完全有必要，它既是对年轻的湖泊科学的完善和补充，又是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洞庭学的概念确立，涵盖了地质科学、湖泊科学、生态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即从综合学科的视野探究洞庭湖的形成、演变、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它的第一个核心圈是地质科学、湖泊科学和生态科学，即研究洞庭湖的形成和演变，各种水文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及其湖泊湿地资源的利用等等，它包括洞庭湖湖盆地质、流域水文、水物理性质、泥沙与沉积、江湖关系、水化学特征、水质评价、富营养化评价、水污染发展趋势评价、水生生物、洪涝灾害与湖区整治等等；第二个核心圈是湖区的经济、人文和历史等方面。站在综合学科视野研究洞庭湖，能摆脱历史时期洞庭湖开发和治理中的单纯水利建设的片面性，更多地关注洞庭湖的生态问题，促进我们在认识、治理洞庭湖的过程中，视角更开阔，达到人水和谐，人和自然协调发展。

[责编:徐凯琦]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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