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为什么会混战（澎湃思想周报也门内战六周年）

卢南峰，庄沐杨

也门内战爆发六周年

时间拉回到2015年3月26日，当沙特领导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动军事干预时，也门人民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见证该国漫长而动荡的历史上代价最为巨大的冲突拉开序幕。

2021年3月26日，也门内战爆发六周年之际，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中东研究与政治学副教授贾马尔·贾西姆（Gamal Gasim）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刊文评述也门局势。贾西姆认为，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也门全境，但其统治存在潜在的危机，而冲突的另一方——沙特领导的联盟缺乏统一的目标和行动策略，也门国内的亲沙特势力各有谋算，导致持续六年的也门内战还将继续，也门人民看不到和平的曙光。

2017年8月23日，也门萨那，救援人员在被沙特联军空袭击中的房屋废墟施救。

贾西姆写道，虽然也门历史上也曾经历几次内战和军事干预，但没有一次像正在进行的内战这般灾难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战争已造成“超过23.3万人死亡，其中13.1万人死于缺乏食物、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间接原因”。此外，有2000多万也门人正在经历粮食短缺，其中1000万人面临着饥荒的危险。

在内战爆发六周年之际，这场毁灭性的冲突仍火力全开。沙特领导的联盟与胡塞武装在马里布、萨那和塔伊兹等战略要地的军事冲突升级，也门人担心，该国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将在未来数月或数年内继续恶化。

那么，沙特领导的联盟和胡塞武装进行持续而针锋相对的作战，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在最终以外交方式进入谈判并结束冲突之前，他们是否在作最后的尝试以扩大自身影响？抑或他们仍试图实现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并一直保持到冲突结束？最重要的是，也门是否有希望实现可持续的和平？

为了能够回答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贾西姆认为有必要检视自冲突开始以来双方所设定的目标和所采用的战略。

贾西姆表示，胡塞武装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整个也门，这个目标甚至在沙特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发动第一次空袭之前已经明确。2011年，也门反抗时任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的起义初期，胡塞武装与反对派结盟，并在几个城市参加了静坐示威。但在同年晚些时候萨利赫被赶下台后，胡塞迅速扭转了立场，与萨利赫结盟，并与仍然忠于前总统的部队一起，企图在2015年年中控制了也门的大部分城市。然而，两年后，也就是2017年12月，他们认定已经用尽了与萨利赫结盟所能获得的所有军事和政治优势，便暗杀了他。

胡塞武装与萨利赫之间短暂的联盟表明了该反叛组织务实的政治手腕，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的决心。事实上，胡塞武装是也门唯一成功击败萨利赫的政治势力。萨利赫以其无与伦比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闻名于世，在他22年的统治期间，萨利赫凭借其狡猾的政治策略击败了无数的政治对手——从阿拉伯纳赛尔派到也门社会党和伊斯兰国党，但他最终没有逃过胡塞武装的利用和处置。

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领导的联盟，并努力扩大对战略城市马里布的统治，这是该组织为控制整个国家创造必要条件的宏伟计划的下一个篇章。占领马里布不仅可以巩固该组织对也门北部的控制，为该组织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为进入该地区丰富的油田提供了通道。

联合国最近对胡塞武装在马里布的军事进攻表示担忧，称冲突升级可能会危及目前居住在该地区的100万流离失所也门人的生命。然而，正如其过去的行动所表明的，胡塞武装明显漠视为其政治野心付出的生命代价，不太可能放弃控制马里布的愿望。

要让胡塞武装接受暂时的停火，至少需要沙特解除对荷台达港的封锁，该海港是向也门输送食品的主要入口。但即便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胡塞武装的目光仍会聚焦于马里布的潜在利益上。

尽管种种证据表明，胡塞武装仍像六年前一样决心控制也门，但并非不可战胜，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沙特领导的联盟，而是目前生活在其治下的人民。胡塞武装无力或不愿解决控制地区的失业、糟糕的医疗保健、不断上涨的汽油和食品价格等问题，这使得公众舆论对其不利。尽管胡塞武装官方继续指责沙特领导的联盟应对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负责，但大多数也门人私下里认为双方负有同等责任。公众对胡塞武装在地方治理上的铁腕手段日益不满，这有可能在未来引发针对他们的起义，或者至少在沙特领导的联盟攻破该组织的任何据点时提供帮助。

此外，该集团内部也有一些分裂的迹象。胡塞领导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牢牢控制着该组织。但最近，该组织的二线成员在一些问题上公开批评该组织的领导层，比如行政腐败，以及由亲胡塞分子控制的黑市的出现。这种看似日益增长的内部不满情绪，最终可能会削弱该组织领导层的权威，使其更容易受到对手的攻击。

另一方面，贾西姆认为，与胡塞武装不同的是，沙特领导的联盟缺乏明确的军事战略，也没有所有成员一致认可的最终目标。经过六年的战争，联盟成员在也门似乎有不同的政治期望。

阿联酋一度成为沙特在也门的主要盟友，但在其支持的分裂组织南部过渡委员会（the Southern Transitional Council，缩写STC）与国际承认和沙特支持的哈迪总统（Abd-Rabbu Mansour Hadi）发生血腥混战后，阿联酋于2019年7月宣布从也门撤军。

而沙特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太大，而泥足深陷，不能轻易退出。利雅得在也门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其地区竞争对手——尤其是伊朗——获得对也门不受约束的控制进而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

沙特最初并不认为胡塞武装是其在也门利益的主要威胁。如果胡塞武装在2014年底夺取政权时，作出保护沙特在该国利益的严肃承诺，这个石油丰富的王国就会容忍他们在也门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但经过六年的战争，摆在沙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拒绝任何妥协，并承诺继续战争，直到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或者，承认胡塞武装以及伊朗将在也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前提下进行谈判。

对沙特而言，两种选择都代价高昂。拜登当选总统后，决定停止美国对沙特领导的进攻提供一切直接军事支持，给利雅得施加了结束战争的巨大压力。此外，由于该国人道主义局势迅速恶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在向沙特施加重压，要求它迅速结束战争。但现在结束战争，让胡塞武装在也门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沙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因为它将丧失在该地区对抗伊朗的重要影响力。

沙特阵营的也门势力既没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也没有结束冲突的统一战略。比如，南部过渡委员会专注于在也门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与北方的胡塞武装战斗。而代表忠于前总统萨利赫（在死前几个月倒戈支持沙特领导的联盟）势力的塔里克·萨利赫（Tariq Saleh）事实上脱离哈迪总统的军事指挥而自行其是。尽管哈迪总统和他的一些盟友——比如伊斯兰武装组织——仍致力于从胡塞武装手中解放萨那，但他们缺乏独立于沙特采取行动的政治和军事意愿。他们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军事战略，因此很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

贾西姆总结道，在也门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制定了明确的胜利路线，也没有一个计划能迅速结束冲突，给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这场致命战争爆发六周年之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也门人民的苦难将在短期内结束。

比弗谈疫情下的自由与潜能

在最新一期的e-flux上，意大利哲学家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撰写了题为《自由与潜能》（Freedom and Potency）的文章[1]，讨论了新冠疫情下政治生态发生的转变，并试图澄清在此过程中被各方在不同程度上加以误用的“自由”概念。比弗首先注意到，在疫情到来之后，各方的政治立场很快随着各国政府所颁布的封城令等一系列管制手段而被区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拒绝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强制措施，另一方则支持包括封城令和口罩令在内的种种做法。

从4月3日至5日的复活节假期，意大利全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级，都升级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实施“封城”措施。

比弗观察到，对待封城令等手段的不同态度和各方立场，似乎标志着过往用以区分政治阵营的分类方式出现了松动，甚至是一种喜剧般的角色互换。例如，更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倾向于支持封锁令等限制措施，即便这种防疫措施伴随着的是如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的到来；反之，右翼及法西斯分子们则以“捍卫自由”之名，拒斥一切强加于他们头上的防疫行为。比弗认为，这种左右两方在政治诉求上的立场对调说明既有的区分方式已经失效，同时也揭示出了长久以来对于“自由”概念的误读。他进一步指出，对自由的理解需要立足于当下日益复杂的政治语境，同时对于政治话术也应该加以批判性的剖析。

对于左右两派对于自由的误用，比弗列举了两个在疫情期间颇有话题度的例子。首先是去年3月份当意大利开始实施封城禁令后，阿甘本撰文批判了这种行为，声称放由政府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防疫措施可能会招致一种基于“技术-医学专制”（techno-medical despotism），进而为日后的技术威权铺平道路。比弗认为阿甘本的批判由来有自，但也注意到了诸多知识分子对阿甘本所展开的批判。他声明自己并未加入声讨阿甘本的队伍，并将人们对阿甘本的抨击视作一种从众行为，并认为这种反阿甘本的话语源自一种浅薄的、对自由话术的操纵，反倒让自由一词沦为了区区一个没有深度的流行语。

另一方面，特朗普、博索纳罗等右翼政治强人则针对防疫措施展开政治动员，裹挟着阴谋论调，将自由植入到种种威权式的话语当中，自由也被简化为不佩戴口罩。比弗认为这种自由话术揭示了右翼眼中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另一部分受剥削民众的压迫之上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里，自由永远伴随着权力、剥削和暴力。也正因如此，他主张将自由放置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中进行辨析，以区分出各方阵营所误读的“自由”及其差异。

比弗首先框定了他所要澄清的自由概念及其范畴，即现代社会的自由话术所涵盖的哲学语境，包括过去四十年间经济自由主义者借助这一概念对社会生活带来的破坏，以及政治自由主义者借由自由对白人与西方特权的捍卫。他认为，对自由的误用首先是语言上的误用，即混淆了自由的三重定义：分别是本体论上的定义、政治意义、以及物理层面的自由概念。比弗进一步将这种误用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发达进行关联，认为正是这三层概念的模糊使得新自由主义得以被视作自由的代表，从而导致社会生活的系统性贫困和地球资源的日益枯竭。

在简要辨析本体论层面的自由时，比弗着重强调了自由概念的人本主义背景，认为这种本体论上的自由是一种能够设想自愿行动之有效性的条件，也因此是历史作为意识创造的条件。他援引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指出人类意志被赋予了自由统治随机事件的潜能，从而将反复无常的不可预测性置于权力意图之下。

对于现代政治的自由观将潜能与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的方法，比弗并不赞同，乃至直指这种联系是错误的：自由的话术将意志设想为不受限的，而潜能则潜藏在自由的空间之中。比弗认为，人的行动是发生在物质世界之中的，也因此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与意志之间的关系，反过来影响了自由的限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身体能做什么”和“其自由程度如何”这两个问题是相同的。一旦摆脱意志和现实世界的种种关联来谈自由，那么自由就只剩下了一具空壳。自马基雅维利到列宁，政治意愿使得人的意志可以改变自然，也由此引发了资本和意志的抗衡下，经济和技术对时间结构的侵蚀。进一步地，自由变成了一种简化了的话术，使得人们相信可以通过自身意志的选择来决定事物的走向。但目前来看，作为现代政治核心观念的自由，其民主潜能已经被技术资本主义所掏空；随着新冠大流行的到来，自由机制和基础的崩溃，也表明了在技术资本主义导致的复杂语境下，自由已经变得难以企及。

在现代社会，科学和政治两股力量都试图将世界简化，前者将世界的复杂性简约为物理规律，后者则试图用政治规律来概括复杂的世界。然而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政治生活中，这种归约都已经越发不可能，因为无论是科学家也好，还是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公民们也好，都已经意识到了世界的复杂性在这两个领域越发明显的显现。在比弗所说的“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中，越来越多来自自然的或宏观（如气候变化）或微观（病毒传播）的力量，同时在危及人类的身体健康，以及经济的、符号的与情感的领域。并且，我们如今正处在认知行为的自动化与技术语言之间的日益联结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不可逆的大势之中。例如，金融资本主义就越来越不受统治阶级政治意愿左右成为其意愿的投射，而是沦为金钱与社会之间、技术网络与经济决策之间自动联系的产物。但在比弗看来，讽刺的是我们的知识领域正在缩减我们的自由领域——宏观大势和微观事件都从政治意愿的把握之中逃逸，并限制了人类自由的限度。

对此，比弗提出了这样一系列问题：当技术资本主义将其优先权厘定为一种必然的需求，并将其置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时，留给自由意志的还剩下什么？当媒体巨头们无时无刻不在占据人们的注意力时，留给自由表达的还剩下什么？现状就是，政治自由已经被这样一种技术化的、自动化的植入渗透在语言之中。改变发生在新冠病毒的出现：一连串的卫生体制变革，乃至经济的、地缘政治的，以及心理层面的混乱也由此出现。可以说，疫情导致了既有的自动化模式以及全球化经济模式的崩溃，但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另一种自动化，即健康自动化、技术调节下的社交距离以及心理上的执念。在比弗看来，病毒的出现带来巨大的混乱，也让政治再度被简化为防疫。在疫情之下，病毒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未知因素，而受到病毒威胁的每个生命体，也就是每个人，同样也是一个不兼容于一个同质化模型的奇点，在不断演化的环境、技术、经济以及性相关的条件下发生变异。

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比弗先是挑明了物质演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给人类带来的不可预见性。这种不确定性昭示着当下我们在认知现实时所遭遇的困境；他也尝试从精神分析的方法入手，指出当下所讨论的自由所存在的一种“虚伪”（fallacy）与“虚无”（emptiness）。解读无意识出现的种种迹象，并将其转化为有意识的选择，这才是通向自由的路径。概言之，比弗所要阐明的自由是人通过对自主（autonomy）的追求而达到的某个维度（dimension），这种追求取决于人自身的潜能；所谓自主，其实既是想象的潜能，也是行动的潜能。

[1]Franco “Bifo” Berardi, “Freedom and Potency”, e-flux: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6/378694/freedom-and-potency/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