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迎接太君（为何会用太君来称呼日本兵）

称呼“鬼子”的“太君”一词，大量地出现在有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内容的回忆与文艺作品当中。因此，追溯该词的出处，还得从这个历史背景谈起。

自1904年起，日本在其占领的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将日语称作“国语”，学校教育中则强行以日语为通用语言。虽然当时东北地区的百姓中，流行着一句“日本话不用学（xiáo），再等三年用不着”的顺口溜，但面对现实与生存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

当然，在殖民当局的有关政策与利益的诱惑下，也不乏主动学习日语者。据回忆，当时有一首顺口溜式的童谣在小学生中极为流行，其内容是：“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八格。耳朵叫谜谜，鼻子叫哈拿。毛西毛西打电话，久别先握手，巴枯拉枯西达。”

此外，当时还有这样的四句流行话：“不说日本话，都怕被鬼打，胡说唧哩喀啦，懂者笑掉牙！”这些回忆，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学习日语的看法，同时也描绘了以中文汉字的近似音来拼读日语的具体做法，并揭示了被迫使用日语所造成的一些用法上的似是而非。

如此，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些日语。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大量的“协和语”（一种汉语和日语杂揉后产生的语言变体，其特点是夹杂着许多日语词及生造词，如“米西”、“大大的”）。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军的“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1.“太君”是古词新用

说起来，“太君”一词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古已有之”。

在唐代，三、四品官员的母亲，被称为“太君”；在宋代，对妇女有“郡太君”“县太君”等封号。杨家将系列小说中，老令公杨业的夫人“佘太君”，应该是中国人了解最多的一位“太君”。

图：北京百望山上的佘太君庙

当然，日军官兵被称为“太君”，和该词的历史用法——尊称有地位的女性，并无关联。相关例证，大都见于各种回忆资料中。比如，1938年，一小股日军路过湖北浠水的洗马畈，翻译周宾是当地人，和日军军官关系不错。他借机说：

“太君，这地方是我的家乡，父老乡亲都很淳良，请求皇军在十里之内不要行动，周某感激不尽。”

让人意外的是，日军军官答应了他的要求，果然在洗马畈附近没有行动。

又如，1942年，在江西彭泽，日军士兵和村民见面，场景是这样的：

“……领头是红脸鬼，这家伙是驻在小望夫山的小队长。他腰挎手枪，一副凶神恶煞面孔……红脸鬼一人向公屋这边走过来。机会来了！五个人见红脸鬼进来，都笑嘻嘻地打招呼:‘太君来的好！’红脸鬼意想不到，这里竞遇上了这几个难以找到的大大的苦力，也得意地狞笑着。高叫:‘苦力大大的有，你们统统的上山干活！’大个子王兴槐随手拖来一把椅子，指着说：‘太君的请坐，农民上山干活的好’……”

2.“太君”是日语“大人”一词的音译。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通过解读这个词的使用及读音，似乎可看到“太君”的影子。

“大人”一词，在中文与日文中皆有，意思也几乎相同，如都表示成人、值得尊敬的人、身份与地位比较高的人等。中文中，“大人”的读音为“Daren”。在旧时官场，“大人”曾是下属对上司的一种习惯称呼。及至民国，虽然临时政府曾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旧时称谓，倡导以官职、“先生”或者“君”等代替之，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百姓，依然习惯用“大人”等称呼一些有钱有势者。日语中，“大人”在表示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或德高望重者时，发音为“Taijin”。

总体上看，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其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当然，也有只记为“大人”二字，并无读音的。这种情况，姑且将其理解为中文的“大人”之意，不做他解。

上述三种读音中，“Daren”和“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无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因为在他们所写的有关中国人同日本兵讲的日语，以及日本兵所说的中国话的例子中，都出现了这个词。

认为“Taijin”是中国人所说日语的，将其记述为：中国人说的日语中，有“大人”（Taiji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日军军官。与此相对，认为“Taijin”是中文的则记载：“大人”（Taijin），是对地位、身份比先生还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语，这是日本兵一到中国战场就学会的中国话之一。通过文字判断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

上面提到的日本兵说的中国话，即“大兵中国话”，其日语原文为“兵隊支那語”。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对此的解释是：“战争期间，数百万日本人作为士兵和‘在留邦人’来到中国大陆。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话。他们、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认为是中国话的奇妙的语言，对方中国人却认为是日本话。这种语言通俗地称为‘大兵中国话’”。

另外，当时，日军翻译或懂中国话的日军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有日军不但听懂且正确地记载了中文“掌櫃”（意为“当家的”）这个词，但也有日军将其写成了“長貴”。显然，这是音同字不同的问题。至此，可以认为，日军（或中国人）说的中国话被对方误听或误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和日军之间很容易出现语言理解与认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Taijin”的各自理解和表达。亦即，当日本兵认为自己所说的读音为“Taijin”的“大人”是中国话时，中国人却将其当作日语加以接受；在必要的时候，还对其进行模仿、使用。问题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走样。结果，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反过来，当他们如此使用时，日军则将其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从源头上看，“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

3.选择“太君”加以对应的道理

选择“太君”二字作为“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发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中文“太”字有高一辈、极大、至高之意，而“君”字不仅有主宰者之意，且是古时的一种尊号，同时还是一种对人的敬称。在中国古代，“太君”作为官员母亲的封号，本身就表示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此外，在道教中，简称为“太君”的“太上老君”为“三清”尊神之一。在人们的意识里，“太”和“君”都表示尊重、尊敬之意，听起来仿佛高高在上。

当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中国人痛恨尚来不及，何谈敬重。然而，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中国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无奈，当面只有对日军谦卑以示讨好。听他们称尊长为“Taijin”，也就学着喊“Taijin”，管他职务大小、级别高低。结果，在用汉字的近似音为其找对应词时，就将高高在上、为所欲为、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与“太君”二字联系了起来，最终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称呼“鬼子”为“太君”。

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因是对侵华日军使用的“大兵中国话”“大人”的音译，所以乃殖民文化的产物；而选择“太君”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则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