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园老大爷谈生活压力（南京好人约翰拉贝在北京生活17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对每一位中国人来说，1931年9月18日，是需要牢记的日子。

就在这一年，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生活多年的一位德国商人，被公司派往南京。1937年，当侵华日军在南京发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这位德国人与一批国际友人，设立了国际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他就是约翰·拉贝。因而，他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南京好人”。

约翰·拉贝与中国的缘分，从1908年，他跨入北京城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他在北京生活了17年。在他留给世人的《拉贝日记》中，与北京相关的部分足足有5卷，包括4卷《我眼中的北京》与1卷《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约翰·拉贝还拍摄了很多照片，也收集了很多图画。这些文字和图片，对于研究近代北京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17年的北京生活，奠定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情感基础。这份真挚的情感，促使他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迫害时，挺身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约翰·拉贝先生当年在北京的故居已难以寻觅，但约翰·拉贝与中国人的情缘，却一直延续：约翰·拉贝的嫡孙托马斯·拉贝教授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于2019年设立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为约翰·拉贝先生打造了一处北京的新家。

2020年3月5日，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托马斯·拉贝教授专程录像并致信北京联合大学和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以示慰问。然而，不久，德国疫情趋重，拉贝教授的同事与朋友数人感染，药品与医疗用品短缺。无奈之下，拉贝教授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帮助他寻找一些物资药品。面对拉贝教授的求援，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紧急调集物资，捐赠给了拉贝教授。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所在的北京联合大学以及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们也筹集口罩等医疗物资寄给了拉贝教授。

这份跨越民族与国家的爱，历经一百多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反而历久弥坚。

约翰·拉贝 图片由托马斯·拉贝教授授权使用

最初住在六国饭店

2019年9月，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教授托马斯·拉贝参观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他对这次参观期待已久，因为111年前即1908年的8月18日，他的祖父约翰·拉贝正是从此处——当时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下了火车，踏进北京城的。

据约翰·拉贝日记手稿，在进入北京城之前，他在城外远远地看到了古塔（应为天宁寺塔）与天坛，火车绕过天坛，兜了很大一个圈才接近内城。他还看到了一角被毁坏的角楼，那正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损坏的内城东南角楼，此时还未修复。

拉贝在紧贴着城墙的火车站下车，穿过由正阳门东水关改建而成的水门，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在他的手稿里，他在北京城的第一处落脚点，就是六国饭店（Grand Hotel des Wagons Lits）。他提到饭店门口有条散发着恶臭的人工引水渠，它就是曾经“清浅晓粼粼”的御河，此外，他还特意提到饭店旁边就是汇丰银行。

在约翰·拉贝眼中，使馆区内整齐干净，各使馆紧密相连。不过，当时的使馆区内只有少数几家商铺，他所任职的德国商店以及后来的住处都在使馆区之外。

初到北京的约翰·拉贝并未能深入地探究这个城市，因为最初到北京的两年半时间，他几度失业，直到1911年冬天，他才在位于苏州胡同的德国西门子北京分公司得到一个会计和文书的职位。办公地是一座青砖黑瓦的四合院，门口有白字黑底的招牌，他就此得到了一间温暖的工作室。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继续留在北京了。拉贝记录到，当时的这条胡同路况很差，遇到下雨天就很难通行，有一次甚至溺死了一头驴。

1913年，北京西门子公司迁到了北京灯市口，拉贝的住宅也搬到了公司为他安排的一处住房，就是公司代表处所在地的后街。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拉贝被要求搬出他住的这栋建在美国圣经公会地皮上的房子，他不得不于1918年除夕之夜，搬进了属于德国西门子公司自己地产的办公楼。

因德国战败，1919年，拉贝全家被遣返回国，他们只好离开北京，离开中国。1921年，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中德条约》，宣告恢复两国友好及商务关系。在中断4年的中德关系正式恢复后，拉贝和妻子、子女先后返回中国。随即，拉贝一家和西门子北京办事处全体成员又搬回之前在北京的住处。1925年，西门子公司在北方的总部由北京迁到天津，出任销售经理、主管财务的拉贝也携全家搬到了天津。1931年，被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的拉贝去到南京，也就有了后面熟悉的故事。

游览“佛手公主坟”

从1908年到1925年的17年中，约翰·拉贝在北京迈进了人生的几个新阶段。1909年10月25日，他与妻子道拉在北京举行了婚礼；1910年12月，他的女儿格蕾特尔·拉贝出生于北京；1917年5月，他的儿子奥托·拉贝也在北京出生。工作之余，他带着家人遍逛北京的坛庙、宫殿与园林乃至陵园，包括日坛、天坛、东岳庙、大钟寺、五塔寺、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十三陵等等。他选择的游览地既代表了当时在京外国人的普遍偏好，又具有一定的特色。他在北京的第一次郊游，目的地是“佛手公主坟”（佛手公主是乾隆皇帝的四女，和硕和嘉公主——编者注），游览路线是“沿着运河河岸一直向前，过了东便门摇摇欲坠的桥之后乘小船走运河水路，行程过半之后遇到一座闸，过了闸改乘大船，乘大船可直达公主陵的入口”。

约翰·拉贝夫妇（右侧二人）游览“佛手公主坟”。 图片由托马斯·拉贝教授授权使用

拉贝游览此地不止一次，还见证了碑亭的倒塌。最初这座陵寝还是“不起眼的”、“很少有人游览的”，但后来“佛手公主坟”可成了当年二闸的游览胜地。一如对钟楼铸钟娘娘的传说的记录，他也记下了关于佛手公主坟里安葬的公主生前与马夫相爱而后被皇帝处死的传闻，这种欧洲童话式的轶闻虽然与史实不符，但从某种层面来说，却是为外国人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切入点，更激发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

作为德国人，他尤感亲切的游览地是戒台寺，因为这里是部分负责德国公使馆警卫的军队的度假地。拉贝详细描写了路线，“乘坐北京到汉口的火车来这里最方便，在卢沟桥车站下车，然后骑驴子到达目的地”。

拉贝对北京城的城门、城墙、城内的钟鼓楼、牌楼都同样很感兴趣，对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各个城区的划分都做了记录，并附有大量的城门和城墙照片，其中大部分城门现已不存，因此这些照片弥足珍贵。

约翰·拉贝拍摄的德胜门，左边为城楼，右为箭楼。 图片由托马斯·拉贝教授授权使用

记录当时北京人的生活百态

如果说在最初到中国的时候，拉贝先生跟很多外国旅游者一样，只是位旁观者，乐于观赏异国的自然风光与传统建筑。然而，拉贝先生很快就开始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不仅是饮食，乃至中药。他在日记里提到女儿格蕾特尔有次高烧就是在西药无效的情况下，用几片中药治好的。他还大量收集中国的民间艺术品，不问贵贱，只管自己喜不喜欢。1919年一战结束后他被遣送回国，1921年返回中国时却发现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中国佣人妥善保管着，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善良。

约翰·拉贝的北京日记还几乎等同于一本北京地区的社会学著作，收录了反映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图像和文字。他自述“对街道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详细记录了前门大栅栏的商店与戏园以及隆福寺庙会的诸多细节，还收集了相当多的幌子图、百工图、儿童游戏图以及妇女发型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北京人的生活百态。他还记录了北京人的婚葬仪式、休闲娱乐方式、城市卫生状况以及日常物价。而他所记录的北京城市卫生状况展现出的是当时急需提升的城市管理水准。拉贝在说到自己天生没有方向感时，提到初到北京那段时间甚至是靠牢记每个路过的垃圾堆的形状和编号，才找到正确的回家的路。

拉贝也从物价看到了北京人的生存状况，他提到当时1美元可以买到40到50个鸡蛋，以前甚至能买100到200个，但是有的家庭连一个鸡蛋都买不起。物价又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拉贝观察到北京的大多数穷苦人买不起一把40到50美分的竹骨纸伞，为了保护仅有的一套衣服，只好在下雨天不出门。这些记录说明拉贝观察之细致，而且他有意识地关注了社会的底层民众，并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记录习惯在《拉贝日记》（南京卷）中保持了一致性，这更充分说明了拉贝对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的真实性。

约翰·拉贝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时期恰逢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他也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北京）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他经历了清光绪帝与慈禧的离世、张勋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所拍摄的北京使馆区照片反映了同时期使馆区的紧张氛围。

拉贝还在日记中写道：“从北京的哈德门到西门子办公室要经过克林德碑”，身为初来北京的德国人，他当时还做不到与中国人民完全共情，但他保留下了克林德碑的原址照片，并记载了一战后克林德碑的某些迁移情况，为中国人回顾这段屈辱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约翰·拉贝将他在工作中整理归纳的良好习惯运用于日记手稿，这些手稿虽然从未发表过，却装订考究，他所收集的北京资料都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的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北京日记手稿中展现出了对北京的深深的爱，他保留下了那么多的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