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的金辽指哪里（辽宋金时期室韦）

辽宋金时期，室韦—达怛、阻卜的分布范围有多大？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中契丹势力强大，兼并周边部族，建立了辽政权。在契丹始兼并周边部族的计划中就包括了室韦诸部，二者因地理位置上的相近及室韦地产金、银、铜、铁等资源而成为阿保机兼并的重要部族。所以在阿保机任本部夷离堇时，就曾多次讨伐邻近室韦诸部，史载“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

从《辽史》记载看，“室韦”一词的指代对象及其活动区域大致有两处，分别是辽初被征服的室韦部和东北嫩江流域活动的室韦部。因居地不同，对于辽政权的影响也不同。且辽时从原室韦分离出来的达怛、阻卜及对文献中出现频率较多的其他蒙古语族部之间因地域差异、部族发展等因素的不同而对中央政权的影响又有所不同。

《契丹国志》载“太祖并诸蕃三十六国，室韦在其中。”说明室韦于阿保机建政时就已经被征服。又记黑车子室韦，“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中提到韈劫子部周围的三个室韦部，其地多产金、银、铜、铁，其人也工巧，善铸造铜铁等器物。所载“地贫无所产”与“地多产”，显然是指不同的部族。据学界研究，一是指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室韦部，另一为阴山之东北的室韦，也就是黑车子室韦部。

黑车子室韦在唐末文献中又称黑车子达怛，其名称来源“以善制车帐得名。契丹之先，尝遣人往学之。”《辽史》记“（太祖）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残其众，乘胜大破室韦。”又“（太祖）遣轻兵取吐浑叛入室韦者。”此“室韦”与吐谷浑接近，应指蒙古高原西部地区活动的室韦部。

十世纪初黑车子室韦与契丹的矛盾较为突出。辽太祖神册元年（916），黑车子八部内附。阿保机任夷离堇时就曾多次征讨黑车子室韦，辽建国后仅太祖一朝，对黑车子室韦征战八次之多。黑车子室韦为何会遭受契丹的反复征讨？文献记载来看，唐晚期，黑车子室韦与回纥关系较为密切。至辽初，黑车子部成为了契丹近邻中一支强大的势力。

其所处位置在阴山之东北方向，因而也阻挡了契丹向西扩张的道路，此为辽太祖对其多次征讨的主要原因。梁开平三年（909）后不再见契丹讨伐黑车子部的记载，而辽朝征伐目标也转为吐浑、党项、阻卜等部族，可见此时阿保机应已完成对黑车子室韦的征服，进而更向西进兵。

又《辽史·耶律羽之传》提到，“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右”即“西”。从地理位置看，当时突厥、党项在辽的西部地区，且《辽史》记“室韦部，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北路招讨司。”可见，上述史料中出现的“室韦”是指位于契丹之西的黑车子部。

十世纪中后期，“黑车子室韦”之称也消失于史册中，学界推测应是与契丹或《宋史》记载的“达靼”，即与辽朝联系频繁的阻卜等部相融合。从“况鞑靼人马犷悍，过于西戎，如去岁举国啸聚于天都，则河西贼众为之一空。”

也可知，宋人眼中的达怛似与活动在蒙古高原中西部辽初的黑车子室韦部为同一人群。且在宋人认知，达怛与之前的突厥族一样，好战轻死，史载“况闻鞑靼之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素不为夏人所屈。”

除上述外，辽代文献所称室韦的活动区域还在“贝加尔湖以东、鄂嫩河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兴安岭一带和嫩江流域的诸部。”如《辽史》所载的镇州地区“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传捍御室韦、羽厥等国”从镇州的地理位置看，其地在“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辽上京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巴林左旗一带。而史料中提及的于厥（又记为“于厥里”、“妪厥律”、“羽厥”）是由唐代的大、小如者室韦发展而来。

《契丹国志》记“又次北至于厥国。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且“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于厥）如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因此研究者提出，于厥国的地理位置大致在鄂嫩河为上源，位于黑龙江北源的石勒喀河与克鲁伦河之间。

于厥之北是达打（达怛）国，“东南至上京六千里”。由此看来，辽朝在镇州地区布兵捍御的室韦部在蒙古高原东部一带，与前述阿保机征讨的室韦部又是不相同的。

十世纪后，在蒙古高原活动的室韦部，仍是散居状态，其诸部仍无君长。虽未明确说明具体部落数量，但从史书记载的“每部多者二三百家，少者五七十家。”或（后唐）张敬询于“（后唐明宗皇帝）天成二年（927）任大同军节度使，招抚室韦万余帐”来看，室韦部落人户明显增多。而且，即使契丹于辽太宗神册四年（919）已完成对室韦、于厥部的征服，但镇州地区仍以两万余骑兵捍御室韦、于厥。

又统和二十二年（1004）置镇州后“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可见，辽对室韦、于厥等部的防御仍颇为重视。辽太祖与党项征战时，黄头、臭泊二室韦部趁机侵入辽统治区域“（辽太祖皇后）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

从“名震诸夷”看，此次大败室韦对于刚立国的契丹来说，起到了震慑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的作用，同时也说明辽初室韦诸部对契丹政权稳定有不小的威胁。然而，在宋代文献记载中，辽初室韦—达怛的兵力不过千余骑兵，这与上述的辽代文献记载的有矛盾。

或因宋朝无法直接获取处于更北的北狄诸部族的信息，通过契丹等族人的转述去了解记载，所以其获取到的信息时间上晚于辽朝，因此可能造成辽、宋文献记载差异。而且中原文献中，室韦—达怛往往是一个泛称，宋人记载中的达怛也是泛指某一地区的部族。所以威胁辽边境地区的室韦—达怛部与《宋史》提到的“每部不过千余骑”的达怛或许不是同一个部，很可能是泛指同一称号下的某一个部。

在《契丹国志》中也记活跃在蒙古高原中西部地区由原室韦发展而来的部族，势力很强，辽初常与其征战，史载“契丹屡为国人（达怛人）所败，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招兵马都统，率蕃部兵马十余万防讨，亦制御不下。”又“自契丹建国已来，惟此二国（鳖古里国和达打国）为害，无奈何，番兵困之。”且直至辽中后期，达怛诸部军事力量已经很强盛，“乃使鞑靼诸军五万并携其后妃二子秦、赵王及宗属南来”。

笔者认为，宋代文献中出现的达怛（当时蒙古高原中西部的操蒙古语族部）或许并非确指特定的某部族（即达怛名号下实由不同部众构成），所以宋与辽代的文献记载有所差异。辽朝的室韦、达怛诸部的活动区域和部族势力前后期有较大的变化。唐至辽初东北地区的室韦诸部活动区域明显向西扩张到蒙古高原东部的斡难河东部、鄂尔浑河流域、色楞格河一带。

那么进入辽统治后的室韦部落形态为何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笔者认为多与其内部演化有关。唐末五代室韦部落继续向西迁移后，辽初见于文献的室韦只有黑车子部、黄头室韦等部。由此也可知，十世纪前后的室韦诸部又一次分化重组，其中部分族众进入蒙古高原地区后获得契丹人给的新称谓，或者可以说以蒙古语族部众“自称”的方式出现在史书中。

另室韦居地变迁与周边其他部族的迁移密切相关。在辽政权统治下，与室韦接邻部族，或许同时带动了室韦诸部的迁徙，使室韦渐向西迁徙。如奚族在契丹的压迫下被迫南迁至今辽宁建昌一带，此后又进一步内迁至北山一带，被分为东、西奚部；乌古部于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秋复故疆等，乌古部居地在辽上京以北，今霍林河以北地区。

唐朝时期，此为室韦的乌素固部和移塞没部居地，所以大多数学者认同辽代乌古部是从唐代的乌素固部演化而成的。《辽史》中乌古与于厥有时指同一个部落，如《穆宗纪》载应历三年（953）八月“三河乌古遣使朝贡”。

《部族表》记应历三年“乌古来贡”。对此，有学者提出辽代周边游牧民族中有些称号是通用的。如“三河乌古”是指居于三河（于皮被河、于谐里河、胪朐河）之间的于厥部。从地理位置而言，于厥在北，乌古在南。乌古部之东与黄头室韦接壤，后者是唐末五代时期未迁徙的室韦南部各部。

总的来说，在契丹辽治下的上述部族的流动迁移较为频繁，这也引发与之相邻的原室韦部迁移，所以辽代文献中的“室韦”部活动区域进一步向西发展。至辽朝建立，达怛、阻卜等族进入蒙古高原已有百余年历史，且与周边突厥语族人群交往、融合后，又转营草原游牧经济，与此前的渔猎经济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