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卫民说艾滋病多久彻底排除（对话两优一先王克荣）

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办公室主任、护士长，王克荣的身后，是上万名艾滋病患者，他们在这里得到身体和心灵的支持。不管是进入传染病医院，还是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结缘，最初都不在王克荣的人生计划之列，但几十年如一日地干下来，她有了越来越大的愿景，希望艾滋病人能真正成为“普通人”，也希望艾滋病迎来真正治愈的那一天。

工作中的王克荣。北京地坛医院供图

获表彰体现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重视

新京报：获评“两优一先”，你的心情如何？

王克荣：觉得很意外，之前是听从单位安排上报了材料，没想过真的能评上，因为优秀的人特别多。我觉得这其实不是给个人的奖章，而是国家重视传染病防治、关注基层一线真正与病人打交道的从业者的体现，艾滋病防控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我只是成千上万名参与者之一，作为代表被推荐出来。

新京报：你党龄有多少年了？

王克荣：我成为预备党员是2002年，2003年6月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党龄是18年。

新京报：入党的契机是什么？

王克荣：我从1984年进入北京地坛医院工作，入职后不久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和考察才最终入党。好像没有某个具体的契机，可能我一直比较追求进步，还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团支书，工作之后身边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同事，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念头。回想起来，入党的时候特别激动，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能给党抹黑。

新京报：那些给你带来影响的党员同事，哪些方面给你留下了印象？

王克荣：都是日常工作中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小细节。那会儿不说“以病人为中心”，但和病人打交道的时候，都是急病人所急，像丁丽英护士长、李兴旺主任等，他们把病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

记得有一次，病房收了一位乙脑病人，小伙子是农村人，进京打工，家里很困难。丁护士长等就自发给他捐款，买药、凑路费，联系上他爸爸带他出院。他们很感动，后来特地背了一箱橘子过来感谢。现在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好像是一句口号，其实临床一线处处可以体现。他们是这么干的，我也潜移默化受到影响，觉得应当这样。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党员是什么样的？

王克荣：我觉得党员就是先进分子，要更规范自己的言行，看待问题要考虑到更高的层次，不光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门诊，要进一步考虑到整个群体和社会国家。

从等死到免费治疗 见证22年艾滋病患者境遇之变

新京报：你和艾滋病打交道多久了？这期间，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境遇有哪些变化？

王克荣：地坛医院1987年收治了首例艾滋病，我是1999年进入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房当副护士长。这22年来，艾滋病患者群体的境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早的时候，艾滋病不像今天这样耳熟能详，还属于一种传播源、传播途径都不太清楚的新发传染病，病人非常少，入院要单间隔离，没有药，只能对症治疗，得了基本就是等死。

后来有了进口药，但非常昂贵，一个月药费近2万元，很少有人买得起。有一个患者用20万卖了朝阳门外的一套商品房，也就吃了不到一年的药。再后来，国家出了“四免一关怀”政策，艾滋病人可以享受免费的治疗了。

整个艾滋病的救治，从没药到有药，从吃不起药到免费用药，到现在药物的选择越来越多。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病人活了下来。

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有很大变化。最初是单间隔离，到现在是普通病房，根据不同的并发疾病，每个科室都能收，这是以前不能想象的。以前去病房探望他们的人很少，现在好多了，家人、朋友都有愿意陪床的，有那么一点儿像普通疾病了。

新京报：红丝带之家是怎么成立的？

王克荣：红丝带之家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给病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最初艾滋病是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患者单间隔离治疗，无法接触外界，没有特效药，没有治愈希望，自己也不接受自己，情绪很压抑。

还记得90年代的时候，一个病人夜里来输液，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墨镜、围巾，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那会儿病人少，每一个我都非常熟悉，就和他打了个招呼，说XX你来了。他当时整个人都紧张起来，说护士长，下回可别叫我名字呀，被听到怎么办？我们交流的地方是护士站，对面两间抢救室，之间隔着两层隔离窗，灯光很暗，这种环境下，他仍然很怕被认出来，这就是当时艾滋病人的状态，心理压力非常大，自我歧视很严重。有的甚至会求死。

有一个三十来岁小伙子，住院的时候跟我说，等病情稳定，他要报团去沙漠旅行，下了车，就朝着一个地方一直往前走、不回头，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死掉。我劝他不要想不开，你这样做了，旅行团怎么办？还有一个女病人，家里条件很好，家人会来看她，但她自己很绝望，每天就是听着佛教音乐，等死。

这种背景下，医院内部成立了一个关怀艾滋病患者的组织，也就是红丝带之家的前身。当时没想要发展成怎样，就是希望病人可以离开封闭的病房，穿着自己的衣服，有一个地方可以坐着，和其他的病友、和我们、和家人聊聊天，我们也可以给他们讲相关的知识。我们也不穿白大褂，整个空间布置得像家一样，有沙发、绿植、书，大家一起聊天、吃饭，没有白眼和歧视。

新京报：红丝带之家现在发展得怎样？

王克荣：变化也是很大的。一开始没有专职工作人员，都是我们医务人员兼职来做，患者也不多，活动也简单。2003年12月1日，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地坛医院看望艾滋病患者，非常支持这项工作，鼓励我们注册，经过1年的筹备，2005年，北京红丝带之家在民政局注册成功，成为一个正式的社会组织，我是第一个专职人员，开始了长期的、有规模的活动。

十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力量聚在一起。许多受过帮助的艾滋病病友，加入我们成为志愿者。我们现在有5个专职护士，聘用了7名工作人员，加上长期志愿者、各种同伴，每天全职工作的人有20个，每天接待病友五六十人，长期拿药的就有9000多人。

新京报：工作内容有什么变化吗？

王克荣：最初是什么都干，病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做什么，答疑解惑、给家属做工作、提供志愿服务等，那会儿病人也不多，一天来一两个，有时候没有。

后来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越来越规范化，更像全链条的慢病管理和医务社会工作，包括从预防到治疗、随访、提高生活质量，其中也包括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贫困救助、医疗转介等，我2009年还考了社工证。

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也从单个的个体，变为特定的群体。会更关注儿童、老人、女性、残疾人、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

新京报：你和艾滋病打交道22年，为什么会坚持这么久？

王克荣：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最初是正常轮岗过来，兼职红丝带之家，接触到艾滋病人，觉得他们很不容易，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熟悉之后，很多老病人见了你，就会过来打个招呼聊聊天，彼此家里的情况都特别了解，随着人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就聚了起来，形成这样一个组织，工作也一直做了下去。

新京报：这个群体现在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你对他们有什么愿景？

王克荣：现在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治疗，是污名化和歧视。北京80%多的艾滋病人都是男男同性恋感染，在一个以异性恋为主流的社会，他们天然就会受到歧视，再感染，就受到双重歧视。在就诊、做手术的过程中，艾滋病人也容易遭遇歧视和拒诊。

我的愿望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普通人”，当需要看病的时候，能走进一间诊室，正常告诉医生我得的是艾滋病，医生也能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对待他们。我也特别希望艾滋病有治愈的那一天。

“护士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 会工作到干不动为止”

新京报：这两年的新冠疫情，让医务人员这个群体更频繁地进入大众视野。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做护士？

王克荣：当初选择做护士是受别人影响。高中班主任的爱人是护士，他觉得护士特别崇高，是白衣天使，会经常对我们谈及这个职业。那会儿高考也没恢复多久，受他影响，班上7个人包括男生，都当了护士。

新京报：怎么决定进传染病医院的？家里同意吗？

王克荣：进地坛我也比较意外。我当时在宽街中医院当代培生，按理会留在这里，地坛医院那会儿还叫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缺人，需要抽调一部分过去。班主任征求好几个同学的意见，都不去，后来找到我，我是团支书，户口上的住址离医院近（其实已经搬了家），我就答应了。

父母没有不同意，但肯定不愿意。我觉得在哪里都是当护士，哪家医院也都需要护士，总不能没人啊，最后就来了。外界会觉得传染病医院很危险，其实这里反倒是最干净的。

新京报：你当了37年的护士，现在怎么看待这个职业？

王克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一个能帮助别人的职业，工作中会有很多开心的瞬间，扎针时“一针见血”了，给病人吸痰之后对方能喘气儿了，听诊器里听起来清爽了，或者看到他们病殃殃地进来、恢复健康后出院了，会很有价值感。

新京报：想过退休之后怎么过吗？

王克荣：我今年58岁，也快退休了，但我会继续工作的，会为这个事业一直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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