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进展（三星堆再惊天下）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近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业界认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在1986年就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灿烂的新发现“再惊天下”。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

考古发掘舱搭载设施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三星堆遗址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明确了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发掘舱内场景

焦点2：六个祭祀坑发掘了哪些“宝藏”？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区域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遗址考古人员对发掘信息进行了全方位采集。”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认为，“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给后代，保留足够多的信息为今后发掘保护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资料”。

五号坑出土象牙雕

焦点3：六个“祭祀坑”有哪些特征？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30余年前发现的两个“祭祀坑”有哪些异同？

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介绍：“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陈显丹说，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应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四号坑出土文物场景

焦点4：哪些考古队参与发掘？

本次发掘工作秉持着“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冉宏林介绍：“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在此次发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冉宏林说。

现场保护实验室显微观察出土文物

焦点5：考古应用了哪些“黑科技”？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说。

临时保护大棚

在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了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据介绍，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图片由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