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小时候的故事（梁晓声正史与野史）

盖中国之史学，始于《史记》。

后世修秦、汉史，无不以《史记》为据。

鲁迅曰《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是自相矛盾显然。《史记》史乎？文学乎？若言《史记》是文学色彩一流的历史，问题仍在，因为“文学”之概念，不仅体现于辞藻应用水平，更体现于虚构能力；而“史”以掺杂虚构为大忌。

在鲁迅之前，尚无人用“文学”二字评价《史记》；对其评价，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风”“文韵”之词；总之是修辞方面的欣赏，而这无关“史”之宗旨。

鲁迅一用“文学”二字，使原本“莫须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 ——这是鲁迅没想到的。

偏偏，顾颉刚又发表了他的史论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之史，是“层累地造出的”——一个“造”字，史界为之大哗。这等于对《史记》也公开了自己的几分不以为然，致使对《史记》作出高度正面评价的鲁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绝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对立至极。

《史记》首先可视为史，这一点应予肯定。司马迁是严肃修史的史官，呕心沥血、索据煞费苦心，自己编造的成分几可说无。何况，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图书馆长”，周时的“官方”藏书虽遭春秋战国之兵燹，却有一部分流于民间，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时既有官方图书馆，推断起来，当也必有记史制度，故民间史书资料在焉。后又经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尽量焚书，焚不掉的是民间及儒林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司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间口口相传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拥有的典籍相对照，本着去伪求真的态度予以整理，估计大体如实。而且，要么没有《史记》，有便只能是那么产生的《史记》。

而且我觉得，全世界各国的古代史，都或多或少会掺入传说的部分，都不同程度也是难免地会有文学色彩。七分可信，三分文学，几是共性。而且，便可视为好的史著作了。不这么看，许多国家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陷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自寻烦恼。

中国的史，一向分为“正”“野”两类。正史为官方的，权威的。野史为民间的，由非史官的文人所著的。在民国前，任何一个朝代的官方史，都是绝不向民间公开的，也基本上是按皇家意思来记载的。某些关于古代史官违命秉笔直书的事迹，固然可敬，但属个例，绝非常规现象。而任何民间人物著野史，都是大罪。倘被举报，不但自己会掉脑袋，家族也将遭殃。

但文人们总是忍不住要给自己找件值得一做的事投入精力和心血。这种事一是编诗集文粹；二是编蒙学读物；三是修史。虽被视为“野史”，他们往往也是认认真真的。为了不罗大罪，采取本朝人修前朝史的策略。而前朝是本朝的历史敌人，记前朝的忠臣良将，本朝亦不限制 ——有如许多忠臣良将，还是被本朝所灭了，证明前朝的君主要么无能，要么是不折不扣的昏君暴主。而直接历数前朝的腐败、罪孽，则本朝乐见其成。故野史无一例外是记前朝的事，而且基本倾向是写前朝的该亡。不但史现象如此，文学戏剧现象亦然。如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收了一篇笔鞭金国天子海陵王渔色不止，鲜廉寡耻，践踏纲常的“纪实小说”——他是大明文人，那不犯法。

著野史的文人往往自谦其著为“史演义”，或“通俗史”——都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前身。

如关于中国的“五代史”，文人所著就多之又多，因为“甚矣哉中国之乱，未有逾于五季者也！”有民国时的文人修《五代史演义》，在自序中“太息”而曰：“天地闭，贤人隐，王者不作而乱贼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挟诈力以欺凌人世”“元首如弈棋，国家若传舍，生民膏血涂野草，骸骼暴原隰，而私斗尚无已时，天欤人欤，何世变之亟，一至于此？”

身为民国文人而不虑前著甚多，其借古言今的动念，在自序中已表达得昭昭然。这样的书，对后人全面了解民国时期之国运，参考价值在焉。

以顾颉刚的眼来看，一概演义了的史，皆非真正的史著。但以更宽泛的文化视角来看，不唯《史记》，许多野史，未必不具有裨史的重要意义。

现如今之中国，史学发展成就巨大。分朝代的史，各方面的考证越来越翔实。顾氏那句“层累地造出”的名言，现在委实可以休矣。

《中国文化的性格》，梁晓声 著，现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