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在启航（邓绍根百年启航）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由于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百年辉煌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坚守与践行、光大与发扬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创造了人间奇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世界。

党的一大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认为，从新闻宣传的新视角考察百年前召开的中共一大的相关新闻宣传活动，可以发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均拥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且全国58名早期中共党员绝大部分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一大会议期间，各地共产党早期代表不仅汇报了各地新闻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北京和广州），而且就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通过了未来相关工作决议；虽然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但也引起国内外报刊的关注并进行相关报道。中共一大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上具有重要的奠基地位，党的百年新闻宣传工作由此扬帆起航。

为什么会出现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94.83%拥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的现象？

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刊物不断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日益结合的过程中孕育诞生的。在中国“文人论政”传统和列宁建党思想（尤其是“办报建党”）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积极参与创办报刊、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中共一大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优良传统，而且设计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分工，也说明新闻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且全国58名早期中共党员绝大部分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它们将创办报刊机构建立新闻宣传阵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作为建党的重要环节，这说明新闻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建党的重要工作。

其次，各地共产党早期代表不仅汇报了各地新闻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而且就新闻宣传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未来相关工作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均有新闻宣传的相关条款规定。

最后，明确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的组成及分工，这种制度安排和组织分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高度重视和制度设计，反映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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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党的一大及其成立过程和意义的研究，成果丰硕，见解精深；但是从新角度出发开展对党的一大研究，仍然会有新的学术发现，更有利于深化党的一大及其党史研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主任，主管宣传工作，党的宣传事业有了专职干部和专门机构。各级党组织也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多种形式展开宣传，取得了显著成绩，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广泛地传播。”这就从党的宣传视角获得了新认识，但顺着这一思路，立足新闻传播学科，从新闻宣传的角度去研究党的一大，则会有新的研究成果。

所谓“新闻宣传”，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解释：“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党领导的新闻工作、宣传工作的统称。这与领导党的新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是党的同一个部门——宣传部——有关。由于党的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所以，尽管具体的新闻工作需要遵循新闻职业规范，但在宏观上，党领导的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在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笔者拟从新闻宣传视角，对党的一大进行新的学术研究，凸显其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上的独特历史地位和贡献，彰显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01 中共一大代表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

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指定出席了会议。他们共13人，代表全国58名党员；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在新近落成开馆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展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简况》记载的大会代表“社会身份”中，有四位代表具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分别是：李达“学者、编辑”，李汉俊“学者、编辑”，陈公博“教授、编辑”，包惠僧“记者”。另据《解放军报》刊文介绍：“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12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办过报纸和刊物。”遗憾的是，该文只是简单地列举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李汉俊、李达、陈潭秋等6位，并没有对12位代表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办过报纸和刊物情况作详细介绍。

事实上，如果对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生平经历详加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党创立前后均参与过报刊工作，均具有新闻宣传的工作经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李汉俊和李达均加入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积极参与《新青年》改组、撰稿工作，并共同参与了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的创刊工作；不同的是，李汉俊还参与了《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而李达则负责了党内第一份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工作。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张国焘受陈独秀的影响，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后又参与了《劳动周刊》《劳动音》的创办和撰稿工作；刘仁静则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积极为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撰稿，参与平民教育讲演团，创办了《先驱》杂志，主编了《政治生活》，并为《中国青年》《向导》积极撰稿。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毛泽东先后创办《湘江评论》，改组《新湖南》，指导《女界钟》出版，积极为长沙《大公报》撰写时评，创办平民通讯社和文化书社，发动和参与政治运动，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何叔衡则主编了《湖南通俗报》，还连载过毛泽东撰写的农村调查文章。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五四运动期间，董必武认为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与培养革命人才入手。当下能做的有两件事，一曰办报，二曰办学校，并着手行动，拟定了一个办《江汉日报》的募捐章程，明确办报宗旨及组织办法。1920年夏，他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了《武汉中学周刊》以介绍新思想。1921年2月，他和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并为该刊写评论。陈潭秋也参与了《武汉星期评论》创办工作，该刊以改造教育和社会为宗旨，反对尊孔读经，倡导民主与科学，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他撰写了《赶快组织“女界联合会”》《“五一”底略史》等重要文章在该刊发表，对促进革命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起到积极作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他们共同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参加了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励新》半月刊的创办工作，分任该刊编辑部主任、庶务主任。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陈公博，先后创办了《政衡》《广东群报》等报刊。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周佛海，则参加过民国日报社、新青年社，积极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撰稿。受陈独秀指定而派遣参会的包惠僧则是职业记者，先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记者。因此，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在建党前后均参与过报刊工作，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

实际上，不仅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绝大多数人拥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虽然据著作《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的58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职业”统计，有五位代表具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分别是：李汉俊“报人”，沈玄庐“官员报人”，邵力子“教授报人”，宋介“报人”，包惠僧“记者”。当时全国有58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其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14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6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8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6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4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3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5人，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2人。以上八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从前面出席党的一大代表参加办报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来看，仅有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创办报刊，但也通过投稿积极参加了国内报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而未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大的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则先后出版过《少年》《赤光》等刊物，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活动。笔者对每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参与建党活动的记载考察后发现：58人中，除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有3人（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没有新闻舆论工作经历，其他55人拥有新闻舆论工作经历，占94.83%。55人中，毛泽东、罗章龙（璈阶）、高君宇（尚德）、谭平山（鸣谦）、陈公博、谭植棠等六人是首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员，其中前三人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而后三人获得听讲一年证书。

近代中国国人办报兴起后，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文人论政”的传统。他们通过创办报刊，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制造和引导舆论，干预社会政治，达到“议政而不参政”的目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主义，追随社会主义苏俄革命道路，他们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为宣传阵地，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践行列宁“办报建党”思想，充分发挥了列宁所阐发的报纸“组织者”功能，将创办报刊机构、建立新闻宣传阵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视为建党的中心环节，使得新闻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成为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02 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汇报

全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它们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四项工作；尤其前三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均以新闻宣传阵地为依托，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1921年7月24日，中共一大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其中有相当篇幅的内容涉及新闻宣传。根据目前保存下来的北京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资料，可以看出大体情况。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在第二次会议上进行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据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文没有署名，但根据内容判断，报告者为张国焘。他汇报了北京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他们在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积极从事宣传工作。他汇报了“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成绩，并介绍了工人报刊的创办情况，“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音》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然后，他也特别汇报了“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情况，“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在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据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文没有署名，但根据内容判断，报告者为陈公博。他汇报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报刊情况，“去年……我们回到广州的时候，创办了《社会主义者》日报（应为《广东群报》），但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就是某种组织，它是一个宣传机构。……去年年底，B和佩斯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他们出版的报纸叫《劳动界》，印数为三千份。……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劳动界》已停刊”。然后，他介绍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现状，“目前，我们的宣传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维持下去。……每月从党员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来维持《共产党》月刊和负担工人夜校的费用。……此外，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宣传员养成所，并委派我为该所所长。这个养成所是广东省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最后，他阐述了未来的工作计划，如吸收新党员、成立工会、成立工人学校、对农民的宣传工作、与士兵的联系等五项。特别在“对农民的宣传工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村》，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扩大影响，扩大宣传”。

03 一大会议期间代表们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讨论和决议

1921年7月25日、26日，中共一大休会，李达、董必武等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中共一大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会议未作决定。７月3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并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但是，会议刚开始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会议被迫中断。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代表们分批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继续讨论30日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

大会首先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这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其中，第九条与新闻相关，规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大会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对党的未来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如发展工会组织和研究机构，建立工人学校，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等。其中第二部分就是“宣传”，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最后，大会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代表们讨论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也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04 国内外报刊关于中共一大的新闻宣传

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但是，由于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党的成立宣言不可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所以没有对外进行公开新闻报道。但是通过史料的整理，还是能有所发现，窥见端倪。

1921年7月30日，陈公博因经历一场虚惊未去嘉兴南湖参会，而是去了杭州西湖度蜜月；但他随后撰写了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发表于8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虽然该号目录署有出版时间是1921年7月1日，但事实上并没有按期出版，延期至8月）。根据他的记载，给我们今天留下了还原7月30日当晚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搜查的情形。“有一天夜里，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谈了片刻，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我因为天热的原故，不愿匆忙便走，还和我的朋友谈谈广州的情形和上海的近状；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努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说。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分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于是我们翌日便乘车游杭，消度我们的后补密月了。”该文不但详细记载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址的情况，而且提供了7月31日大东旅社谋杀案的准确时间，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申报》分别刊登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报道了7月31日大东旅社谋杀案。这对于后来党史研究者推断一大召开的时间、日程安排等提供了重要帮助。因此，由陈公博撰写并在《新青年》发表的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是最早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

中共一大成立情况，被陈公博采用隐晦的语言记载于《新青年》杂志之上，为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中共一大留下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中共一大成立情况也被国际报刊所关注。1921年9月4日，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为荷兰《论坛报》（Tribune）撰写新闻报道，介绍了中共成立初期的情况，并连载于该报11月9日、10日第34～35期上。他写道：“俄国的事变使一小批知识分子转而信仰第三国际。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前就发行《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坚定拥护者，最近出版的一期杂志就可以证明这点。孙中山在广州站稳之后，把陈独秀召到那里办教育，但是后者的共产党同仁表示强烈反对，陈被共产党召回。几天前，他已经辞去教育委员务，决意全身心投入宣传事业。他那个杂志的读者群在八个地方结成小组，他们已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该党从今年（应该为去年1920年）起出版《共产党》月刊。”这里报道的新闻事实基本准确，符合陈独秀行踪。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确实回到上海，会见了马林。马林撰写的“远东来信”收藏于共产国际档案中1921年的“非欧洲国家部”中，原文为荷兰文。

05 结论

中共一大在党的百年新闻宣传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均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且全国58名早期中共党员绝大部分有新闻宣传工作经历。由于在党的创立过程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开展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等工作，因而，它们将创办报刊机构建立新闻宣传阵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作为建党的重要环节，使得全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具有了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经历。这说明新闻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建党的重要工作。

其次，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各地共产党早期代表不仅汇报了各地新闻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而且就新闻宣传工作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通过了未来相关工作决议；尤其，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在北京和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报告中，新闻宣传活动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代表们也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其中均有新闻宣传的相关条款规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二部分“宣传”内容，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反映了“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确立了“党管媒体”“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和党的媒体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方针。

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九条要求设立“宣传委员”，并明确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的组成及分工（李达分管宣传工作），这种制度安排和组织分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高度重视和制度设计，反映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理念。

因此，中共一大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优良传统，而且设计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分工，也说明新闻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辉煌，扬帆起航。正是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走向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伟业的伟大胜利。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宣传史”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MXG202017】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10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邓绍根

原文责编：陈璐颖

新媒体责编：贾晓芬

视觉：刘洁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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