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京龙滑雪场哪年开业(北京第一家滑雪场开业时有多火)
朱向晨现在依旧记得千禧年的那个春节假期,石京龙滑雪场开始营业的第一个雪季,来滑雪场的车辆把进出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已经进入滑雪场的人们也很难玩个痛快:整个滑雪场只有1000套雪板,雪板在传到下一个玩家手里时,上个玩家踩上的积雪都来不及化。滑雪场的工作人员们从上午9点开门到下午6点清场,离不开岗位半步,连吃饭都来不及。朱向晨喊人去快餐店给大家买汉堡,送汉堡的车和游客的车一起堵在了滑雪场外。
1999年,朱向晨的石京龙滑雪场在北京延庆区建成。滑雪场距离市区80公里,这是北京第一家滑雪场,也是全国最先采用人工造雪的滑雪场。在此之前,全国只有不到10家天然雪场,均位于东北。
天然雪场“靠天吃饭”,只有下雪的时候才能营业。朱向晨记得,有一年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承办了某个赛事,恰逢滑雪场雪量不足,主办方只能雇佣当地老百姓从山下一袋一袋往山上背雪。
一个偶然的机会,投资人朱向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建立全国第一家人工造雪滑雪场后,投资人慕名来取经,现在光北京就有23家滑雪场,南方很多城市都建起了滑雪场。“现在滑雪的人越来越多了,高级道上的人在逐年增多。‘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带领着大家转变消费观念,希望大众把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开业第一年,只有1000套雪板的滑雪场被挤爆
新京报:为什么想在北京建一家滑雪场?
朱向晨:1996年,日本一家体育品牌公司要在北京投资一个运动场项目,本来谈好了让我承包这个项目的安装工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项目搁浅了。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日本商家经常往返于北京和日本,对北京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水平有了一些认识,跟我提议北京可以做一个人工造雪的滑雪场。
1999年夏天,石京龙滑雪场建设时期,朱向晨和同行在工地规划未来雪场的模样。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当时你对滑雪运动了解吗?
朱向晨:当时我对滑雪完全不了解。我也和日本商人说了,我不懂这个,我是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之前做的事跟体育行业压根不沾边。
后来我去日本高山市、北欧一些国家参观了人工造雪滑雪场,又去了我国东北的一些天然雪场,才对滑雪场有了一定认识。实际上,人工造雪雪场和天然雪场有很大不同,好在日本在这方面经验很足,我能从中学到不少经验。之后我就决定,要在北京办一个人工造雪的滑雪场。
新京报:为什么最后选址在延庆?
朱向晨:我们大概是在1998年左右开始选址,当时日本体育公司派了几名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做滑雪场设计。日本设计师测算后,认为滑雪场的最佳位置是从北京市区出发,一个小时左右能到达的地方。
那时八达岭高速公路正在建设,这个高速公路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条件。此外,延庆是北京市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温度比市区要低几度,雪季就会相对长一些。除此之外,当时延庆县(现延庆区)政府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可以补充延庆冬季旅游项目的不足,我们一拍即合。
新京报: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朱向晨:大家现在看到的滑雪场,原来是荒山,没有任何基础设施,我们得自己建配电室、锅炉房、租赁大厅、餐厅等等。1999年滑雪场刚建成时,我们只能保证滑雪场的基本运营,吊筐式缆车都没有,雪板只有1000套,而且只有双板,没有单板。作为一个滑雪场而言,这是很简陋的。滑雪场营业后,专业的教练也十分缺乏。但即便是这样,第一个营业的雪季(1999年冬到2000年春),滑雪场还是被“挤爆了”。
1999年夏天,石京龙滑雪场在延庆区张山营镇开始动工修建。受访者供图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能落下8000万残疾人
新京报:刚开业时滑雪者有什么特点?当时滑雪的价格怎么样?
朱向晨:来滑雪场的人很多都是旅行社带来的游客。其实大部分人是来尝试、体验一下,只能站在雪板上往下滑,拍几张照片。真正会滑雪的人只是凤毛麟角。这项运动门槛挺高的,北京的滑雪圈实际上也不大。那年大家知道北京终于有滑雪场了,本来要去东北或者出国的一些滑雪精英人士都来了石京龙滑雪场。
当时的收费模式和现在一样,分为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档次。比如春节,每人每天收费300多元。这个价格对于当时一般消费者来说很高,但北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这也是我们在前期考察市场时做的判断。
新京报:后来北京开了不少滑雪场,你关注过吗?
朱向晨:我开了第一家后,就有人陆续来取经。在接下来的三五年里,北京的滑雪场就超过10家了,大家现在常去的滑雪场就是那个时候建成的。滑雪的人也就慢慢多起来。
石京龙滑雪场营业之初曾举办过雪雕艺术展。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冬奥会的成功申办,给冰雪产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朱向晨:2015年申办冬奥会之后,全国都在大力推广冰雪运动。我们滑雪场刚开业的时候,只有两百多名员工,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五百多人。滑雪场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录用了很多当地人,因为他们对这里最熟悉,比如开缆车、开拖牵、造雪等。周边村里很多小伙子开始学滑雪,考证成为专业滑雪教练。
现在光北京就有23家滑雪场,南方很多城市都建起了滑雪场。有一年张海迪来考察过我的滑雪场,她说“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能落下8000万残疾人。2016年滑雪场扩建时,我们增加了50多处便利残疾人的设施,包括残疾人雪道、售票处、租赁店、厕所、电梯等。
新京报:现在来滑雪场的人呢,有什么变化吗?
朱向晨:现在滑雪的人越来越多了。去年我们雪场的客流量比前年增长37.5%,今年预计比去年更高。高级道上的人在逐年增多,人们更容易接受找教练认真学习滑雪。
曾经有些人认为滑雪是一个中产运动,但现在很多人也都消费得起了。我觉得不同收入结构的人群有不同的消费层级,人们可以在滑雪场租赁雪板,如果经济实力允许,也可以购买几万元的雪板。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运动消费观念的转变
新京报:你觉得“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个号召,对大众参与冰雪运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朱向晨:我觉得“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消费观念的转变,这个口号在崇尚运动,希望大众把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在延庆区担任过四届政协常委,同时我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2014年申办冬奥会时,我在延庆政协会议上提出,北京申办冬奥会成功,延庆作为一个主赛区,这里的孩子们却都不会滑雪、滑冰,那岂不是贻笑大方。我认为应该大力推进冰雪进课堂,当时政府很重视这个提案,立马就把它往下推行了。我们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比如孩子摔倒谁来承担责任?学校怎么安排滑雪课的时间?不过大家能不断商量出最优方案。
2015年以后,延庆二小的同学一年得有600人来我们这滑雪。我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保证滑5次学会,学不会我们免费再教。“冰雪进课堂”不是说让孩子们站在雪道上凑个热闹就行,而是让所有人都学会滑初级道。
除商人身份外,朱向晨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多年前就提出关于北京雪上运动和北京雪场建设的提案。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觉得未来滑雪场还可以朝哪个方向发展?
朱向晨:我觉得我们国家还应该提高人工造雪技术上的研发能力。现在国内滑雪场里很多造雪设备还要从国外引进,国内的设备生产水平和能力还很欠缺。
另外,现在滑雪场春、夏、秋季无法正常营业,导致了一些资源的浪费。未来,我觉得可以在其他季节对雪场进行二次开发利用,比如冲浪。我们有天然的水系统,你们现在看到的雪道都是白雪皑皑的,但实际上白雪下面都铺着钢管,这些钢管可以耐得住外界50公斤高压,也可以输送水,就像人体皮肤下的毛细血管一样。所以我觉得滑雪场的未来可能不单单是滑雪,而是更多元化地开发和更丰富地利用。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实习生 周婕妤
编辑 郭懿萌
校对 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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