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

说到历史上的“江南”,显然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白居易《忆江南》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诗人笔下,诸如水村、山郭、酒旗、古寺、楼台、江花、绿水,江南的春天,风光美不胜收,甚且耳熟能详。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1)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探讨的江南,在历史的演变中并无真正与之相应的行政区域。

即使如此,还是不能不提及唐代的“江南道”,但唐代的江南道包括今日浙、赣、湘、闽四省及苏、皖二省的南部。

至盛唐时期,将其一分为二,分为“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但江南东道仍包括浙、闽二省及苏、皖南部。中唐之时,又将江南东道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地,通常所谓的江南相当于“浙西”。

至宋代,盛唐时期的江南东道,又被分为两浙、福建、江南东三路。至元代,两浙路被取消,浙西路并入江浙行省,“江南”一称不再被用作行政区划名称。

入明之后,又把这一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苏、松、常、镇、宁划入南直隶,南部杭、嘉、湖并入浙江省。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2)

尽管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仍有“江南诸省”一称,包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四省,但这里所谓的“江南”,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广义的行政区域概念,仅代表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江南显然具备一种地理完整性。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为杭州湾和钱塘江,西则为皖浙山地的边缘,大致属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从地理、水文、自然生态诸方面,确实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整体。

从经济生产消费模式及其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说,上述的八府一州也确实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地域。

自晚唐以来,凭借其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完备的水利设施,再加之别具一格的经济生产模式,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富足与城市化的象征。一句“太湖熟,天下足”的民间谚语,已经明白道出江南是天下的粮仓。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桑叶、棉花等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由此带动的棉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便捷的水路交通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贸易航线的开通,大量市镇的崛起及其移居人口就业机会的增加,更使江南成为中国最富庶、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口最为密集和极具变化的地区。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3)

从文化特性的角度来说,作为文化区域的江南,若欲加以界定,则更显困难。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因为“江南是一个特定的名字,是一种流行的诗意暗示、想象出的丰富形象、享乐主义和肉欲的美丽,这些都是少数人的特权,也只有这少数人能够置身于这种丰富多彩之中,所以江南的界限永远是充满争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江北的扬州府与浙东的宁波、绍兴二府。

尽管就自然地理的位置而言,因为长江的相隔,使扬州成为江北;同样的道理,因为钱塘江的阻隔,使宁波、绍兴成为浙东,从而与位于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有所区别。然就它们的物产与民众生活的富庶、商业文化的繁盛以及与长江三角洲经常而且便捷的交通往来来说,在明代仍然可以被视为江南的一部分。

究其理由,尽管扬州的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与江南的吴语方言存在着区别,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存在,同样将扬州与江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4)

宁波、绍兴二府,其方言虽别具特色,但就其大的范围而言,仍属于吴语系统,且大运河虽以杭州为最南端,但大运河向南其实有一个延伸段,即经绍兴直达宁波的运河,同样也将绍兴、宁波与浙西联结在一起。无论是交通联系,还是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扬州、绍兴、宁波三府均应归于江南文化的范畴。

换言之,风俗习惯、方言将扬州、绍兴、宁波与所谓的江南有所分隔,却又被一种想象的繁华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鉴于此,本书所谓的江南,除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之外,尚包括扬州、绍兴、宁波三府。

早在元代末年,由于元朝政府对江南士人采取一种较为优惠的政策,致使元代末年的江南士大夫以及富民,无不过着一种相对奢侈优游的生活。他们以豪奢相尚,广建园囿,诗文唱和,从容风雅,确乎可称乐土。“吴中素号繁华”,大抵已经道出了元末江南的繁盛景象。

至明正统、天顺年间,江南经济得以恢复。以苏州为例,当时仅可称“稍复其旧”,但还是“未盛也”。直至成化年间,经过朝廷的休养生息,苏州已是“迥若异境”,愈益繁盛。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5)

这种繁盛的景象,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城市大兴土木,“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馆亭布列,略无隙地”。
  • 二是城市人口集聚,“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
  • 三是旅游、娱乐业的勃兴,“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 四是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凡是上供给朝廷的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均有所增加。尤其是像刻丝、螺漆之类,自南宋以来,这些工艺久已失传,明代不仅加以恢复,而且使工艺更为精妙。
  • 五是人材辈出,尤称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骎骎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至嘉靖、万历年间,尽管朝政不纲,但江南承平已久,号称“斗米七钱”,更是奠定了江南的人文风气。

忆江南最忆是长安(你知道吗能不忆江南)(6)

这种风气,倡始于士大夫,他们以科名归养,暇日颇多,风气渊雅,闻人辈出,成为一时人望。譬如他们刊刻一本书或法帖,其间即使是小小的异同,小小的源流,动辄成为掌故,导致众人“闻其逸事而慕之,揽其片楮而芳香悱恻”。

风气所及,即使是当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也远远超越后世的士大夫。可见,借助江南的地理优势以及市镇经济的繁荣,再加之江南士人通过科第而陆续进入仕途,以世代簪缨为特点的江南士大夫家族在明朝重新得以确立,其行为乃至风尚,成为一时楷模。

明代江南的文化生活,大抵可以“风物闲美”四字加以概括:说其“风”,是指江南形成“时尚”之风,出现时尚人物,并进而引领着全国的时尚潮流;说其“物”,是指江南人性益巧,物产益多,工艺日精,并且出现了“物带人号”的现象,很多物品以时尚人物命名;说其“闲”,是指基于生活富足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江南的士大夫,还是一般的庶民百姓,无不带有一份闲情逸致的心境,追求生活的娱乐化,甚至出现了职业的“帮闲”与“女帮闲”;说其“美”,是指江南的文化生活存在着一种追求艺术化的倾向。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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