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和汉朝四大未解之谜（从考古中发现罗马的历史与神话）

原标题：西塞罗、罗慕路斯、埃涅阿斯：探索永恒之城的起源

罗马的历史与神话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常常很模糊（比如亚瑟王或宝嘉康蒂），我们将会看到，罗马是这种界限特别模糊的文明之一。不过，尽管罗马人在这个故事上展现了出色的历史洞察力，我们还是有各种理由把它或多或少地视作纯粹的神话。首先，几乎肯定不存在所谓的罗马城奠基时刻。很少有城镇是一下子由一个人单独建立的。它们通常是定居点、社会组织和身份感模式以及人口逐渐变化的产物。大部分“奠基”是回溯性建构，把晚期城市的微缩版本或想象中的原始版本投射到遥远的过去。“罗慕路斯”之名本身就泄露了玄机。虽然罗马人通常认为他把自己的名字给了新建立的城市，但我们现在可以相当自信地认为事实恰好相反：“罗慕路斯”是对“罗马”所做的想象性建构。“罗慕路斯”只是典型的“罗马先生”。

此外，对于罗马历史的最早阶段，那些把自己关于罗马起源的记述版本留给我们的公元前 1 世纪的作家和学者并不比现代作家拥有多得多的直接证据，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更少。没有属于那个阶段的记录或档案留存。少数几件早期石刻铭文虽然很珍贵，但并不像罗马学者常常想象地那么古老，而且就像我们在本章末将会发现的，他们有时完全误读了早期的拉丁文。诚然，他们能接触到一些现已不复存在的更早期的历史记述。但其中最早的写于公元前 200 年左右，这个日期与该城起源仍有很长的时间间隔，这条鸿沟只能借助形形色色的故事、歌曲、大众戏剧表演以及多变和有时自相矛盾的口头传统大杂烩（根据环境和听众的变化，在一遍遍讲述中不断改变调整）来弥补。有关罗慕路斯故事的零星证据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4 世纪，但线索就此中断，除非我们重新把青铜母狼像考虑进来。

在埃特鲁里亚人的土地上发现的这面雕花镜（镜面位于另一侧）似乎描绘了罗慕路斯和雷慕斯被母狼哺乳的某个版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面被认定为公元前 4 世纪的镜子将是该故事的最早证据之一。但一些可能过于多疑的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里描绘的是埃特鲁里亚神话中的场景，或者是一对远为神秘和鲜为人知的罗马神明：“守护者”拉尔兄弟（Lares Praestites）

当然，反过来说，正因为罗慕路斯的故事是神话而非狭义上的历史，它才能切中肯綮地反映了古罗马的一些核心文化问题，对了解更广义的罗马历史显得如此重要。罗马人并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仅仅继承了奠基者优先考虑和关心的东西，恰恰相反，通过多个世纪以来重述和改写那个故事，他们自己建构和重构了奠基者罗慕路斯的形象，将其作为他们的偏好、争执、理念和焦虑的有力象征。换句话说，内战并非像贺拉斯表示的那样，是罗马与生俱来的诅咒和命运；相反，罗马把对似乎永无止境的内部冲突循环的担忧投射到了它的奠基者身上。

即便故事已经拥有了相对固定的书面形式，修正或改编叙事的可能性也总是存在。比如，我们已经看到西塞罗如何掩饰雷慕斯的被害，而埃格纳提乌斯更是对其全盘否定。但李维对罗慕路斯之死的描述生动地展示了如何让罗马起源的故事直接与时事相呼应。他表示，统治了 30 年后，国王突然在一场暴风雨中被乌云覆盖并消失了。悲痛的罗马人很快认定，他被从他们身边夺走，成了神明——在罗马的多神教体系中，有时允许发生这种跨越人与神的界限的事（尽管这在我们看来稍嫌愚蠢）。但李维承认，当时的某些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国王遭遇刺杀，被元老砍死。李维笔下的这两种情节都并非完全出于他的臆造，比如西塞罗就曾在他之前提到过罗慕路斯成神（虽然抱有一定的怀疑），而在公元前 1 世纪 60 年代，一位野心过大的政客曾受到将会遭遇“罗慕路斯的命运”的威胁，这很可能并非指的是成神。李维写下这些话时距离恺撒遇害仅仅过去了几十年（后者同样被元老砍死，然后获得了神明的地位，最终在罗马广场拥有了自己的神庙），他的记述显得尤其意味深长和别有所指。在这里，忽视恺撒的影响将会不得要领。

埃涅阿斯和其他

罗慕路斯与雷慕斯的故事时而引人入胜，时而让人困惑，时而又深刻揭示了罗马人的重大隐忧，至少是精英阶层的隐忧。此外，从钱币图案或者大众艺术主题来看，这些故事广为人知，虽然饥饿的农民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虑劫掠萨宾妇女背后的微妙之处。但让罗马起源传说的复杂图景更加扑朔迷离的是，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的故事并非该城唯一的奠基故事。同时还存在其他几个版本。它们之中有的是与标准主题区别不大的变体，有的在我们看来则完全自成一体。比如，某个希腊故事引入了著名的奥德修斯和荷马《奥德赛》中的情节，暗示罗马的真正奠基者是一个名叫罗慕斯（Romus）的人，此人是奥德修斯与女巫喀耳刻艳遇的产物，而人们有时设想那位女巫的魔岛就在意大利沿海附近。这则小故事虽不可信，但很巧妙地表达了文化帝国主义，给罗马安了一个希腊出身。

另一个同样牢牢扎根于罗马历史和文学中的传说是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故事，他在神话中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荷马《伊利亚特》的背景）结束后从特洛伊城出逃。在牵着儿子的手和背着老父亲离开燃烧的废墟后，他最终前往意大利，命运注定他将在意大利土地上重建自己出生的那座城。他带来了家乡的传统和一些城毁时抢救出来的珍贵护身符。

和罗慕路斯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中也有同样多的疑团、问题和含糊不清之处，关于它何时、何地和为何产生的问题也悬而未决。维吉尔于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创作的关于这个主题的12卷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但也使其内容变得极为丰富。这部史诗是最受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之一，成了埃涅阿斯故事的标准版本。它为西方世界留下了一些最富感染力的文学和艺术亮点，包括埃涅阿斯与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悲剧爱情故事——埃涅阿斯在从特洛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沿海地区）前往意大利的漫长旅途中被冲上了迦太基海岸。埃涅阿斯决定追随自己的命运，当他抛弃狄多前往意大利后，女王爬上柴堆自焚身亡。在17世纪亨利·普塞尔（Henry Purcell）的同主题歌剧版本中，她的咏叹调“记住我，记住我”令人难忘。问题在于，我们经常很难分辨故事中的哪些元素来自维吉尔（几乎肯定包括埃涅阿斯与狄多相会的大部分情节），哪些属于更传统的故事。

这幅来自英格兰南部下哈姆（Low Ham）罗马别墅中浴室地面上的 4 世纪镶嵌画描绘了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一系列场景：埃涅阿斯抵达迦太基，狄多与埃涅阿斯外出打猎，画面尽可能简洁地刻画了迦太基女王与特洛伊英雄的激情

埃涅阿斯的罗马奠基者形象显然在远早于公元前 1 世纪的时候就出现在罗马文学里了，并在景观中留下了印记。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作家们简单提到过他的这个角色；公元前 2 世纪，请求与罗马人结盟的希腊得洛斯（Delos）岛使者似乎特意提醒罗马人，埃涅阿斯在西行之旅中曾在得洛斯岛停留，这是他们给出的结盟理由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哈利卡那苏斯的狄俄尼修斯相信自己在离罗马不远的拉维尼乌姆城（Lavinium）见过埃涅阿斯的墓，或者那至少也是一处纪念他的古老场所。他表示那里“很值得一看”。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罗马广场上的维斯塔女神庙（庙中的圣火由罗慕路斯传说中的瑞娅·西尔维娅那样的贞女祭司侍奉着，人们要求圣火永远不能熄灭）保管的珍贵器物中有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那尊女神雅典娜像。至少某个罗马故事是这样说的。关于谁抢救了这尊著名的塑像众说纷纭，整个希腊世界的许多城市都宣称自己拥有真品。

显而易见，埃涅阿斯的故事和罗慕路斯的故事一样是神话。但罗马学者对这两个奠基传说的关系感到困惑，花了很多精力试图理顺它们的历史脉络。罗慕路斯是埃涅阿斯的儿子或孙子吗？如果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埃涅阿斯怎么可能做了同样的事呢？最大的困难在于，罗马人将自己城市的起源定在公元前 8 世纪，而他们公认特洛伊城陷落（同样被认为是历史事件）的时间为公元前 12 世纪，两个日期的差别非常扎眼。公元前 1 世纪，通过构建把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联系起来的复杂的家谱树、敲定“正确的”日期，不同的说法一定程度上融贯起来：埃涅阿斯开始被视作拉维尼乌姆而非罗马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乌斯（Ascanius）建立了阿尔巴隆迦，后来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就是在这座城市中被遗弃，再之后他们才建立罗马城；朦胧不清且即使按照罗马的标准也纯属公然虚构的阿尔巴王朝，成了连接阿斯卡尼乌斯和公元前753年这个神奇年份的桥梁。这是李维认同的版本。

埃涅阿斯故事的核心主张呼应了罗慕路斯故事中的庇护所这个根本主题，或者说实际上是放大了该主题。罗慕路斯欢迎所有来到他新城的人，而埃涅阿斯的故事更进一步，宣称“罗马人”实际上最初是“外邦人”。这对民族身份来说是一个悖论，与许多诸如雅典这样的古希腊城市的奠基神话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认为他们最初的全部居民是奇迹般地从本土的地里冒出来的。 罗马起源的其他故事版本也一再强调了这种外来性。事实上，在《埃涅阿斯纪》的一个情节中，主人公造访了未来罗马城的所在地，发现罗马人的原始祖先已经在那里定居。他们是谁？这是一群埃万德国王（King Evander）统治下的定居者，国王是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流亡来到此地的。该情节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无论上溯到什么时候，罗马的居民总是来自他处。

在狄俄尼修斯记录的一条奇怪词源中，上述信息得到了尤为清晰的概述。希腊和罗马的学者对词语的由来着迷，认为这不仅能展示词语的来历，而且能揭示它们的意义。他们的分析有时正确，有时则错得离谱。但就像在狄俄尼修斯这个例子中一样，他们的错误也常常发人深省。狄俄尼修斯在所著史书的开头考虑了一群罗马城址上甚至更早的原始居民：阿伯里金人（Aborigines）。这个词的由来本该一目了然：这些人是“自始”（ab origine）生活在那里的人。公平地说，狄俄尼修斯的确提到了这种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就像其他人那样，他同等重视甚至更偏向另一种很不可信的解释，即这个词并非源于 origo，而是来自拉丁语的errare（流浪），最初被拼作 Aberrigines。他写道，换句话说，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认为严肃的古代学者对摆在面前且明显正确的词源视而不见，却赞成了一个通过 Aborigines 的有倾向性的拼写而推导出该词源自“流浪”的愚蠢想法，这并不表示我们觉得他们愚钝。这仅仅表明，关于“罗马”一直是个多变的民族概念和“罗马人”不断迁徙的想法是多么深入人心。

挖掘早期罗马

从罗慕路斯和其他奠基者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到很多有关罗马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城市、价值观和缺陷的信息。它们还展示了罗马学者如何对过去展开争论、如何研究自己的历史。但对于它们宣称将要向我们展示的内容——最早的罗马是什么样的，它经过了什么过程、在何时成为城市社区——却什么也没说，或者最多也只是言之甚少。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西塞罗担任执政官的公元前 63 年，罗马已经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了。但如果没有建城时期的作品留存下来，而我们又无法依靠传说，那么我们将如何获得关于罗马起源的信息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了解台伯河畔那个后来成长为世界帝国的小城的早期历史呢？

无论多么努力进行尝试，我们都不可能构建一个融贯的叙事来取代罗慕路斯或埃涅阿斯的传说。确定罗马历史最早阶段的确切年代同样非常困难，尽管有许多人自信地断言这很容易。但我们可以开始对该城发展的总体背景增加了解，并获得一些关于那个世界的出奇生动的印象，有的甚至令人难以捉摸，充满诱惑。

方法之一是离开建城故事，转而寻找隐藏在拉丁语或后来的罗马制度中可能指向最早期罗马的线索。这里的关键是经常被简单而错误地称为罗马文化中的“保守主义”的东西。罗马并不比19 世纪的英国更保守。在这两个地方，在与各种表面上保守的传统和修辞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激进的创新茁壮地成长了起来。但罗马文化的特点是永远不愿完全抛弃自己过去的习惯，而是倾向于保留各种宗教仪式、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化石”，即便它们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意义。一位现代作家说得好，罗马人很像那些获得了全套新厨房设备但不愿扔掉陈旧小厨具的人，而是继续让它们占地方，即便再也不用。古今学者经常猜测，其中某些化石或陈旧小厨具可能是罗马最古老状况的重要证据。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每年12月在城中举行的“七丘节”（Septimontium）仪式。我们完全不清楚在这个庆祝活动上会发生什么，但一位博学的罗马人指出，“七丘”是该城在成为“罗马”之前的名字；另一位学者列出了该节日中涉及的山丘（montes）的名字：帕拉提乌姆山（Palatium）、维利亚山（Velia）、法古塔尔山（Fagutal）、苏布拉山（Subura）、科尔马鲁斯山（Cermalus）、奥庇乌斯山（Oppius）、卡伊利乌斯山（Caelius）和基斯皮乌斯山（Cispius）。名单中共有 8 个山名，这意味着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份名单中的古怪之处（帕拉提乌姆山和科尔马鲁斯山都是被通称为帕拉丁山的一部分）连同“七丘”是“罗马”旧称的想法，暗示这些名字可能反映了各处村镇在发展成熟的罗马城出现之前所处的位置。名单中缺少奎里纳尔山（Quirinal）和维米纳尔山（Viminal）这两座醒目的山丘，这促使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罗马作家们经常把这两座山称为colles，而非更常用的拉丁语词汇 montes（两者的意思大致相同）。这种差异是否表示在罗马早期历史中的某个时候曾经存在过两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呢？进一步说，我们是否可能遇到了罗慕路斯故事中所反映的那两个群体——与 colles 联系在一起的萨宾人和与montes 联系在一起的罗马人——的某个版本呢？

这是有可能的。几乎可以肯定，“七丘节”与罗马的遥远过去存在某种关系。但具体是什么关系、到底有多遥远，却很难知道。该观点并不比我提出的观点看起来更有根据，甚至很可能更不可靠。毕竟，为何我们要相信那位博学的罗马人关于“七丘”是罗马旧称的说法？这看上去只是孤注一掷做出的猜测，用来解释一种让他和我们几乎同样感到困惑的古老仪式。而坚称存在两个社群的做法看起来可疑，背后似乎受到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罗慕路斯传说的“历史”色彩的欲望的驱使。

考古学证据要实在得多。向罗马城地下深处挖掘，在可见的古代历史遗迹之下仍然存在着早得多的某个或某些原始定居点的遗迹。罗马广场下方有一处早期墓地的遗址，当该墓地遗址于 20世纪初被首次发掘时曾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兴奋。一些死者是火葬的，他们的骨灰被盛在简陋的骨灰坛内，旁边是原先装有食物和饮料的瓶瓶罐罐（有一个人得到了少量鱼、羊肉和猪肉——可能还有些粥）。另一些死者是土葬的，有时被装在将橡木切开并挖空制成的简陋棺材里。一个大约两岁的女孩下葬时穿着珠饰衣服、戴着象牙手镯。古城的其他各处也有过类似的发现。比如，在帕拉丁山上一座大房子下方很深处埋着一个年轻男子的骨灰，陪葬品为一支袖珍长矛，这可能是他如何度过一生的象征。

来自早期罗马墓地和周围地区的典型骨灰坛。关于生者居所的外观，这些形状为一座简陋小屋的死者之屋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最佳指导。

在考古记录中，死者和被埋葬者经常比生者更显眼。但墓地暗示着一个社群的存在，而在罗马各处（包括帕拉丁山）地下发现的茅屋群的依稀轮廓也被认为是社群的痕迹。除了它们是用木头、黏土和茅草建造的，我们对它们的特点所知甚少，更不清楚它们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不过，如果把目光投向罗马城外不远处，我们可以填补一些空白。20 世纪 80 年代在距离罗马以北几英里处的费德奈（Fidenae）发现的遗址是保存最完好和发掘最细致的此类早期建筑之一。这是一座长 6 米、宽 5 米的长方形建筑，用木头（橡木和榆木）与夯实的土建造——所谓的夯土结构，至今仍在使用——周围有悬挑屋顶形成的一个粗糙而简易的柱廊。屋内有中央火炉、一些硕大的储物陶罐（还有一只较小的，似乎用于盛放制作陶器的黏土），以及某些完全不出所料的食物（谷物和豆子）与家畜（绵羊、山羊、牛和猪）。废墟中最意外的发现是一只猫的骸骨，它死于一场最终摧毁了这座建筑的大火，可能是因为被绳子拴住了。现在，它作为意大利已知最早的家猫而闻名。

这里有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动剪影，从那个身着她最好的衣服躺在墓中的小女孩，到那只着火时没人为其解开绳子的可怜“捕鼠者”。问题在于这些剪影合起来意味着什么。考古遗迹无疑证明了在我们看到的古罗马背后存在着漫长和丰富的史前史，但具体有多长是另一回事。

部分问题在于城中的发掘条件。罗马城在经历过多个世纪的建设后，我们只有在碰巧没有被碰过的地方才能找到此类早期居住生活的痕迹。在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罗马人为罗马广场的巍峨大理石神庙挖掘地基时毁坏了地表下的许多东西；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修建豪华住宅的地窖时挖穿了该城其他地区甚至更多的地下遗迹。因此，我们只有小小的剪影，从未获得大幅画面。这是最艰难的考古工作，而且尽管不断有新的证据碎片出现，对它们的解读和重新解读几乎总是受到质疑，而且常常充满争议。比如，人们对 20 世纪中叶在罗马广场发掘出的荆笆墙碎片仍然争论不休，不清楚它们表明那里曾经也有一座早期的小屋，还是它们是几个世纪后为了垫高这里的地面而无意中混入的瓦砾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这里作为墓地还不错，但对村子来说这个地方非常潮湿和泥泞。

准确定年甚至更有争议；因此我在上面几页中有意模糊地使用“早期”一词。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来自最早期罗马或周边地区的任何考古材料都没有独立的确凿年代，几乎所有重大发现都仍然充满争议。在过去的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通过轮制陶器（被认为晚于手制陶器）、墓中偶尔出现的希腊陶器（人们对它们的年代了解较多，虽然仍不够好）等判断标志和对不同遗址进行详细比较——制作了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到前 600 年的大致年表。

以此为基础，罗马广场最古老的墓葬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帕拉丁山上的小屋属于公元前 750—前700 年（就像许多人注意到的，这个时间段令人兴奋地非常接近公元前 753 年）。但即使这些年代也远远谈不上确定。新近的科学方法——包括通过测量有机材料中残留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来计算其年代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表明上述结果都太“年轻了”，最多的晚了100年。比如，根据传统的考古标准，费德奈的小屋年代被认定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但放射性碳定年法将其上推至公元前9世纪末。目前，年代的变动甚至比以往更频繁；总而言之，罗马似乎在变老。

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 6 世纪时的罗马已经是一个城市社区了，拥有城市中心和一些公共建筑。对于更早的最早期阶段，我们从所谓的青铜时代（大约公元前 1700 年和前 1300 年之间）获得的足够多的零星发现表明，当时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而非仅仅“路过”。对于两者之间的时期，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认定已经发展出较大的村子，很可能（从墓中的物品来看）同时出现了日益富裕的精英家族群体；在某个时候，这些村子合并成单一的社群，其城市特征在公元前 6 世纪时已经清晰可见。我们无法确知各个定居点的居民何时开始认为自己属于同一座城市的。我们也完全无从知晓他们何时开始把这座城市视作罗马，并如此称呼它。

不过，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年代和起源的。城中和周围地区乃至更远处挖出的材料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罗马早期定居点的特征。首先，它与外部世界有广泛的接触。我已经简略提到了墓地中那个小姑娘的象牙手镯和从罗马发掘出的希腊陶器（科林斯或雅典制造的）。用进口琥珀制作的几件首饰和装饰品则是罗马与北方有联系的标志；我们没有能揭示它们如何来到意大利中部的线索，但它们无疑指向罗马与波罗的海地区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就我们所能追溯的几乎最早的情况来看，罗马与外界保持着良好关系，一如西塞罗在强调其战略位置时所暗示的。

其次，罗马和邻邦间存在相似点和某些重要差异。公元前 1000 年到前 600 年左右的意大利半岛组成极其复杂。那里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独立民族，拥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传统、起源和语言。记录最翔实的是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比如自公元前8 世纪起由来自一些希腊大城市的移民建立的库迈（Cumae）、塔兰托（Tarentum）和那不勒斯（Naples）——它们通常被称为coloniae，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殖民地（colonies）。从各方面来看，半岛南部的许多地区和西西里都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通过文字和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留存至今的一些很古老的（也许是最古老的）希腊文字作品样本是在那里发现的，这绝非巧合。

不过，考古学发现的确显示，早期的罗马的确非常普通。我们在罗马大致看到了从分散定居点向城市社区的发展，但差不多与此同时，同样的过程似乎也出现在罗马以南的全部邻近地区。墓地中的实物遗存、当地的陶器和青铜胸针，还有更具异域风情的进口物品在那里也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