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否治国（统治者打天下坐天下）

在帝制时代，儒家的理想是皇权听自己的。可天下是统治者打下来的，坐天下之后，儒家想限制统治者，那统治者当然不干了。从秦朝到清朝，皇权、政治权力成为绝对的、最后的裁决者，所有的言说，所有的主张，最后都必须得到皇权的认可。因为科举考试的权力被皇权控制，人才的选拔权被皇权控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空间。

采写丨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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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作品《清明上河图》。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服务于统治者。到秦汉之后，儒家更是急皇权专制所急，忧皇权专制所忧，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全套的意识形态，而且设计和建构了一套严密的统治制度，让统治者可以从上到下奴役民众。此外，它还提供了一套宗法、伦理方面的规则和价值观，让底层民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同时还认同这一套制度，从而自愿被控制，自愿领受穷苦艰辛的命运。

在《仁学·第二十九》中，谭嗣同如是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段话解开了皇权和儒家互相利用的真相。在马勇新著《中国儒学三千年》中，也清晰呈现了这一脉络。

就儒家制约皇权而不能，独尊之后面对外来文明挑战，儒学和帝制的关系等问题，燕京书评采访了马勇。本文为第二篇，第一篇《马勇：如果统治者剥夺了儒者的发言权，社会就慢慢走向黑暗》已经在1月19日发布，第三篇将陆续刊出。

马勇，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儒家经学、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中国文明通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梦想与困惑：1894—1915》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以及严复、章太炎、梁漱溟、蒋梦麟等历史人物传记系列。

▌大一统之下，儒家已经无法制约统治者

燕京书评：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儒学成为皇权的意识形态。凭借皇权的支持，儒学成为只能信奉，不能怀疑的教条（135页）。董仲舒甚至“引经决狱”——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导致一些官吏纷纷效仿，东效西颦的结果是法制败坏。但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董仲舒企图用灾异论来恐吓汉武帝，结果被主父偃向汉武帝告密，差点丢了性命，以后再也不敢提灾异了。

从逻辑上说，儒家尊君卑臣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之后，再想制约君权这个被唤起的利维坦已经非常困难——因为儒者在事实上抬高了皇权，贬低了自己 ，你处在低位和弱势，还想制裁处在高位和强势的皇帝，这根本不能做到，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你怎么看？

马勇：其实儒家是一个悖论，当把其他各家都灭掉时，自己也同时陷入了困境。因为你的自由存在，是要建立在别人都自由存在的条件下，秦始皇焚书坑儒失败以后，到了高祖刘邦时期，黄老、道家、法家各个流派都开始慢慢恢复，到董仲舒、汉武帝时期，如果维持皇权之下百家自由言说的架构，各家的方案拿出来，皇权可以有一个多元思考，再做出判断。

《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示，御前会议就是各个流派都发表意见。等到独尊儒术之后，没有其他流派独立存在了。汉宣帝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讲的是这样一种包容。这时候的儒家，被董仲舒改造得包罗万象，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建立的是天人社会，一个复杂的体系，所有能想到的东西他都想到了，因此其他流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但这就是一个悖论——没有其他流派可以呼应。

这个时候，董仲舒的新儒家就成为和皇权直接勾兑或者直接冲突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儒家和皇权处在对立状态。儒家的理想是皇权听我的。可天下是统治者打下来的，坐天下之后，儒家想限制统治者，那统治者当然不干了。在帝国的股份中，皇权占有的份额最大。清帝国就是八大铁帽子王拥有绝对权力。据康有为回忆，戊戌时，他们希望通过变革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构建现代国家。但是，刚毅等满人就骂他不自量力，竟然幻想如此轻易地剥夺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江山意识，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一种最本能的反应。他们为了江山牺牲了那么多，让他们放弃坐江山，自然是极其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所以，知识人如果在治天下的时候想要制约皇权，那必须有其他社会结构的配合。儒家在独尊儒术的时候，把其他的思想流派都干掉了，这其实也是自残，别的思想流派都没有独立存在，你也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很可悲的一种状况，从秦朝到清朝，皇权、政治权力成为绝对的、最后的裁决者。所有的言说，所有的主张，最后都必须得到皇权的认可。因为科举考试的权力被皇权控制，人才的选拔权被皇权控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空间。在帝制时代，由于不再有其他各家独立存在，因而所谓儒家其实就是士大夫、读书人的泛指了，他们很多时候是皇权的拥戴者，一旦有矛盾，就几乎完全和皇权正面冲突了。这样的例子，在宋明都可以举出很多。在制度上，中国一直没有走出帝制，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变化，没有产生独立的、有力量的阶级。

如果中国成长出了一个独立的商人阶级，可以负担帝国的大部分税收，那么它就要分享权力。但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产生这么一个阶级，从来也没有完全让商人的税收负担帝国的开支，因为帝国本身垄断了很多对外贸易，包括盐铁，统治者不靠商人的税收，因此，皇权就在这个意义上至上。

《中国儒学三千年》 马勇 著 孔学堂书局2021年10月版

燕京书评：魏晋风度一直被文化人称赞，在《中国儒学三千年》中，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是对于统治者利用名教不满——因为汉魏的禅让、魏晋的禅让都打着儒家名教的旗号，于是，他们要扯掉统治者的遮羞布。而“越名教而任自然”是由儒入道，竹林七贤因此放浪形骸，惊世骇俗，这引发了一些人的模仿，到西晋元康年间变成了“纵欲”。我所关注的是，魏晋清谈玄学，以及竹林七贤的作为，是否因为士人在政治压迫之下精神的转向？

马勇：从东汉中晚期开始，政治高压之下，太学生和皇权、宦官集团、军功集团有多重矛盾，不断发生太学生运动。郑玄（25年）、何休、马融这一批大儒被禁锢了很多年，只好老老实实读书。在东汉中晚期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冲突当中，文风开始转向，谣言、传说、品评人物……像《世说新语》和《人物志》，一个段子，一个判词，就可以品评一个人。

从汉代到清代，中国的王朝差不多都说“本朝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皇权宣传的和实际肯定有差异，而且很可能是缺什么说什么，如果不觉得缺肯定还不说了。因此，从东汉开始，知识界的言说就开始慢慢蜕变，禅让这种不流血的权力转移，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

在此过程中，嵇康、阮籍这些人恰恰就陷入到权力集团的内部冲突中，遇到风险挫折之后，怎么摆脱？像刘伶那就借酒发疯，实际就是佯狂。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喝醉了要大闹一场，就是宣泄一下，否则人就崩溃了。魏晋玄学的风气变化，我觉得能够从社会的这一层面找到原因。

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佛教在东汉初年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的贵族知识阶层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佛教传导给中国人一个观念，可能人类还有一个未来世界。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但是在孔子时代和孔子前后，中国的统治者其实是考虑到了死后的事情。秦始皇就考虑了，还直接做——生前就开始修陵。现在的新石器考古，也大量发现了富人墓葬当中的陪葬品，可见富人都想着有个未来世界。三世说在佛教的理念当中明明白白，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就明确告诉人们，人类有个现在时、有个过去时、有个未来时，在贵族阶层当中形成很大的信仰群。

中国历史上几次外来宗教传入，都是从高层开始信仰，慢慢普及到社会底层。我一直讲，贵族在引领社会的消费和社会时尚，在200年的东汉时期，佛教慢慢从很边缘的地位，影响力逐步扩大。到了魏晋时期，魏晋玄学里面倡导的很多东西，就有佛教的因素。总而言之，政治压力，外在环境和外来思想综合到一起，导致了魏晋时期的思想转向。

王羲之出行图。

燕京书评：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与道家思想合流，与儒家思想发生了冲突。佛、道两家均有超越性和形而上的一面，儒家是有限理性主义（刘东《天边有一块乌云》）。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佛家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容易被底层弱势民众所接受，这必然影响到儒学在底层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观念的差异，以及争夺民众的现实考量，这两者都是儒佛冲突和儒学佛教化、道教化的原因吧？

马勇：事实上，有钱人还是在造墓，儒家也有人提倡厚葬，厚葬就是肯定人还有一个死后世界。可儒家告诉人们，没有死后世界，但你自己又这么做，这导致一种偏差。佛教进入中国，就明确告诉人们轮回的观念，你这辈子受难，下一辈子重新脱生可能就好了。因此，三世轮回实际上在中国的底层社会影响很大，马克思讲这就是精神鸦片。你这辈子做牛做马，一定要积德行善，下一辈子就是人上人了。这一套说辞，对于底层社会的民众很有吸引力。

实际上，东汉社会高层对佛教的这种迎合力度很大。在整个东汉王朝，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转型过程当中，佛教能坐大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贵族阶层，庄园这种体制是佛教坐大的经济基础。“南朝四百八十寺”，它表明南朝的经济就是个宗教经济。南朝当时的范围，是以今天的镇江为中心，面积很小。480个寺庙，所有的劳动力大概都到寺庙里去了，这说明它就是一个佛教国家。应该说，它并不完全是底层社会劳动者的信仰，实际上还是一个大的庄园经济结构。按照何兹全先生的说法，这和世俗权力有争夺税源的冲突。在信仰层面，佛教和儒家慢慢的就有了勾兑，两者结合起来。

佛教进到中国之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信仰群，它又激活了中国本土宗教。现在，中国本土宗教最有影响力的还是道教，道教在中国底层社会很普及，它是要抗击佛教的，最终目标就是用本土的信仰去抗衡外来信仰。但实际上，宗教之间慢慢都勾兑起来，之后就会形成自然分工。佛教讲的是生死、未来问题；道教讲养生，讲长寿，贵生，从自己做起，之后就炼丹。后世的几百个皇帝当中，相当一批都是死于汞中毒，包括明朝的很多皇帝，清朝的雍正皇帝。道家讲究自己成仙，从炼丹开始。惠州有葛洪的遗址，传说他炼丹成仙就飞走了，从此得到永恒。

与佛家和道家相比，儒家更政治化，和政治权力更多的结合起来。在秦汉之前，各地的宗教信仰慢慢构成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到东汉佛教来了之后，又把民间宗教激活，之后的几百年这几个流派再融合。到了唐朝，李唐王朝找自己的祖上找到了道家的李耳，这样就形成法统的传承。孙中山、蒋介石当年也是追祖上追到了周孔，以获得道统的合法性。

东汉往后几百年，儒释道三教慢慢趋同合一。

谢安登东山

▌争“体用”分你我，实际是不自信

燕京书评：佛教融入中国，和儒学互相借鉴，到宋代两者水乳交融，前后延续一千多年。由此可见，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既需要足够的耐心互相磨合，还需要足够的时间。那么，这一历史可以给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怎样的借鉴？

马勇：宋儒有一句话很重要，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同此心，同此理，这应该是陆九渊讲的。那个时候他就意识到，其实文明的发生各地都一样，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学问就有多大，你的文明就可以建构多庞大。你刚才讲，耐心和时间对文明的交流最重要，文明涅槃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一个不经意间。从魏晋到唐朝三教之间的冲突，三武毁法是直接摧毁佛教。但是等到中唐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毁法的事。等到张载、二程、周敦颐、邵雍“北宋五子”一出，在这几个人的思想中已经没有儒释道的区别了。

道家的陈抟老祖讲先天八卦，就像和原来纯洁的儒家讲孔孟一样，根本感觉不到道家和儒家的隔阂。读张载的《西铭》，你会觉得心胸一下子大了，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可以明显感觉到，佛教经过南北朝的冲淡磨合，最后它“内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再也不能在中国文明架构当中独立存在。宋代之后从中国传到东南亚和日本去的，那叫中国佛教，它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了。

多年来我就讲，文明的冲突在刚刚接触的时候是一个必然过程，但是冲突就是在寻找相通性，它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排斥。中国接触西方文明到现在500年了，中国人最早见到今天意义上的西方文明，是带着羡慕的眼光看。徐光启等明代晚期的一代人，他们看利玛窦是仰视。利玛窦很有学问，是西方大儒，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就想把《几何原本》翻译过来，他们学了很多西方的学问，如何修水利工程等等。这些西方传来的东西，徐光启这一批人完全没有拒绝，但是，在接触的同时慢慢也会产生一点不一样想法。

进入18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好了，也有些傲慢了，就开始和罗马教廷冲突，两方互相挑茬，西方挑中国文明的茬，中国文明挑它的茬。杨光先就说，“宁可使中原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原有西洋人”，这说得很极端，实际上就是赌气。另外一方面，到康熙年间，中国接触西方文明也有一两百年了，对西方传进来的测天技术，大地测量技术逐渐掌握，这时候就开始发生分歧，但这种分歧其实也没多久，到了19世纪之后，又重新互相认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认同西洋文明当中有好的，同时也认同中国的文明也不都是垃圾。放到大时段来看，就不存在陈序经、胡适所讲的一个全盘西化问题。最近这些年来，一直在外面的一个中国学者讲，真正的儒家是不可能排外的，一定能够把一些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孔子讲，儒者以一事不知为耻，凡是我不知道的，凡是你比我好的我都要学进来，内化为我的东西，这才是真儒家。

放在一个大时段来讲，我对我们未来的文化建构从来没有很悲观。中国文明作为一个大的、特别的儒家体系，不管从西方从东方来看，在很长时间都有巨大的影响。它可能会转变形态，但不可能因为工业化完全消失。

汉高祖刘邦

燕京书评：说到这儿，我其实觉得，有时候没有必要一定要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说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好的东西，你先学习，分析它的原理，利用了再说。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中国会变成外国，越是开放的文明越有活力，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没有出路。

马勇：分本末的原因就是不自信导致的。在中国自信的时期，不会抗拒外来文明。中国不自信是18世纪19世纪。19世纪一连串的挫折被解读为受伤，有一种受伤的心态，就开始强调体和用。最典型的就是中医和西医，这个故事在中古时期不止一次发生，从中亚地区传进中国的医学和药，从印度传过来的医学和药，从来没有区分过这是藏医、这是印医，中国直接就接纳了。来自中亚地区的东西不都接纳了吗？胡萝卜、胡琴，所有带“胡”的东西不都来自这儿吗？19世纪你自己解读为我受到了伤害，然后就分彼此，觉得自己还有厉害的地方，这其实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弱者心态。

其实孔子讲，儒者以一事不知为耻，我没有的东西我就是要学，所以徐光启很坦然的说，几何概念是中国文明当中没有的。没有就学，你学了不就有了吗？你学来了就是你的，这是人类的共有遗产，我是人类我是当然的继承人，不管你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我都可以继承，一旦你分出彼此来，分出西方和东方就很狭隘了。

我一直讲，人类如果遇到外星文明已经直接影响地球文明的时候，地球文明肯定就一体化了，就可以完成自我建构，就不扯中国文明和外国文明了，我们要应对外星文明的挑战。我们回溯这两三千年就是这样，遇到外部挑战的时候，就觉得内部的团结很重要。如果这样来理解，其实中国文明的可塑性、可造性都很强。

燕京书评：心理学者朱建军写过一篇文章《大儒常无父》，里面提到过一个现象，孔子三岁丧父，孟子二岁丧父，此外，欧阳修四岁丧父，范仲淹三岁丧父，岳飞、张载十三岁丧父。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幼年丧父的人，往往对父亲有着完美的想象，而现实中的父亲往往有缺点。所以，孔孟对于国君有一种幻想，期望“君父”对臣民就像慈祥的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孔丘、孟轲都没有看到他们亲生父亲的缺点，所以在制度设计中也忽视了对“恶父”的有效制衡。你怎么看？

马勇：多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伟人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父亲很早就没了，母亲带大。你举的这些人物之外，近代的鲁迅是这样，胡适也是这样。当年我们主要是讨论胡适，胡适对他的父亲就是一种完美的想象，因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之后他对父亲的印象都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在《四十自述》里边记录，母亲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把他喊醒，告诉他应该像父亲一样光宗耀祖，好好读书，在他的心目当中种下了父亲的完美形象。

但是究竟这能不能转型为儒家对国君、对统治者的塑造？我并不认同这个作者做的分析。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多了，从孔孟、鲁迅、胡适，他们对政治统治者的判断并不一致，他们并不认为这些男性政治统治者，都是好或者都是坏，其实还是很具体的。但是，幼年丧父对孩子本身的性格养成至关重要。

我们读书的时候会讲到这几个例子，孔子的性格养成和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孟子的性格养成也和他母亲有很大的关系，孟母三迁——孟子的母亲不断的给孟子换邻居，不让孟子受坏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他母亲对他的教育，使他的性格很平易。我们今天讲胡适的性格当然是优点居多了，但是缺点也有，他好像对很多问题不愿意明白表示自己不认同——认同的他说，不认同的他不说。我分析，可能和胡适幼年丧父有关，他有点胆小。

这样一种个人经历，多大程度上能够这种推而广之，进入政治层面去讨论，我心存疑虑。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谈资，但是作为一个规律去概括就比较难。因为这种例子，要举很多才能够做这种分析。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非常完美的形象，而这个完美其实就是一个建构过程。我父亲是50多岁去世，我那时候20来岁。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你越来越觉得他很完美的处理家庭事务和人际关系，事实慢慢流失，形象不断的建构。我觉得这是个建构过程，因为我父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们，我们兄妹几个，只要你在家看书，我父亲从来不会去批评。但你如果不看书，他会告诉你去干活。后来我们都考大学出来了。这时候你慢慢想，就会去建构，寻找他的一些优点。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失，肯定有很多东西不断被过滤出去了，因此他的形象就显得很完美。

董仲舒

▌在帝制时代，作为区域文明最高点儒家影响了周边国家

燕京书评：《中国儒学三千年》提到，北魏统治者意识到儒学可以强化皇权，笼络汉族士人，所以儒学在北魏早期受到相当尊重（235页）。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都喜好佛教，但他们都感到儒学更有利于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于是扶持儒学（247页）。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三教并举，都赞许儒学。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辽西夏金元统治者都推崇儒学，包括后来的明清两代同样如此。

我总体感觉，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建构的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特别有利于统治者：一方面，它为统治者提供了全套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有一套现成的统治制度，让统治者可以奴役民众。第三，它还提供了一套宗法、伦理方面的规则和价值观，让底层民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同时还认同这一套制度，从而自愿被控制，自愿领受穷苦艰辛的命运。你怎么看？

马勇：当年的东方世界，儒家是高点，现在北方的考古越来越多的证明，在这种非汉人地区，曾大量的传播儒家的思想。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了唐景龙四年（710年）抄本《论语郑氏注》的残本；在敦煌藏经洞里面，也发现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北部中国的少数族群，对于儒家文明很信仰，特别到了蒙元时期，元朝的政治架构其实非常儒家化，现在新清史的研究又讲了一个内亚，讲到满人文明本身的主体性，但实际上它是双向的。满人的文明深刻影响了整个大中国的文明，它的宗教影响了底层社会，它的文化生活影响了中国顶层社会，因为它是统治阶级思想。但是，儒家文明在满洲人没入关就开始影响它，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你刚才讲，儒家不仅提供了理念，而且它的制度建构，社会秩序的安排，一切都规范好了。明清之际，朱舜水就把儒家的这套制度架构搬到日本。因此，日本实际上就是按照儒家的这套东西教训王子，安排社会秩序。在那个时代，儒家确实比周边的文明程度要高，这也是宗藩体制之所以造成，以中国为中心的重要原因——儒家文明高于周边。和西方文明相比，其实很长时间是中国文明领先。中国文明开始出现衰落的态势，就是乾隆之后。我们读18世纪早期启蒙时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也是仰视中国。但马戛尔尼来了以后，观察中国好像不是那个样子，西方人就开始慢慢的调整了。这个时候，儒家就从高高在上的地位降下来了。

至于中国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多大程度上能够想到自己被奴役、被欺负，我觉得这是后来研究者的事情。因为人生太短暂……我在底层社会待过，如果邻居是个地主，给我一点点指导，我都感激不尽，如果逢年过节再给我一点东西，你就更加感觉这个人很好。

因此，在中国社会结构当中，儒家和其他的思想精英们，其实还是劝导社会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在政府不能管到底层的时候，底层的乡绅阶级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像修桥铺路等等底层社会的基础工作都是在农村当中先富阶级在做，他们的思想资源其实也分不清楚，你不能说他是纯洁的儒家或者纯洁的佛家思想，但他确实是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关系纽带。

老百姓自我意识的自觉，应该是启蒙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为什么要启蒙民众？就因为你要知道你的权利是天赋的——但是，底层民众能想到我的权利是天赋的，这太难了。帝制时代的中国人认为，你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过去我们一直讲吃皇粮。

胡适张扬的就是启蒙运动的观念，让每一个人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当然，这是工业化之后现代社会被普遍认可的观念。中国历史走出这一步，可能还要经过一番挫折，一番奋斗。最理想的状态就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制约公权力，这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做的，但中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君主一人独尊，臣民跪拜，人格尊严何在？

燕京书评：中国的帝制从秦代到清代，维系了两千多年，按照金观涛教授的观点，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显然，儒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亡国”大约二三百年来一次，但一直没有“亡天下”；另一方面，在这种文明的延续中，君主专制不断自我强化，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你怎么看儒学与帝制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功过得失？

马勇：儒家当然是最有利于皇权的稳固。金先生当年讲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时候我在读本科。后来几十年我也很信奉这个解释。我一直按照他这个解释往下讲。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就20来次，这个频率太低，它不像西方的中世纪那样动荡。儒家的说教，为宗法社会提供的伦理原则，家国同构，中央政府的保姆政策，把所有的东西替你想好，因此使你感觉到皇恩浩荡，而且到了一个县衙门里面，县官都被比作父母官。那你有什么好反抗呢？天下乌鸦一般黑，换了一个就能更好了吗？也不一定。

但是中国的改朝换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政策不能调整过来的时候就发生了改朝换代，一个旧王朝灭亡的时候，没有人觉得很惋惜。例如，清朝亡国，没有人痛哭流涕，历史就这么变过去了。

当然儒家对帝制巩固的稳定作用，包括宗法的伦理原则，秩序安排和不断的说教，再加上科举制度，让你为了你的前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到里边去了。它给了人们一个社会晋升的空间。在一个社会，就业很好，每个人都很安逸的生活，大家也就觉得很幸福了。在西方社会，民众不造反就因为很安逸很舒适。中国社会稳定的机制，和儒家建构的一整套中国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很重要的就是四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士大夫和商人两个阶层很小，而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层很大。在古代社会，这两个阶层收入不高，但是不消费。你到农村去不需要多少消费，因为农民一年就没有多少可开支的，粮食、蔬菜是自己地里面种的，政府管住盐铁就行了，因为农民不可能自己去晒盐，吃肉的话，我在离开老家之前，每年春节吃一顿肉，到八月十五炖个小鸡。

在士农工商里面，工人、农民两个阶层在经济上低消费，可能也是社会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儒家在这里边确实很配合，因为儒家的目标就是社会稳定——尽管你不幸福，但是没有灾难。现在很多人讲，天下乱了之后，战争发生，吃亏的还是底层社会的人。但是，底层社会其实没吃大亏，但也没赚到什么东西，因为底层民众的消费状况和经济支撑就是这个样子。

在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为什么发生？就因为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城市新居民，他们感觉这个体制不合理，资产阶级革命就发生了。中国是稳定的农业社会，一直没有工业化，近代的城市化大概只有在1860年到1890年代速度比较快，其他时候的城市化就很难说。真正的高速发展，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中国2000多年来的帝制，儒家肯定有很大的责任，但全部责任还是在社会结构上。

杭州岳王庙大殿

▌汉代以后儒法已经合流

燕京书评：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说中国帝制时代的统治是“儒表法里”。但是，刘泽华、袁伟时先生都不赞成这一说法。《中国儒学三千年》显示，儒学在荀子那里就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他的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是法家。进入汉代以后，儒学多次自我转化，迎合皇权的统治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它和法家都是一样的。

台湾黄源盛教授的《汉唐法制与儒家传统》认为，汉代引礼入律及引经决狱，导引了传统法制“儒法合流”、“礼刑合一”的先河。这一观点也证明帝制时代实际是儒法一体。你怎么看？

马勇：我个人也倾向于这样看。我过去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处理过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导致他的弟子，甚至整个汉代都是引经典判案，一直到清朝的律制改革。沈家本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律学，伍廷芳是研究西方法律制度， 1903年的改革，才做到了中西合璧。

我一个朋友在南开大学开清代律例课，每年的博士生论文答辩都请我过去。清代法律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根本性指导，因为它不可能游离出儒家价值搞出个非儒的体制来。因此，上一代学者强调儒家和法家是一体两面，其实就很隔了，它实际上已经内化了。在董仲舒的时代，就已经把法家内化为儒的一部分，这时候的儒本身包括了法。所以，汉宣帝讲“霸王道杂之”。

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儒家背景下，儒家被董仲舒建构之后，成为社会唯一的思想体系，其他的学说就很难继续出现一体两面。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在董仲舒的架构当中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你只能融入到这个大框架当中。但是，学术需要求异，你肯定要讲不一样的话，但这种不一样，其实很有限度，你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在一个大环境下，根本没办法脱离这一套话语体系。所以，把儒法看成一体两面这种机械性的组合，我并不是很认同。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当中，它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有机体。像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当中的博爱，它当然来自墨家，但你说它就是墨家也不对，毕竟它是一个重新营造的过程。

燕京书评：有学者提出，自汉代以后，儒家一直想努力改变以法家基础建立的皇权专制统治体系。但是，“儒法合流”、“礼刑合一”充分说明，儒家只是在谄媚皇权，以维护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且保持自己特权阶层的地位。那么，所谓的“儒法斗争”是否存在？

马勇：其实我就是从这儿起步的，我1973年就是当文化兵，正好赶上评法批儒，按照那个时候的逻辑，从有儒家开始就有了儒法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挖空心思去找历史上的例子。我的同学去注释法家的作品，有人注释柳宗元的作品，注释章太炎的作品。

后来我做专业研究后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和冲突只在很短暂的时间发生过——那就是秦始皇在建构新的帝国意识形态的时候。秦朝统一之后，架构应该是什么样子？博士们就对秦始皇讲，新王朝并不意味着新制度，还应该按照原来架构封邦建国，尊重地方的文化传统，尊重地方的发展。但李斯就讲，不对，应该建立万世一系、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制度，《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的这一记录，实际就是儒法之间的冲突。

等到董仲舒、汉武帝的年代，已经没有独立存在的法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儒法冲突。在秦始皇之前，更不存在正面的儒法冲突。那时诸子百家错综复杂，儒家和法家当然有冲突，孔子杀少正卯肯定是儒法之间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构成轴心时代中国文明的主轴，它只不过是所有思想流派冲突磨合之间的一次交手。

1973年的评法批儒对我影响很大。但这个运动夸大了中国历史上的事实，我不认同这个再解读。当年那些作品我都读过，包括杨荣国的《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冯友兰先生当时的著作，上海《学习与批判》，以及北京“梁效”发的文章等等。当时我觉得这些解读很有道理。但是，今天从专业立场反思，就觉得中国历史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因此我后来就不认同这一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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