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大学何时能返校（怀念在母校天津大学的日子）

历添新岁月，情满好山河。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时光稍纵即逝，2022年飞至。不知不觉中，我已经52岁了。跨入知天命之年，人就很容易读懂天地间的诸多密码，对生活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蓦然回首自己来时的路，发现自己大学毕业竟然30年了。

那些青葱岁月，恍若昨日，在记忆中仍是那么清晰。

岁月激越云飞扬，旧日印象未泛黄。

1988年夏秋之交，我收到了天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学校的简介：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北洋大学，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创建于1895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开端。天津大学是中共中央首批确定的16所国家重点大学之一……

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为自己能跻身这所名牌大学而深感荣幸。

踏入天津大学校园后，我深为其占地广且风光美而震撼。水，最能体现一个地方的性灵。这里的湖水之多，至少是北方高校之最。开学时是初秋时节，湖中油油的水草，摇曳着秋光，令人心旷神怡。

天津大学有四个湖，分别名曰：“敬业”、“青年”、“友谊”、“爱晚”。除了“爱晚”尚有古韵遗风，其他三湖的名字都给人一种质朴向上之感。虽然青年湖面积最大，但我一直认为敬业湖才是天大的四湖之首。薪火相传的天大精神，从来都无关风月，就如同“敬业”两个字，淳厚而深沉。潋滟的湖光，折射出天大内敛强劲的风骨，蕴涵着孜孜不倦的精神。

白天的课余时间，我喜欢在敬业湖畔读书，端坐于湖边的长椅上，将书展放于膝上，风吹哪一页，就看哪一页。秋日的阳光洒在身上，心旷神怡，胸中仰起淡淡的喜悦。

湖水清且涟漪，致我学海无央。当时的我常常想，老校友徐志摩（曾是北洋大学法科生）笔下《再别康桥》中的康河，也该和眼前的湖景一样迷人吧。当晚霞在西天燃尽、夜幕降临后，我就恋恋不舍地离开湖边，背上书包进入图书馆的阅览室读书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是在山西吕梁的一个偏僻村庄长大的，门前便是奔腾不息的黄河。少年时的我，常常一个人在黄河岸边的沙滩上看书，读出了青山之妩媚，读出了落叶之精神。累了，就望着黄河发呆，想着黄河的源头与尽头，进而想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形而上学的迷雾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河中经常有小木船搏风击浪，船夫们艰难地摇动着桨，喊着撼人心弦的号子。汹涌澎湃的黄河水与艰难行进的小木船不断地告诉我，要学会劈波斩浪，笑对人生风雨。从那个时候起，我渐渐地志存高远，意志越来越坚强，硬若钢铁，坚如磐石。

家乡黄河的景色十分壮观，只有久居此地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到。春夏秋三季的美景自不必说，即使到了冬天，它也有一种夺人魂魄的美。劲厉的寒风在黄河冰冻的表层呼啸而过，淡淡的夕照与苍凉的田野溶为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人生的思考。

当岁月蹉跎的影子渐渐拉长的时候，我与黄河不得不说再见了。15岁时，我考入了山西省重点中学——吕梁贺昌中学。3年后，我又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入了天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马克思主义基础专业。

天津大学的4年生活是我人生中的华彩乐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如同一只羊闯进了满目春光的青草地，在以藏书多著称的天大图书馆及社科阅览室中读了大量的书籍，从大一的第二学期开始就在全国的报刊（包括中央级报刊）上发表作品，记得当时常有稿费单寄来，稿费最多的一个月竟然有1700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才200多元）。

看书与写作疲倦了，我就想起了在家乡黄河边度过的苦乐年华，于是便陡地来了精神。翻卷着浪花的黄河水，夜夜澎湃在我的梦里，涛声高一声低一声，如严父的呵斥，一直在鞭策着自己。

大河入梦，豪气入肠，胸中汹涌着万丈波澜，笔下自有了隐隐风雷之声。

阅读的过程是个吸纳的过程，写作的过程是个释放的过程，吞吐历史烟云，化为笔底春秋，写出人世沧桑。这种厚积薄发的吸纳与释放，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加或递减，更是质的飞跃。

参加工作后，我如一辆不知疲倦的战车，一直呼啸向前，向前！上苍不负，天道酬勤。工作后的第一年，我便在各级报刊上发表了640多篇稿件。在母校天大博大深广的知识积淀及写作训练，成就了我后来纵横驰骋的笔墨江湖。

如今的我，勤奋一如当年，每天无论多忙，坚持至少写五千字。在工作之余，我已陆续出版了43本文史类的书籍，都是出版社主动找到我出版的，无一本自费出版的书，在市场上颇受好评。三观比五官还正，丹心一片付春风。

壮岁饱尝风霜味，几经激流过险滩。人生不易，但于母校天大形成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始终在指导着我激励着我，使我能够从容克服所有困难，一直行走在柳暗花明的岁月长堤。

多年来，我一直很自豪自己是一名天大人。天津大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民国时期，前后有三任内阁总理，都是天大的校友，他们的名字是唐绍仪、王宠惠、王正廷。其中王宠惠的毕业文凭存世，被誉为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上书“钦字第一号”五个大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率先积极参与的高校之一。我国现存唯一的一段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学生运动的影像资料中，就有北洋大学的旗帜。也就是说，这个影像资料中，能看清旗帜的大学，只有北洋大学一家。

当年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中，有不少天大的校友。张太雷就是最著名的一位，他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在我党成立之前，他就是共产国际中国科的书记了，在党内资历很深。

张太雷当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我党早期三大起义之一广州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不幸战死于广州起义中。他是我党历史上唯一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政治局常委，殊为可叹。据熟悉张太雷的老一代人回忆，张太雷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他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读书时成绩一直突出，特别是英语非常流利，还精通俄语。他发表的文章俱文采飘逸，有典型的学者风范。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也都是天大的校友，他们不幸都在抗战时期牺牲了。战争年代，牺牲了很多的天大人，尤其是天大的工科生前仆后继用所学提升我抗日军民的战斗力，在枪械、地雷、手雷等改进方面出力良多，很多人因之而牺牲于日寇之手。红色天大，光耀日月！

当时的国民党方面，最著名的天大校友是陈立夫。他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蒋家天下陈家党”，说的就是国民党的党务大权，一直控制在陈立夫及其哥哥陈果夫的手中，连蒋介石都对陈氏兄弟的大权独揽没办法，可见其能力之强。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也是天大的校友，建国前夕，孙越崎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身份，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台湾之命令，冒着生命危险，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三万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了新中国，功勋卓著。

天大的校友中，大科学家就太多了，我这里只提两个人，都是为中国的强大作出巨大贡献者。一个是吴自良，他是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另一位是姚树人，他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的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我和爱人是高中同学，当年我们同一年考到天津读大学。

我儿子后来也考入了天大，我们父子成了校友。我儿子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等大报以及一些核心期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了，和我一样勤奋，很令我欣慰和自豪。我的孙子也4虚岁了。芳林新叶催陈叶，这是自然规律。

母校天大，是我记忆中最温暖、最亮丽的部分，也是常让我泪湿的一方天地，我永远的精神家园！（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