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为什么被人嫌弃?为什么文人之间总是喜欢互相轻视

曹丕曾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认为这是常见的现象。例如傅毅与班固的文笔本在伯仲之间,前者善于诗赋,后者长于作文,然而班固却嘲笑傅毅“下笔不能自休 ”,他用自己的长处来非议别人的短处——这是第一类“文人相轻”。

在《汉书》里,班固肯定司马迁的写作水平和努力精神,却又非议他的思想,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来鄙夷别人的文章,属于第二类“文人相轻”。

总的来说,第一类文人相轻多出现在文人与文人之间;第二类则不局限于文人,它还把公众包括了进来,进而演化成不同的公众之间通过文人来“相轻”

文人为什么被人嫌弃?为什么文人之间总是喜欢互相轻视(1)

“文人相轻”出自曹丕《典论》

我们应怎样看待文艺批评?

在阅读一本书或观看一部电影之前,我们都喜欢听听别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体验感。但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大不相同,我们所听到的更多是他们出于个人情感的发泄,而非经过思考的见解,所以有价值的评论是那么的少,无用的废话又是那么的多。

对于文人作者来说,他们对批评远比赞美要敏感,只要有一个人骂过他,都会令人不快。于是有些文人干脆出来说,文艺批评毫无意义,不过是文人相轻,所谓“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评来评去没意义。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痰盂,得不停接受乌合之众们的唾液,实在是费力又不讨好。所谓“你行你上,不行别BB”,谁又接受得了外行人的指指点点呢?

当然,公众是不会停止吐槽的,唯一的结果是作者因接受不了批评而选择就此搁笔、减少写作,或者干脆不再发表。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艺批评呢?它究竟是否有必要?在我们看来,文艺批评是很有必要的,它一方面可以满足读者观众的批评自由;另一方面也能鞭策作者,令其不断长进;很多时候,批评还能揭露文坛的黑暗。

作者不能指望批评声消灭,但他也有权对“批评家们”提一点点希望,愿他们的批评不是单纯是为了要吸我们的血,还应能产生一点点痛,以便提醒我们勿自满、要改进。

鲁迅说:

“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酒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对于普通读者的批评,作者自然不能要求他们也做出一篇文章来比比看,但起码有权要求他们读完文章、或者具备一些常识再来评论。例如读者要知道裸体画跟春宫图有区别,接吻与性交不是一回事,尸体解剖与砍头戮尸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有读者硬说作者写外国人就是崇洋媚外,讲古代人便是封建愚昧;那么对于这种泼皮无赖式的牛儿,作者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像杨志一样,送他一刀——拉黑就好。

除开普通读者外,对于同行的批评家,我们的要求就不能这么低了。一个文人在“轻视”同行之前,先得对自己的作品来一次解析,进行一下比较,然后再去评论,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其次,他得能够读懂并领会对方的意思,如果觉得对方的文章很抽象、难懂,那么这绝不是他轻视这篇文章的理由,因为斯宾诺莎说过——“无知并不是论据”。

文人为什么被人嫌弃?为什么文人之间总是喜欢互相轻视(2)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否可取?

曹丕认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是文人相轻的基本含义,喜欢这样轻视他人的文人起码还有自己的长处在。如果李白轻视乾隆的作诗水平,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如果杜甫鄙视韩愈的诗作,韩愈蔑视杜甫的文章,那么在旁人看来,这就是一种文人相轻了。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拿自己的优点来嘲讽别人的缺点,却看不到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地方,这种多是自负心理在作怪。见不得他人的好处,便在他人的弱点上做文章,借机打压,这实在卑鄙。

文章的好坏应该如何评判呢?是不是没有一个标准呢?

其实,文章就像流水一样,没有固定的形状与结构。六朝人崇尚骈文,设置各种条条框框,强调对仗、工整与声律的铿锵,在这种严格的规定下,反而没有留下几篇传世的美文;相比之下,唐宋的古文运动冲破格式的束缚,八大家的文章我们至今还在传诵,这说明文章的好坏跟格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些想给文学设置框框的人,有的是制度感,却对审美一无所知。黑格尔的《美学》认为艺术无非是人类心灵的自我展现,而心灵的本质是向往自由,从建筑到雕刻,艺术品脱去了“体”的束缚;从雕刻再到绘画,又抛弃了“形”;之后,在音乐中只剩下声音在传递;而在诗歌那里,甚至连乐器都没有了,真正是自由自在。

好的文章就要像水一样,无常形、无常势,无论是激流还是细水,都各有美感,读完后令人有所收获、心神愉悦。只要这水不浑浊、不肮脏,谁都不敢随意的去“轻”它。但是,水虽然无形无状,却也有一个固定往低处的流趋势;文章虽然格式不一,但也存在一些具体的评价标准。顾炎武说“文须有益于天下”,做文章不是徒废笔墨去夸夸其谈,否则只会浪费读者的时间。人们通过文字来交流,论题明确、表达清晰是一篇好文章的基本要求;其次,《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作者所写的文章一定要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做一个真实的人。巧言令色的读物往往没有任何价值,那些为应酬而作的文章,鲜有流传。

因此,我们认为好文章的基本标准有两个:

  1. “有益于天下”,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而不是空洞肤浅,强词夺理;
  2. “修辞立其诚”,要真实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矫揉造作,抄袭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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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

文艺批评要独立于宣传之外

文艺批评与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并不是一回事,现在有许多专门写文评、影评的人,他们都称不上是在做文学批评,而只是做宣传营销而已。批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讨伐敌人,而是要深入发掘对方的优缺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宣传却并非如此,它只是为了灌输某个观念。因此,在宣传所占领的地方,一切批评都被淹没了。

乔治·奥威尔认为,随着宣传的侵入,文艺批评已经变成了一个舆论战场。原先我们在对文艺进行讨论时,本能地认为这是独立个体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从不隐晦自己对作品的好恶观感。可是在这个党同伐异的年代,人们已经不关心个体的具体的观点,也不在乎作品的表达方式与技巧——“如果你不认同一本书的结论,你就很难认同它的文学价值。

对于书迷、影迷来说,他们从不会去关心批评的具体论据,而是直奔结论。如果文章跟自己的看法不一样,就直接开骂;如果观点相同、臭气相投,就会大加赞赏——人们把这种做法叫作“控评”。在“控评”流行的年代,个体已经逐渐消解,乌合之众间的党同伐异成为了一切。对此,奥威尔在《文学与宣传的界限》中不禁哀叹:

“在欧洲过去这十年来,旧式的文学批评——真正审慎、一丝不苟、立场公允、将一部作品当成一件本身有其价值的艺术品的文学批评——已经近乎不可能了。”又说“文学似乎被宣传所淹没”、“这是整个文学界灾难的本质。”

在“控评”的年代,没有人再去关心文艺的技巧,而是抓住主题,热衷地发掘其政治和社会的含义,以此来划分不同的群体。文人间的互相轻视已经变成了乌合之众间的相互蔑视,作家们再也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而是小心翼翼的迎合公众的口味,为了获得他们的赞赏而创作,“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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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想不同的“文人相轻”

针对思想的批评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尖锐的批评了杜林的错误思想,但也强调“不应该违反文字论战的规则”,对柏林大学剥夺杜林教职的做法感到不耻。

其次,思想本身具有历史性,司马迁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末期,所以《史记》既歌颂惧祸逃离殷商的微子,也赞扬对楚国忠诚坚定的屈原;班固生活在儒家一统之后,反而说屈原“非明智之器”,颜之推更是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对他们来说,君父的体面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因思想的历史性而产生的“相轻”心理,更多是偏见而已。

据说托尔斯泰在临终之前曾写文章激烈地抨击莎士比亚,说他是一个浅薄的文人,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认为莎翁的戏剧不关心社会或宗教问题,太过玩世不恭、老于世故——托尔斯泰的结论是莎士比亚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

这种批评现颇为可笑,然而我们却也在不知不觉中做这种蠢事。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自然有关心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条件,而莎士比亚在创作戏剧时,不能不顾虑到伊丽莎白一世的专权以及教会的法令。他敢于在《裘力斯·凯撒》中把布鲁图塑造成英雄,已是难得之举了。托尔斯泰可以站在事后诸葛亮的高度来蔑视莎士比亚,从思想上把他驳倒,但是这些都无关主旨。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照样感到愉悦,依然能被他的写作手法所触动,进而叹服。

《荷马史诗》、《诗经》、《楚辞》已经度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时期,人们的思想早已发生改变,但是这些经典作品永远有人在读、永远存在艺术价值。即使无数的文人曾在思想的高度上轻视过它们,但它们依然在流传,而那些批评的文稿却几乎全部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很难用某一时期的思想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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