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苞未放的语言（含苞欲放的体认语言学）

感谢您关注“永大英语”！

含苞欲放的体认语言学

胡壮麟

摘要：本文介绍了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先生自2014年以来所建构的“体认语言学”(ECL)，具体内容包括：王寅先生如何论述体认语言学与国外认知语言学的传承关系和超越之处；如何基于哲学和体认语言学核心原则论述体验人本论、体认和功能的互补性、概念整合论、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以及如何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应用于语言学研究。笔者还探讨了本土化的语言体认观，特别是他的最新成果“象豹观”。就ECL的应用性而言，涉及象似性和隐喻、音义关系、词汇成因、词法成因、句法成因、话语成因等。最后，本文充分肯定了川外体认语言学团队在理论探索、研究内容、应用实践等领域已取得的巨大进展和受到的诸多好评，并对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本土化；语言哲学；象豹观

引言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先生自20世纪以来从事语义学、语言哲学、语言构建、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对话句法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自 2014 年以来，他又倡导“体认语言学”(王寅，2014)，并在2020年9月出版专著《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我匆忙拜读后，曾写过《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中的体认语言学》一文，不久前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内容偏重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本土化、隐喻理论、实用化等内容(胡壮麟，2021)。最近重读该书并查阅学术界的一部分相关论著，笔者再次受到触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深入和增补。

1.体认语言学vs认知语言学

我在阅读《体认语言学》一书时，曾被如下问题困扰，那就是王寅教授在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时，经常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表述，意味着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功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正如我们在讨论功能语言学时，都会肯定除系统功能语言学外，尚有伦敦学派、美国功能主义、丹麦学派、布拉格学派等。但王寅教授在处理“体认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时，往往把两者并列，未见到“(体认)认知语言学”的表述。为此，我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野中的体认语言学》一文中曾表达如下观点：

(1) 虽然认知语言学重视体验哲学的研究，但王寅先生是首位正式用“体认”的概念把体验和认知正式结合在一起的学者，建构了“体认”语言学；

(2) 除了介绍雷科夫(Lakoff)等国外学者的理论外，他还提供了大量中国古代学者的“体认”理念；

(3) 国外认知语言学文献中很少报道有关汉语的研究，但在王寅教授的新著中，各种理念基本上都有英语和汉语的举例，比“认知语言学”更具普遍性和概括性。

最近重读《体认语言学》和相关论文后，笔者发现王寅先生还表述过以下重要论点，进一步说明“体认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区别，两者有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1) 201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第120页为“体认”下的定义是“体察认识”。这说明“体认”概念极具中国特色，而西方的“认知”概念并不包括“体认”的含义，即人类的认知离不开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王寅，2014: 62)。

(2) 国外的认知语言学基于西方哲学的第四转向，即后现代主义转向，但王寅先生的体认语言学研究还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王寅，2019: 26),如在讨论“现实—认知—语言”这个体认原则时，既肯定“自左向右”的作用，也承认“自右向左”的影响或反作用。

(3) 王寅先生(2014: 61)承认，体认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确实是“既长于斯”,也“发展于斯”,但他也发现国内外认知语言学主流学派中对“认知”二字界定不明，理解多样，用法含糊，有误导之嫌，因此有必要建构体认语言学。

(4) 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认知”的概念由他最早提出，因而自称为“认知语言学”的创始人，如今使用“体认语言学”的名称可以明确切断与乔姆斯基理论的联系。

2. 哲学思维

如上所述，倡导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乔姆斯基一再坚持认知语言学是在他的有关“心智”(mind)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认知源自心智，即大脑活动，思维能力和知识学用(Chomsky, 1968/1972)。对此，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承认并接受了乔姆斯基从心智角度解释语言成因的方向，认同“语言是认知加工结果”的观点，另一方面反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和“语言和句法自治论”的观点，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体验哲学论”(王寅，2014: 61)。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既然都认同认知加工和体验哲学，那么体认语言学的哲学思维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思维究竟有何不同?不然师出无名。经过学习推敲，我认为王寅先生主要有如下六点突破。

(1) 体认原则三要素

雷科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虽然谈到“广义认知”包含了“感知体验”，但依旧采用“认知”的表达，因此难以和乔姆斯基划清界限。王寅提出的体认原则，即体认三要素：现实—认知—语言，解决了这两位学者的困境。此外，传统指称论认为语言用以直接表示世界中存在的万物，仅涉及“现实—语言”两个要素，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寅，2014: 62)。体认语言学三要素中的“认知”则弥补了这个缺陷。这个认识应予充分肯定。

(2) 体验人本观

为了说明这三要素的相互关系，王寅把蓝盖克(Langacker)(1987a: 155)的经典语句“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增补了一个介词短语“by human beings”,成为“Language is learned and used in context by human beings”，以突显语言的人本性。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人的“互动体验”(Interactive Embodiment),另一方面也要肯定人的“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这个环节。两者的结合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思潮“非客观主义哲学”，突显了语言的“社会体验性、认知功能性、人本加工性”(王寅，2014: 62,63)，说理清楚，论证充分。可见，体认语言学的哲学基础虽然属于西方哲学的第四个转向，反映了后现代思潮的转向，但其体认原则不同于后现代思潮的欧美人本观、激进人本观和悲观人本观，而是属于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潮，大力倡导体验人本观，这是对语言哲学的最新发展(王寅，2014: 64-65)。

(3) 体认和功能的互补性

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一文发表后的第二年，王寅先生又发表了《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体认语言学之学术前沿》(2015)，文中谈到体认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关系。此前，我曾把两者仅仅看作“同路人”的关系(胡壮麟，2021)，通过再次学习后，我注意到王寅先生在上述文章中，明确提到体认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不仅是“同路人”的关系，两者还具有“互补性”。此后，他还具体谈到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y)和弗斯(Firth)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系统论，认为“认知”与“功能”两大语言学派实为一家，两者合力突破了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语言学的局限，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王寅，2015: 6-7)。

(4) 概念整合论

福柯尼尔(Fauconnier, 1997) 最早提出“概念整合论”，主要用以解释语言的整合性，而非组合性，但未能认识到它在哲学研究中的解释力。进入21世纪后，王天翼与王寅(2015)合作发表的《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一文指出，整合论还可帮助哲学家解释“人类为何具有创造力”这一命题，认为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也是逻辑学的基本出发点。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人的认识除来自客观世界外，也可能来自人的心智本身。

(5) 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

传统上学术界把哲学视为语言学的摇篮，因为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指导和开道，如今，体认语言学通过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实际上也推动了对哲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因此王天翼和王寅(2015)提出一个创新的概念，语言学对哲学也起到摇篮的作用，语言研究推动了哲学的发展。这完全符合新时代有关跨学科和学科融合的精神。

更值得称道的是，王先生于2017年正式提出了“哲学与语言学互为摇篮”的观点，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学与哲学唇齿相依的关系。我国语言哲学家钱冠连先生(2002，2004，2007)曾指出，我国哲学界存在重“实践考察”，轻“理论思辨”的倾向，不敢创建新的学派或流派，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没有话语权。为此，钱冠连、王寅等教授创建了本土化的“中国后现代哲学”(钱冠连，2015)。由此可见，王寅先生勇于创建“体认语言学”，也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王寅，2017b)。

(6)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王寅先生早期有关体认语言学的哲学思维已经谈到“唯物论”，但较多地偏重客观外界。自2017年起，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观”(王寅，2017a: 21)，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语言理论的研究之中，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突破。语言应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经济、人文大视野之中予以考察，这也完全符合当下的“大文科”思路。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语言的内在性与非内在性、功能性与非功能性、透明性与隐晦性、观念性与物质性、系统性与部分系统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社会性与实践性、社会性与个体性、实践性与形式性等命题(王寅，2017a)。这个突破非常重要，不然难以说明不同政治人物和团体缘何会对同一个事件持有截然不同甚或对立的观点和立场，采用完全不同的话语和政策。美国政客对疫情、南海、亚裔、香港国安法、钓鱼岛、新疆、伊朗协议等重大事件与我国媒体观点针锋相对，采取了不是威吓就是制裁的话语。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也较好地理解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有关“语言的本质在于社会符号系统性”(王寅，2017a: 24)的观点。

3. 中国本土的体认观

3.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体认观

体认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很大区别，还在于前者在传承中国古代哲学有关体认性的基础上，挖掘和发展了中国本土的体认观。王寅先生在《体认语言学》第七章中系统论述了这个观点。如对于《周易》中提到的“象”和“意象”,他认为实际上包括三个含义，第一义为自然现象；第二义为象征意义；第三义为符号象征。如此一来，《周易》的“卦象”相当于象2义和象3义。以象喻义，这体现了《周易》时期的语言体认观。

他在介绍荀子的“名无固实，约以名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一论点时，认为“约定俗成”不等于“任意性”。“约定”体现了“社会性”，即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判断不取决于个人活动，而是群体的认识；“俗成”体现了“人本论”,即现实中的“人”都会对客观事物产生反应和体验，这便是荀子的体认辩证观。

在论述公孙龙《名实论》中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时，他认为这里的“取”和“诸身”“诸物”意义相仿，都表达了人与现实中各种事物的切身体验。“审”与“慎”有“观察、思考、分析和认识”的意思，最后再通过“谓”联系到包括口语和文字的语言。

王寅先生也谈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述：“仰望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也。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他认为，刘勰在这里既谈到人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也谈到包括天、地、人三者的“三才”。“唯人参之”也意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学者的许多思想都涉及“体认观”,因此体认语言学能较好地体现中国体认哲学的传统，从体验性、辩证性、人文性等维度较为系统地论述“名”与“实”的关系。作为一名外语界的语言学者，能如此精通中国古典哲学，令人敬佩!

3.2 象豹观

王寅先生在论述后现代哲学中的体认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区别时，一再强调他所奉行的是“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学术研究不仅要发现昔者之不足，还要有所建树，不能仅当“愤青”。我们不仅要“解构、颠覆、破坏、抵制、反对”,还要提出我国自己的理论，不仅要“跟着说，照着说”，还要“想着说，领着说”。他在讨论一元论和二元论时，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多元论”提出了“象豹观”(王寅，2019b)，这也是他的一个创新。

汉语中的两个成语“盲人摸象”和“窥斑见豹”,原本是贬义，指人们通过表面和局部的现象来观察事物，批评了“以偏概全”的片面性。王寅先生独辟蹊径，认为这两个成语大有可取之处，因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一下子摸到或见到一个事物的全部，通过局部来逐步认识整体在所难免”。有趣的是，他也引用了我曾经表达过的一个观点，“真理往往不在一个理论之中，而是在多个理论之间”(胡壮麟，2012)。我想补充的是，我还曾发表过一篇有关“多模态的碎片化时代”的文章，在哲理上与“象豹观”也有相似之处，本质上都是讲如何正确对待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胡壮麟，2018)。

“象豹观”也可以解释西方为何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正是由于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观察了“语言”这个“象”和“豹”,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系统性、符号性、任意性等；转换生成语言学强调其天赋性、心智性、生成性等；(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其社会性、交际性、功能性等；认知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的认知性、构式性、象似性等；体认语言学则更强调其唯物性、人本观、体认性等。这样的论述完全符合韩礼德“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的思想，即语言研究中对不同理论不要轻易肯定一派，否定一派，而应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目标，选择最适合的理论和方法，并观察其效果，必要时可以进行不同理论的融合(胡壮麟，2007)。

3.3 学术界的肯定

我很高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王寅先生已不再是孤军作战，国内已有几十篇围绕体认语言学的文章发表。这里介绍一下张智义(2021)最近发表的《试论体认语言学的中国认知哲学向度》一文。作者肯定了王寅先生就“名实”“言意”“知行”几个维度对体认语言学所作的本体溯源，他也补充了很多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论述，如《墨子·小取》中的“以名举实”；《经上》的“举，拟实也”；《经上说》的“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诚得金”；《尹文·大道上》的“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墨家的“以辞抒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惠施的“毕同毕异和白马非马”(张智义，2021) 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王寅先生的“现实—认知—语言”原则的右向说和左向说的辩证关系， 也启示体认语言学中的语音、语义、句法、语篇可通过层级分类方法还原为“认知”和“现实”的方法，体现了“小同异”的思想。

4. 体认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

为了发展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王寅先生非常重视本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他立足于两个视野：“理论构建”和“实际应用”。为此，《体认语言学》一书从第八章起，分别介绍象似性、隐喻、音义关系、词汇、词法、句法、话语、修辞等专题。他还认为这些内容可概括为 “应用体认语言学”(王寅，2020: 414)。笔者注意到，他尚未论述“体认语法”，这也为日后进一步建构“体认语法”铺平了道路。

4.1 象似性和隐喻

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主题分别为象似性和隐喻，对此，王寅先生的主要立足点为语法是语言使用者共同遵循的规则，因此这些规则必然关系到语言使用者对客观现实的共同认识，即“象似性”和“隐喻机制”。难能可贵的是，在讨论象似性时他没有走向极端只谈象似性，不谈任意性。他指出象似性与任意性之间具有辩证关系，事物和词语之间的关系既有象似性，又有任意性，只是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这说明他也接受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对立统一关系”思想。

有关英汉语明喻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语言具有体认性和象似性的深入讨论。他在明确阐述喻体Y和喻底X的基础上，总结了明喻的具体特征：体验性、不确定性、含混性、民族性、独特性等。在分析具体实例时，他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汉语明喻的要素构成，认为一个明喻可有二至四个要素，两要素共现时多为主体S和喻底X；三要素观指主体S，明喻词M和喻体Y共现；四要素观则为S、X、M、Y共现。这种结构分析法思路清晰，很有见地。

王寅先生还进一步举例说明了汉语三要素明喻和四要素明喻的不同排列及使用特征，充分体现了体认语言学的本土化特色。他还通过英汉实例进行对比研究，如喻体的动态差异和范围差异，最能说明体认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现有理论的超越。这方面的研究大大有助于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走向国际化。

4.2 音义关系

在确定象似性和任意性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王寅先生讨论了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音义象似性。这属于西方“音义学”(Phonosemantics)的内容。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表现在：

(1) 介绍了中国自古以来的“音训法”或“声训法”，即“音义互求”和“音同则义同、音近则义近”，还介绍了清代程瑶田的《蜾蠃转语记》和中国学者自1987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2) 体认语言学接受了“语言模仿论”，认为言语始源于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文字始源于对客观事物外形的模仿，这其中既有“体”，也有“认”。他还以英语和汉语各有一千多拟声词为例进行了证明。

(3) 对汉语一音多字进行了升降调与四声的体认解读。他指出汉语有406个音，四声，共1330个带声调的音。若以《新华字典》11000个字来说，平均每个音可写出八个汉字；若以《康熙字典》47035个字来说，平均每个音要承载35个字。四个声调也承载着语义信息，这些都超出了认知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

4.3 词汇成因

鉴于词汇是任何语言最基本的成分，王寅先生发表了较多观点，很有参考价值。如不同语言在表达相同意义时所用词汇有同有异，“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即体验的普遍性；“异”主要在于“认”，不同的人、人群、民族有不同的“识解观”。再者，意义通过词语表达，离不开范畴化。范畴化是范畴和概念形成的基础，范畴和概念是范畴化的结果，这些都是“体”和“认”的结果。

他在论证文字形成的体认性时主要总结了以下几点。

(1) 取形造字和词。汉字最初主要就是基于这种构字法的，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字典之母、字典之源)就运用了六种构字方法解析了9353个汉字，主要依据的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体认原则。

(2) 他通过对比汉语的形声法和英语的词素法，发现“英语也有偏旁部首”,这也很有新意，大大有利于同学们很好地学习英语词汇。他据此还编写了《英语词汇认知学习法》的教材，这对于大量识记英语单词确实行之有效，不仅传授了知识，而且还进行了素质教育，对于了解英民族的思维方法也大有裨益。

(3) 体认语言学认为“空间为人类概念之初”。人类是在空间和时间中实现了体认过程。事物主要存在于空间，事件主要存在于时间。

(4) 命名转喻观。他基于体认语言学论述了人们一般命名的原则“部分代整体”,即抓住事物的一个特征，然后给它起个名字，这便是“命名转喻观”，且以此分析了苏轼所撰写的《石钟山记》，人们主要是依据“主声、主形、形声兼备”这三种方法为此山命名的。这个观点十分接近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语法隐喻观”中的转喻类型。

他在“动词化的体认观”部分论述了不同语言的动词中所融入的事件要素不同，据此介绍了伦纳德·塔尔米(Leonard Talmy)的语言类型学，论述了“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之间的区别，且认为汉语更接近于后者。他还讨论了心理词汇的体认性，阐述了韩礼德(Halliday)“情态范畴”的体认过程。

4.4 词法成因

本专题的内容包括词类划分和词组(word group)构成的体认观。不管是名词的性、数、格，还是动词的时、体、态、式，都是人们体认生活经验，且将其表现在词法形式上的结果。王寅先生采用了蓝盖克认知语法中的观点(Langacker, 1987),词类可划分为“事件”(thing)和“关系”(relation),前者包括名词、代词、冠词、指示词和数量词；后者包括动词、形容词、副词和介词。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词类转换的体认机制，这对于英语教学很有帮助。

4.5 句法成因

在句法成因方面，王寅先生较多地吸取了认知语言学已经形成的观点，如雷科夫(Lakoff, 1987)有关“容器、部分—整体、连接、中心—边缘、始源—路径—目的、前后、上下、线性顺序”等图式，也接受了蓝盖克有关“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的模型理论 (Langacker, 1999)。他还基于体认语言学中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 domain Cognitive Model, 简称ECM)论述了SV、SVO、SVOO、SVOC等基本句型的成因，且结合“顺序象似性、距离象似性、数量象似性”做出了论述，很有解释力。

4.6 话语成因

王寅先生接受了韩礼德有关语篇连贯的三条标准，即衔接、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也谈到了一些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不衔接，但不一定不连贯，即衔接不一定是必要条件。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衔接既包括语言内部的衔接(这主要是韩礼德早期的观点)，也包括语言与语境的衔接。如果没有“体”与“认”的衔接，就不可能形成心智中的连贯。考虑语境衔接与“体认—现实”的关系，体认语言学可超越认知语言学，在自己的理论中扭转现有认知语言学的不完善之处。

他还总结了话语连贯的四个层次，即：

第一层次：表达手段上的衔接性(表层)

第二层次：概念成分上的照应性(深层)

第三层次：命题发展上的索引性(深层)

第四层次：语用层面上的顺应性(深层)

如果一定要区分表层和深层的话，第四层次的语用层面应是表层和深层的融合。从话语成因的视角，他还讨论了突显、标题、主题(主题段和论证段)、主题句(演绎法、归纳法、演绎归纳法)、主句和分句(主题和述题)、认知参照点等，所有这些论述都很清楚，论证合理，很有解释力。

4.7 修辞学

修辞学长期以来面临着学科纵深发展不足的问题，与语言学理论结合不够，过于专注用法描写，缺乏对修辞形成机制、认知动因等深层次的机理探究。对此，王寅先生在2010年时就呼吁修辞学要与前沿语言学理论接轨，论述了修辞学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建立认知修辞学的基本学理：两学科在学科设置上的兼容性；在学理基础上的相通性；在分析方法上的互恰性；在研究内容上的互补性；在哲学基础上共享辩证性。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再次指出，在突出语言体认观的新背景下，建构体认修辞学同样具备可行性。认知构式语法作为体认语言学的重要分支，长于分析语言中的特殊现象，对修辞研究多有启发。王寅(2010，2011，2020) 运用构式语法中的“传承整合观”分析了语言中的诸多修辞现象。另外，汉语界学者(刘大为，2010a，2010b; 陆俭明，2016)近年来提出修辞构式，尝试打通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间的连续关系，为修辞研究开辟新的路径。他们都认识到，在构式语法理论视角下开展修辞研究，有望突破传统修辞学研究的瓶颈，深入修辞现象内部对生成机制进行认知考察，并可以有效促进修辞学与前沿语言学理论的对话，是修辞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增长点。王寅先生倡议建立的体认修辞学，无疑能够为构式角度下的修辞研究提供明确的理论立足点，值得修辞学界关注。

5. 结语

从上述可见，王寅先生自2014年以来所倡导的“体认语言学”已取得很大发展。第一，表现在理论上该新兴学科对国外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有了很多超越之处，也增补了若干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认理论。在应用上对“词义关系、词汇和词法成因、句法成因、话语成因、体认修辞学”等均有详细讨论和增补。第二，他的研究方向也正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所期待的。我们知道，韩礼德在他的专著《功能语法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第二版的前言中曾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是一本“功能语法”，而不是“功能语义学”？他坦陈对后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Halliday, 2000)。如今体认语言学的研究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第三，自2014年前后的孤军作战，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大力支持下已形成一支专攻体认语言学的团队，校外学者也在与日俱增；体认语言学已开始受到我国哲学界、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特别是以钱冠连教授为首的后现代哲学界的支持。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最近教育部正在调查我国理论语言学的现状和进展，调查单位特别提到王寅等学者在体认语言学和后现代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向王寅先生和他的含苞欲放的体认语言学表示衷心的祝贺!

为了让体认语言学蓬勃发展、繁花满树，我在此也大胆提出一些建议。期待王寅先生和他的团队韬光养晦，厚积薄发，解决前进过程中的三个难题：① 扩大体认语言学在认知语言学研究队伍中的影响，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分析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体认语言学脱胎于认知语言学，是国际语言学前沿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两支研究队伍合作并进，对于我国在国际语言学界提升影响力将大有裨益。② 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需要得到国内汉语界的认可和支持。虽然体认语言学已经得到部分学术单位的认同，在教育部调研中深得褒扬，但目前还仅限于外语界。如果要在国内完成语言学理论的本土化，少不了汉语界的肯定和接纳。③ 走向世界，争取国际认知语言学界和心理语言学界的关注和肯定。例如，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已有不少中国学者被选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的常务理事，甚至会长。因此，体认语言学的理论起码要在英汉两种语言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对相关理论要尽可能在国际会议上介绍，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我们对体认语言学的发展充满信心，但也要做好任重道远的思想准备。

（本文首次发表在《英语研究》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