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好友深情诗句（几人相忆在江楼）

本报地理版曾于2019年8月22日刊登《逃向成都：杜甫的入川之路》一文，当杜甫带着家人劫后余生抵达成都后，在川不足五年，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呢？

2019年的五一假期，成都杜甫草堂内游人如织，和杜甫生前穷困潦倒、不为人赏识比，反差不可谓不大。 （IC Photo/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4月23日《南方周末》）

古人说，世间难堪之事，莫过于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其实，还得加一条：诗人落魄。疾病缠身的杜甫向后看，以往的辛酸凝成往事和泪水；向前看，世事茫茫，未来的路渺不可知……

十多年前，为写一部小书，我多次出没于那方草木葳蕤的园子。那时还没有无人机，我却多次想象过从高空俯拍的情景：四面高楼的包围中，青黛的林表漫不经心，古色古香的楼阁像浮在绿海中的岛屿。当然还有点缀其间的一口口池塘，它们总是倒映着无限生机：睡莲、菖蒲、斑竹、朴树，以及看风景的人和被当成风景看的人。

经历了1200多年时光，荒郊野岭的几间茅屋，终于被后人用敬仰和缅怀，蝶化为这方游人如织的园子。

它，就是成都杜甫草堂。

自759年冬抵达成都，到765年五月离开，这是杜甫的川中岁月。其间，除因战乱移居梓州（今三台）、阆州（今阆中）近两年外，大多时候，他都居于成都草堂。

这是诗人苦难一生中难得的悠游岁月。尽管贫穷的警报从未彻底解除，由治而乱的现实也从未如想象中安稳。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相对平静的几年，杜甫枯瘦的双手终于触摸到了久违的幸福。诗酒外，他常作一些短途旅行，从而在四川——如果不把他仓促离开成都前往川东计算在内的话——主要是川西和川北，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屐痕和永垂不朽的辞章。

以草堂为圆心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爬满虱子。对老杜而言，他的生命之袍远离华丽，虱子却密如过江之鲫。这些虱子名叫：失意。疾病。贫穷。潦倒。他的一生就像午夜划过天空的流星，虽然以耗尽生命作代价获得了诗歌史上耀眼的闪光，但在他的时代却少有人去赏识和热爱。这个星空下寂寞的老人，他给后世留下的，除了抑郁沉雄的诗歌，就只有三座纪念他的草堂。

杜甫漂泊的足迹印满半个中国，但纪念他的草堂中，四川有着重要的三座，分别位于成都、三台和奉节（现属重庆）。三座草堂，记录的都是杜甫的晚岁生活。而成都杜甫草堂，无疑是所有草堂（包括当代新建）的龙头。诗人冯至感叹：“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成都草堂。”

今日的杜甫草堂充溢着农耕文明时代成都平原民居的诗情画意。 （IC Photo/图）

由于和严武交厚，杜甫由秦州到成都，给人的错觉是冲着严武去的。其实，杜甫入川时，严武还没调到成都。他投奔的主要对象是裴冕，时任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后来也任此职）。

初到成都，杜甫一家暂寓草堂寺。草堂寺是草堂东侧的一座古庙。二十多年前初游草堂时，我曾以为草堂寺是借了草堂的名。其实，草堂寺的历史远比草堂更悠久。早在杜甫结庐水滨前几百年的西晋，草堂寺就梵音缭绕了。

杜甫时代的草堂寺地处郊外，香火不盛，他在写给时任彭州刺史的早年知交高适的诗中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斯时，高适听说杜甫来川，猜测杜甫借住草堂寺，依靠和尚生活，所谓“僧饭屡过门”。为此，杜甫回诗纠正：“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个供禄米的故人，就是裴冕。

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渐渐成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的平原上，河流密如血管。诸多河流中，就长度、水量而言，浣花溪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一条注定要被中国文学史铭记的小河。

次年春，在裴冕支持下，杜甫于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他写诗说，“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草堂距城十多里，林木幽深，溪水深流，是一个宜于隐居的好地方。漂泊多年的杜甫像衔枝筑巢的燕子，苦心精营草堂。帮助修建草堂的，除裴冕之外，还有杜甫的表弟王十五。他还写信给多位友人，向他们讨要竹子、树苗和瓷碗。

杜甫草堂内还原的书房。 （IC Photo/图）

草堂既成，当老婆孩子暂时没有冻饿之虞时，杜甫的政治理想又在心灵深处潜滋暗长。只是，经历了太多挫折，看惯了太多官场险恶的杜甫年过半百，已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他不再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把他的心事借助对古人的缅怀作了隐忍的倾诉。这古人，就是中国人视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

杜甫草堂与武侯祠是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今天，无论草堂还是武侯祠，都处在车马喧嚣的中心城区。但在杜甫时代，锦江南岸的武侯祠，已是人烟稀少的郊外。

760年春天，49岁的杜甫第一次踩着满阶青草，走进了柏木森森的武侯祠。大半生，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奔走于长安豪门之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一切屈辱和辛酸，原本都是为了求得一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但最终，可怜的老杜只当了几天无权无势的左拾遗。因此，当他面对武侯祠中肃穆庄严的诸葛亮塑像，遥想同是文人的诸葛亮留下的赫赫功名时，他感慨万千，写下了名篇《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武侯祠内的红墙竹影。 （IC Photo/图）

平静的生活只过了几个月又生风波。秋天，裴冕调长安，杜甫失去了“供禄米”的故人。他想到了另一个朋友，那就是高适。他以诗作笺，渴望老友施以援手：“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也许是两年前在同谷孤苦无依、啼饥号寒留下的后遗症，杜甫不仅给高适写诗，还亲自前往彭州。高适还没来得及帮助他，就调任蜀州（今崇州）了。于是，杜甫又追到蜀州，并在高适的刺史府小住。

崇州市区有一座风光旖旎的园子，亭台楼阁，天光云影，收在一池深碧的寒水中。这就是罨画池。史料载，罨画池在唐代就是官署园林，当时设有驿站，称为东亭。唐以来，杜甫、陆游、杨慎等名家都在这里留下了诗文。

高适既是崇州最高长官，杜甫又在崇州盘桓多日，他们流连于东亭亦是意料中事。杜甫写诗称赞老朋友：“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并感叹，“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深。”杜甫告别高适回草堂后，冬天腊梅开时，同样任职于崇州的另一位友人裴迪在东亭宴客，想起秋天时与杜甫的聚会，便写了一首诗寄给杜甫。杜甫回诗感叹：“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明人王世贞将此诗推为“古今咏梅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与杜甫唱和的裴迪，也是王维的至交。早年，他隐居终南，王维称他裴秀才，并说他“复值接舆值，狂歌五柳前”，是一个佯狂遁世之人。然而，年华流逝，马齿徒长，栖身林泉的隐者竟不得不为了五斗米宦游蜀中。

西河和金马河从崇州境内斜斜划过，流向成都南边的一个重要枢纽：新津。在新津县城五津镇，岷江的几条支流次第交汇。一个阴雨的冬日，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糊满青苔的石阶，爬上江畔一匹草木阴郁的小山。山顶是一块杂草过腰的平地。极目远眺，远处的新津城区，近处的金马河以及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通济堰尽收眼底。1200多年前，杜甫也曾登临过这个名叫修觉山的小地方。

杜甫两次到新津，其中一次是761年春天。成都平原的春天常常寒风习习，以阴以雨，但风定日斜后，迎春、海棠、桃李以及油菜花竞相开放，热烈的花事足以把春寒烘干。这个春天，大约是得到了高适的救济，杜甫心情不错。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春夜喜雨》，又在游览修觉山时，因“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的景象而生出诗人的骄傲：“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

杜诗载，修觉山上有一座寺庙，就叫修觉寺。但我寻了大半匹山，寺庙始终无影踪。途中看见，接近山顶的坳上，有一户人家，门前挂着警示牌：内有大狗，闲人免进。若被咬伤，概不负责。

从修觉山下来，我前往一个叫江源的小镇。人烟稠密的成都平原，大凡不过十公里，必然有场镇，江源就是无数小镇中极寻常的一个。与其它小镇不同的是，在唐朝，江源是唐兴县治所在。

成都平原的春天，油菜花盛开，空中俯瞰宛若绣毯。 （IC Photo/图）

茅屋为秋风所破那年秋天，杜甫游历了青城山后由蜀州来到唐兴，为县令王潜写《唐兴会馆记》。这是杜甫不多的散文之一。这种相当于应用文的碑记，主要用于歌颂。歌颂王潜的原因，在于杜甫生计艰难，希望得到王潜资助。

如今的江源和唐朝有关的痕迹只余下了唐兴这个地名：一是唐兴西街，一是唐兴社区。

从唐兴回到草堂后，深冬的一天，领兵在外平叛的高适突然来访（高适在外平叛，也是杜甫一时贫困无依的原因），杜甫既感故交情深，又惭草堂地僻路远，食无兼味。

也是在这年冬天，一个令杜甫万分兴奋的消息传来：与他交厚的严武由东川节度使调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

严武是武人，性情粗暴凶悍，比如他的手下章彝（也是杜甫的朋友）因小事没让他满意，他竟将其召到成都乱棍打死。不过，严武对杜甫倒是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唐朝的节度使是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但严武纡尊降贵，前往草堂；有时还令手下给杜甫送来酒食。至于杜甫生活所需，大抵由严武供给。秀才人情纸半张，杜甫回报严武的，惟有一首首因感激而不无夸张的诗作。比如他借老农之口盛赞严武治蜀有方，“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自从我睁了眼睛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好的领导啊。

几个月后，唐肃宗去世，严武被召回京。杜甫依依不舍，从成都一直送到绵州。就在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归家，由是开启了他浪迹川北的旅程。

浪迹川北

深冬的四川盆地，阳光比金子还珍贵，因而有蜀犬吠日之说。偏偏那天是个大晴天。下午，我爬上了牛首山。如今，它叫梓州公园。牛首山顶的小广场上，高大的杜甫塑像屹立在温暖的阳光下。在他脚边，摆放整齐的菊花开出了明亮的花朵，轻风吹过，像是一朵朵跳动的火焰。塑像旁边的一座仿古建筑，便是后人为纪念杜甫的梓州岁月兴建的梓州草堂。

梓州杜甫草堂景区位于三台城西牛头山，是为纪念杜甫流寓梓州一年零九个月而修建。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最初，杜甫暂居梓州，乃为避乱。意外的是，当战乱基本平息，他的好友高适代严武任成都尹兼西川节度使时，他不仅没回成都，反而将家小也接到梓州。

在梓州，杜甫的主要依靠是他的发小、时任梓州从事兼监察御史的路六及梓州刺史章彝。763年，杜甫五十二岁了。彼时，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已近尾声。春天，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传来，杜甫欣喜若狂。骨子里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开始想象，他即将告别托身异乡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老家河南。由是，他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也就是收入中学课本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然而，大道多岐，世事难料。杜甫写下这首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完全没有预料到此后的人生还会更加艰难，命运还会更加难以捉摸，而他，这个毕生怀念故乡的人，终将死在远离故乡的他乡。

梓州即今三台，它是唐时东川节度使驻地和梓州州治。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台县城至今保留着一段城墙和东门城楼。只不过，城墙被扒去了一大截，矮矮的，像地主家的围墙。至于东门城楼，变成了生意清淡的茶园。城门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前，两个乡下妇女在卖菜。看到我走近，她们一齐期盼地问：买青菜吗？新鲜的。至于杜甫留在这里的屐痕，早已消失于时光的长河。

浪迹川北的一年多，杜甫先后安家梓州和阆州，其间，还游历了多个地方，有时为送别，有时为探望朋友，有时为游览山水。

因三星堆而闻名的广汉，唐时称为汉州。这是成都平原腹地一座宁静的小城。小城中，有一座看上去与罨画池颇为相似的园林。一样的古木苍藤，一样的深池碧水。如今，园林是供市民休憩的公园，坝坝舞的歌声，川剧座唱的琴声混杂在一起，散发出人间烟火的喧嚣，俗气而温暖。唐时，它的名字叫房公西湖。763年春天，当杜甫来到房公西湖，与友人泛舟湖上时，他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有无数感慨如同春草一样滋生。

因为，西湖的疏浚者房琯，不仅是杜甫的老友，也是杜甫政治生涯急转直下的诱因：房琯因失误被唐肃宗所贬，杜甫以左拾遗身份上书相救，肃宗震怒。若非宰相张镐援手，杜甫生死难卜。最终，他贬往华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也渐渐断绝了政治理想。至于房琯，他在早年的得意后，也经历了多次贬谪。疏浚并重建汉州西湖，是在他任汉州刺史时期。不过，“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当杜甫来到汉州时，房琯前脚刚走。房琯的接任者王某热情接待了杜甫，他们共同享用了房琯喂养在湖中的鹅。

方志记载，房湖公园中部那方狭长的水面即唐时房公西湖，一座半岛形的土山将它分为东西两部。湖西，后人建有纪念房琯的琯园，里面陈列着一块心形红砂石，称为房公石，据说是房琯开凿西湖时留下的。

2020年暮春三月，四川省广汉市的梨花园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尽管游人少于往年，但梨花依然盛放，依旧春江水暖鸭先知。 （IC Photo/图）

杜甫游历广汉房公西湖几个月后，噩耗传来：广汉西湖“打造者”房琯病逝阆中。于是，杜甫赶往阆中凭吊老友，并为他写下一篇祭文。这是杜甫第二次来阆中。对这座山环水绕的古城，杜甫感叹“阆中城南天下稀”。

曲折而行的嘉陵江，把半岛形的阆中古城揽在怀里。古城对面有一列青翠的山峰，称为锦屏山。山上，一座红墙碧瓦的建筑掩映在树林深处，这就是杜少陵祠堂。

吊祭房琯来阆，杜甫住了三个月，直到夫人捎信说女儿生病，他才回到梓州。763年深冬，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阆。这一次，他带着家小，打算从这里离开四川。

杜甫在阆中三次短暂居留——第一次纯游历，第三次为取道，只有第二次是小住，但家人并未随行，估计他不大可能在阆中修房造屋。因此，阆中没有草堂，只有祠堂。草堂为诗人遮风避雨，像蜗牛的壳一样为他提供一个小小的、异乡的家，而祠堂，则是诗圣业已成为煌煌星斗时，后人用以寄托敬仰的缅怀之地。

烟雨阆中 （IC Photo/图）

就在杜甫即将从阆中出发离川之际，一封信让他喜出望外：严武再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并邀他回成都。杜甫写诗感叹：“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并表示，“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

行前，他来到房琯墓前，向这位长眠他乡的故交告别。——房琯的客死多半让敏感的诗人联想到了自身浮萍般的命运：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

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重回草堂

后人把杜甫称为杜拾遗，是他出任过左拾遗；后人又把他称为杜工部，是他还出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后者，正是严武所为。

764年，五十三岁的杜甫挈妇将雏，重返成都。当年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这是一个相当于今天副司长级别的虚职。实际上的职务是节度使参谋，也就是严武的幕僚。垂暮之年，为了报答严武的信任与帮衬，杜甫从草堂搬到节度使府，听鼓应差，赞襄参谋。当时，吐蕃势力已达川西，对成都威胁甚大。杜甫一面协助严武训练士卒，一面写了《东西两川说》，向严武提出筹边之策。两人原本是诗友，这时虽为上下级，但严武大抵还是把杜甫看作客人。公余，他们把酒临风或是泛舟湖上，常有诗作唱和。

意外的是，仅仅半年，杜甫就辞职回了草堂。这一天，是765年正月初三，杜甫五十四岁。他特意写了一首诗记录此事，并叹息：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什么原因使杜甫离开幕府并永别官场呢？有人认为他在幕府遭到年轻同僚的妒忌；有人认为他不甘心做一个地位低下的幕僚（尽管严武为他争取到了工部员外郎的虚衔）。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诗人杜甫与军阀严武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严武骄横粗暴却热爱诗歌，杜甫表面稳重实则不乏诗人的狂狷与放浪。两人做朋友可以，做上下级难免日渐生隙。——有一种说法是，在严武这个庇护者面前，杜甫酒后放狂，直呼严武父名。严武十分生气，以致想杀他。

千年后的猜测或许难以贴近当时当日，但杜甫任幕僚期间的一首描写值夜班的诗，隐隐流露出了诗人不快乐：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诗人总是敏感的。秋夜的月光，庭院井边的梧桐，值班室闪烁的蜡炬，隐隐传来的城楼鼓角，这些事物都让诗人心生悲凉。想起音书断绝的亲人，想起关山阻隔的故乡，想起已然不可企及的政治理想。当然更有自安史之乱以来，十年飞逝，却只能暂时安身幕僚的窘迫。这一切，都让杜甫意绪难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不愉快的幕僚生涯终结后，杜甫和严武又从上下级变成诗友、酒友。杜甫写诗请他来草堂做客。严武似乎没有再来——当成都平原杂花生树的暮春临近时，三十九岁的严武暴病身亡。

765年春天是杜甫在成都度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将最后一次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安宁景象。这样的安宁，以后，只有在回忆中重现了。

涴花溪上的白鹭。 （IC Photo/图）

由于草堂修建已六年，中间既被秋风所破，又有一年多无人居住，杜甫对草堂进行了一次大修。当初，杜甫在堂前栽种了不少竹子。竹子滥贱易长，至今成都平原农舍前后，仍多大片大片的竹林。六年前栽种的竹子，早就“笼竹和烟滴露梢”了，这时终于派上用场：那个春天的早晨，杜甫请人一气砍了上千竿竹子。一则竹林太厚，草堂光线不好，阴沉得让人“甚疑鬼物凭”；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用竹子作修葺草堂的材料。

孰料，草堂修葺一新，杜甫就不得不永远告别——当严武去世的噩耗传来，杜甫意识到，偌大蜀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再一次庇护他，救助他，让他在艰难苦恨的日子里，营造一方可供诗意驻足的小天地了。

他也终于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六年相对安稳的蜀中岁月，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了生存，他只能离开。当他离开时，原本属于异乡的西蜀，已成为眷恋的第二故乡。

成都锦里的安逸日常。 （IC Photo/图）

“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诗人惟有告别四川，继续漂泊。谁也无从知道，命运的潮水，将把浮萍般的诗人卷向哪一个角落。

参考书目：《旧唐书》《新唐书》《杜甫全集校注》《唐才子传》《杜甫传》《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评传》《唐诗纪事校笺》《草堂：归来的诗魂》等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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