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故事400字 文化焦裕禄的故事
焦裕禄带领群众向“三害”开战
一片泡桐林
盛夏的兰考,“焦桐”成荫,无言诉说着感动人心的故事。
1963年早春,正是栽种泡桐的好季节。一天上午,城关公社胡集大队社员们都到齐了,大捆的桐苗也运来了。但在如何栽种的问题上,林业主任和大队支书发生了意见分歧。
大队支书说:“既然胡集是全县发展林业的重点,植树造林就得弄个样子给人家看看。栽植泡桐,要做到纵横成行,整齐划一,零星散植的泡桐苗,一律进行移栽……”林业主任却认为:“‘人挪活,树挪死’,不能追求形式上的美观,应符合生产实际需要……”
焦裕禄见状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我们眼下的主要矛盾,是度荒救灾。发展泡桐,就要‘先顾吃饭,后顾好看’。”这八个字,把众人说得心服口服。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兰考风沙、内涝、盐碱三大自然灾害频繁肆虐。焦裕禄不顾“灾区栽干部”的劝告,毅然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县委书记,赴任兰考。而之前,他已被医生告知患上了营养不良型肝炎。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如何打开抗灾工作局面,焦裕禄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研和走访群众,决定“以林保粮、造林防沙”,向“三害”开战。
这一年,焦裕禄和兰考群众迎着风沙和烈日,种下5万多亩的泡桐林。这些泡桐树,像刚强的战士,屹立在黄沙中,逐渐长大,筑成了强大的林网,挡住漫天的风沙,锁住珍稀的水源,改良贫瘠的土地,为战胜“三害”发挥强大功效。
不曾想到,当年焦裕禄号召种下的泡桐,多年后被智慧的兰考人拿来做民族乐器音板,还逐步发展起了民族乐器产业。如今,全国90%的民族乐器音板产自兰考,兰考也成为了中国四大民族乐器生产基地之一。同时,得益于桐木等林业资源优势,兰考发展起了家具建材制造产业,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家居产业园。兰考人民感恩焦裕禄,感恩他让群众摆脱饥饿、实现自己,感恩他生前为治理“三害”而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死后还为兰考人民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
因此,泡桐也被兰考人叫作“焦桐”。
一次冲突
1963年夏,豫东鲁西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兰考东部南彰与张君墓公社东部积存着大量洪水,堤内白浪连天,平地行船。面对这种情况,双方都很紧张:兰考人准备破堤,山东人加强了堤防。这边的年轻人一面磨着铡刀、红缨枪,那边的年轻人叫嚣,誓用脑袋保大堤。双方集结了几千人,局势一触即发!
焦裕禄得知情况后,一面要求南彰、张君墓两公社立即加强管控,让公社群众保持冷静,坚决制止武斗,不准破堤放水;一面委派县委相关领导前往山东菏泽地委(曹县属菏泽地委)汇报工作。
县委相关领导按照焦裕禄的要求,到菏泽地委汇报了兰考人民除“三害”规划,并通报了两地水患纠纷情况。菏泽地委领导听后,非常重视,随后,曹县派工作组来兰考商定具体的治水方案。
两县的工程师都讲了双方的协调方案,却因意见不同而争执起来。
焦裕禄忙制止:“不论是华东局还是中南局,我们都应该服从社会主义大局;不论是山东省还是河南省,都得实行多快好省;不论菏泽专属还是开封专属,都要执行团结治水的总部署;不论曹县还是兰考县,都是在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是不是这个道理?”
双方气氛慢慢缓和了。双方成立了兰曹两县治水联席会,签订了《关于兰考县与曹县拆除太行堤阻水工程的协议》。曹县县委书记在会上表态:“把兰考的洪水欢迎进来,欢送出去”。
两县人民团结治水的战斗打响了,他们摒弃前嫌、通力合作,终于挖通了河道,修好了闸门,真正让群众无水患之忧,也为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群众高兴地说:“老龙潭要变成粮食囤啦!”
焦裕禄敢想敢干,但从不蛮干。在处理矛盾时,他经常对同志说,要做到“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
一次借钱
焦裕禄参加革命后就远离家乡,先后在河南工作13年。1964年2月,农历春节临近,肝病愈发严重的焦裕禄或是感到时日不多,很反常地想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然而因六个孩子要抚养,加之他经常接济群众,家中甚为拮据,凑不齐探亲路费。于是,他找到县长程世平,向他借钱。程县长得知情况后深受感动,便想方设法协调人事科借给焦裕禄400元路费。在常人眼里,领导干部执掌了权力就意味着更多资源。身为县委书记,却连回家探亲的路费都没有,这就是清廉的好公仆、人民的好书记。
当程县长看到焦裕禄烤着炉火还在打哆嗦时,才发现焦裕禄上身只穿了一件破的空心袄。程县长劝说焦裕禄买一件,焦裕禄摆摆手说:“没布票,钱也紧,将就过吧。”程县长说:“你这让家里老娘看到,她心里什么滋味啊。”说完,硬拉着焦裕禄到街上,买了一截便宜的粗布,做了身衣服。
艰苦奋斗是焦裕禄一生的底色。他逃过荒、要过饭,体味过酸甜苦辣,知道底层群众的艰辛。走上领导岗位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朴素。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他不舍得扔掉。但看到群众受灾受难、缺衣缺吃时,焦裕禄毅然把自己的衣服、粮票送去救助群众。
焦裕禄的清廉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严格要求自己、担当履职尽责、更好服务群众。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他的“穷”增加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他的“穷”是为了更多人的“富”,他的清廉品格和拼搏劲头,也激发了千千万万的群众自发地投入到治“三害”的人民战争中。
一把藤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焦裕禄常说“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并时刻以“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要求自己、同事和下属。焦裕禄在兰考时,县委机关的大院坐落在一片低洼盐碱地上,屋里屋外十分潮湿,地上的砖不到几天就长出白碱毛。在焦裕禄来兰考之前,同志们就在酝酿搬家的事,有人还提出装潢县委干部办公室的计划。
对此,焦裕禄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坐在破藤椅上就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也还困难,奢侈浪费的事不但不能做,连想想都很危险。
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带头坐着烂出洞的办公藤椅。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奋不顾身投入工作。为了遏制肝区疼痛,焦裕禄常把刷子、钢笔、茶杯等硬物顶在肝部。时间长了,藤椅的大窟窿越来越大。焦裕禄便动手把窟窿补好,但没多久又被顶破。多年后回忆起高中政治课老师讲述这一幕时,“受到深深震撼”。
1964年春,正当除“三害”工作轰轰烈烈全面开展的时候,焦裕禄的病情恶化了。同志们多次劝他休息,但和他一谈起除“三害”工作时,他就双目炯炯,精神倍增。同志们知道,他要“拼上老命大干一场。”
在兰考的最后一个夜晚,焦裕禄倚在那把藤椅上,颤抖着写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90年7月15日,同志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其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等铿锵词句,真切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和爱民为民、责任担当的感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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