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建筑大师梁思成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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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建筑大师梁思成诞辰120周年。他的一生，与北京紧密相连。这座古都是他自少年起就生活在其中的故乡，也是他开启建筑史研究的第一站。上世纪50年代，当北京的古迹建筑面临拆毁的命运，梁思成为保护它们而四处奔走，他与这座城市的牵绊，深深地影响了彼此。

出建国门地铁站，经贡院东街，过东总布胡同，向北拐入北总布胡同。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巷子，平房和低层楼宇杂居，被四周的高楼围挤。宽阔的只有头上北京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

过了22号是一段长长的围墙，走完便到了28号。24号的故居无迹可寻。巷中闲聊的几位老人手指围墙：24号梁思成故居？就在这里面。

梁思成，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建筑大师，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战乱频仍的年月，他坚持考察了上百个县市、上千座古建筑，写成第一部系统研究、整理中国建筑艺术的著作——《中国建筑史》。

图 | 梁思成

北总布胡同24号曾是梁思成的居所。1931至1937年，他和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安定、幸福的六年时光。梁思成在不远处的营造学社从事心爱的古建筑研究事业，妻子林徽因经常和他一起外出考察。闲暇时，他们在家中美丽的院落里和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费正清等文化界的好友聚会畅谈。梁思成的儒雅和善、林徽因的聪慧机敏，使24号院成为北京名盛一时的文化沙龙。夫妻俩的儿子梁从诫，也正是出生在这里。

可以说，北京是孕育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母体，也是他的人生舞台。等到北京城面临改造，他又挺身而出，为保存它典雅的旧城风貌和无数古迹建筑奔走呼告，耗尽心力。守护北京，成了梁思成一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并深深地影响了人与城市的命运。

1949年1月，当时的北平解放，并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梁思成任副主任，负责古城的规划建设。这是家国情怀浓厚的梁思成最渴望能加入的事业，抗战胜利后从四川北归的途中他就想：回到北平，最好能当上工务局长，把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市容上留下的一切痕迹全部铲除掉。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最初两次会议上，梁思成就明确提出，应当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北京西郊，保护以中轴线为中心的旧城的风貌，也给新城区充分的发展空间。之后，他结识了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规划的建筑师陈占祥，观点一致的两人合作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在方案中，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在旧城以西约1.5公里的月坛与公主坟之间建立首都的新行政中心，将国家机关单位的办公地点集中在这一区域。因为北京旧城人口、建筑密集，如强行在旧城中挤入新行政中心，势必造成交通、居住拥挤，也会破坏旧城的整体风貌。

图|梁陈方案草图

多年后，当北京饱受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之困，只能像“摊大饼”一样层层向外扩张时，很多人怀念起“梁陈方案”，称赞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在当时，科学性或许并非决策者的首要考量。

最终被选择的不是“梁陈方案”，而是苏联专家为北京制定的规划：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梁陈方案”被指责为“企图否定”中轴线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地位。

驳杂的新建筑在长安街、东交民巷操场拔地而起。和梁思成将北京建成环境幽美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张不同，在强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下，决策者要把北京变成工业城市。北京市长告诉梁思成，领导人说，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拆墙派认为城墙阻碍交通，且是封建帝王的遗迹，应该拆毁。为了保护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明城墙，梁思成抱病写下《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力陈城墙的“气魄雄伟、精神壮丽”，“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他建议在全长39.75千米的城墙上栽种花木，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至于交通问题，可以通过在适当地点开城门来解决。

图|梁思成设想的北京城墙公园

他的恳求被无视。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

今天，北京仅余两段城墙，其中一段自崇文门至东南角楼，全长1.5千米，是现存最长的城墙遗址。墙砖参差，上生衰草，像遍历劫难后沉默的老者。

图|北京城墙遗址

破坏与摧毁在继续。天安门两侧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相继拆除后，城楼和牌楼成为下一个目标。

北京旧城有几十座城楼，矗立在城墙之上，白鸟环飞，巍峨壮丽；飞檐画栋的牌楼则是街道的美丽装饰。梁思成进言、上书、发表文章、与“拆除派”争论，力图保护这些遗珍。

关于“拆除派”一再强调的交通问题，梁思成有严密的思考与对策。例如横跨中海、北海的著名景观金鳌玉蝀桥，梁思成设计在它的南侧另建一座新桥，与旧桥分别作为上、下线，疏解交通。将桥两侧的金鳌、玉蝀两座牌楼搬到新、旧两座桥之间的空地，成为景观。设计图的线条画好后，梁思成亲自渲染加色。年过半百的他画了一个通宵，终于完成了图卷。

但这并未能改变金鳌、玉蝀牌楼被拆除的命运。

图|昔日的金鳌玉蝀桥及两座牌楼

帝王庙的两座牌楼面临拆除时，梁思成格外痛惜。在他看来，“北京的古代牌楼属这两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致。”焦急之下，他致信领导人，动情地描述牌楼的美，尤其是它们在夕阳余晖中的庄严和诗意。领导人的回复意味深长：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古迹属于历史。夕阳下，城楼、牌楼一座座消失。

狂飙猛进的城市改造运动，余震持续到了半个世纪后。2000年，北京提出危旧房改造计划，大片胡同、四合院被夷为平地。2009年，北总布胡同24号院被拆除。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然而，梁思成长女梁再冰的反应却很淡漠，她对媒体说：我父亲想保存的是北京城，而不是自己住过的房子。

拆毁古迹建筑的决策，出乎梁思成意料。仅仅在几年前，他对未来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

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清华创办建筑系，为战后重建培育人才。梅贻琦很快同意，并任命梁思成为系主任。从南方回到北平后，梁思成携全家住进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

1948年年底，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包围了平津一线的国民党军队，战事一触即发。想到城中诸多古迹可能会毁于兵燹，梁思成心急如焚。等到12月18日晚上，一位解放军干部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的带领下前来拜访，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注出北平的文物古迹，以便万一攻城时保护古建筑。

之后，解放军再次与梁思成接洽，请他组织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目的同样是为了在战争中保护建筑文物。梁思成带领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地工作，仅用时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桩使命。《简目》的第一项是“北平城全部”：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城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竟然，有打仗时还想着保护文物建筑的军队，深受感动的梁思成自此对未来满怀信心。后来他回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1个月后，梁思成夫妇在家中迎来了多年好友、著名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因为作品被斥为“反动文艺”，遭遇来势汹汹的批判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我不毁也会疯去。”担心老友的梁思成，专程写信邀沈从文到清华园休养。

也许是校园的宁谧和朋友们的安慰起了作用，住进清华的沈从文显得放松了不少。在几天后给沈从文夫人的信中，梁思成写道：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沈从文）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

梁思成或许期待自己的乐观能感染老友。目睹一切的沈从文感到，梁思成将会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大显身手，自己却无法在其中找到位置。

今天的新林院8号改做了咖啡馆，四壁张贴着梁思成夫妇的照片、图画，轻松惬意的氛围，让人很难想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所院落像一叶舟，在时代浪潮中的起落沉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这里完成了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感受了作为艺术工作者所能获得的至高的成就感，又很快遭受否定和冷遇。

图|现在的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

一次会议上，梁思成为保护古迹，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自称“改革派”的吴晗针锋相对，吴晗斥责：将来北京城里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即痛哭失声。

早年，沈从文曾怀着文学家的天真，写下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借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之口，描述对北平未来的设想：“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学，习历史，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认为梁思成若能担任北平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

虽然没有当副市长，但梁思成确如沈从文期待的那样，深度参与了北京的建设。然而，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下，理性的声量越来越微弱。解放初梁思成怀抱的“乐观”、“希望”渐渐远离，取而代之的，是当时沈从文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压迫”。和沈从文一样，在狂热的新时代里，他渐渐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古迹渐次被毁，失去，似乎成了梁思成生活的主题。很快，他迎来了最具毁灭性的丧失。

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当时，梁思成就住在她隔壁的病房，但他没能听到妻子的告别。前一天深夜，林徽因对护士说，想见见丈夫，因为时间太晚，护士劝阻了她。等梁思成醒来赶到妻子床前时，她已经陷入了昏迷。他只能握住妻子枯槁的手，泪流不止。

不能止息的或许还有回忆——

——刚回国在东北大学初创建筑系，他是系主任，妻子是他手下唯一的老师；

——在北京营造学社工作时，妻子经常和他一起外出调查古建筑；

——抗战时流亡四川李庄，妻子长年卧病，但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转，就坚持帮他绘图、查找文献；

——她拖着病体，用嘶哑的声音当面斥责吴晗：你们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后悔的！到时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

妻子是他建筑之路上最忠实的同伴和支持者，也仿佛是另一个他，一个更率真、刚烈的他。

图|梁思成、林徽因一同测绘古迹

富于文学才能的林徽因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在那些轻灵温婉的诗句里，她常常嵌入建筑的美：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如今，“百层塔”和“琉璃檐”都被摧毁了，妻子动人的笑声也永远离去。

而批判却到来了。

就在林徽因去世前三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而早在这年一月，会议已经决定，正式开展批梁运动。5月，成立批判梁思成办公室，组织撰写大量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将他提倡的民族形式斥为“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

重压之下，梁思成于5月27日写了检讨，批判自己的“错误理论”，追悔“自视为专家，不服从领导。”他还不得不主持会议，批判昔日的亲密伙伴陈占祥。

自此，梁思成的学术生命基本终结，他几乎再没有写过建筑论文。那支曾用来绘图、著述的笔，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最大的用途是写各式各样的检查。

时代的疾风同样摧折了朋友们。沈从文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与梁家多年为邻的哲学家金岳霖被迫彻底改造思想。他安慰梁思成：你学的是工程技术，批判了艺术的一半，至少还留下工程的一半。我却是连根拔掉，一切从新学起。要讲痛苦，我比你痛得多，苦得多。

但金岳霖或许忽略了一点，和纯粹的精神煎熬相比，梁思成的痛苦是具像的——他目睹一座座自己视作生命的古迹建筑被拆毁：“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这样的痛苦不能见容于当时，领导人评价：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66年，梁思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家五口被赶到一间仅有24平米、窄小阴冷的房屋。研究了一辈子建筑的学者，失去了基本的栖身之所。更致命的是精神摧残：一张批判他的漫画大字报上，他的颈上挂着北京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写过的一句话，被作为“罪证”。

而此时，北京仅剩的内城城墙正被拆除。

听说拆西直门时挖出了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梁思成特别想看看。病中行动不便的他恳求第二任妻子，去西直门帮他拍张照片。妻子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去挨批吗？城门很快被拆毁，他没能看到。

此前，梁思成在游桂林叠彩山时写过一首诗：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他深信时代是进步的，需要去除自身陈旧、落后的部分去追赶。然而，结果却是被抛得更远。得知自己早年勘察过的河北的一所辽代寺庙被拆毁，人们说“辽代的木头有什么用？不如拿去修桥”后，他常常自嘲：我也是一块辽代的木头。

今天重走北京旧城，仍能依稀从角楼的飞檐、胡同的青砖、脆亮的鸽哨中领会到它古老悠长的气韵。可以想见，还保持着完整风貌的时候，它的阔大、明朗、渊深是怎样涵养着自少年时起便在此生活的梁思成，型塑他宽厚儒雅的性情，给他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庇护与滋养。这座城里四处散布着的梁思成的生命痕迹，是他与北京血脉相连的证据。

梁思成初到北京，是在1913年。12岁的他和全家从日本返回中国，定居北京，就住在北海附近的南长街上，而梁启超的办公室在北海公园门口的团城。古老的都城从此成了梁思成的家。

3年后，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和同样出身名门的林徽因相恋了。彼时林徽因刚和父亲自欧陆游历归来，她对梁思成说，自己将来想学建筑。当时梁思成还不知道建筑是什么，林徽因告诉他，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科学。爱绘画的梁思成，也选择了建筑作为专业。

1924年，梁林相偕赴美，分别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和美术系。在那里，梁思成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学习建筑史时，他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建筑都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而中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甚至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这样的空白，让他立志投身中国古建筑研究。

1928年，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到中国，不久，梁启超病逝。梁思成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地，安葬在北京西山梁氏家族墓园。北京不仅是生活地，也是亲人的埋骨之所，牵系着梁思成最温柔的情感。

在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返京，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一群心系传统的学者聚到这里，揭开了探寻中国建筑史的第一页。而梁思成的研究，正是从北京开始。

图|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办公室门前

彼时的北京，在美国建筑学者埃德蒙·培根笔下，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拥有众多精美绝伦的文物建筑。尤其是在它的精华——长7.8公里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三大殿、神武门，至景山最高点万春亭抵达北京城中心点、再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梁思成饱含自豪地赞誉：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北京的壮丽催化了他对建筑学的热爱，研究之外，梁思成经常带女儿登上景山，俯瞰这座心爱的城市。除了对故乡的眷恋外，还有学者对古迹的珍视。

图|俯瞰故宫

到营造学社的第二年，梁思成开始从史书、文献中寻找线索，外出调查、测绘古建筑。依靠骑马、骑驴和步行，夜宿荒寺陋店，间或还要躲避兵匪，梁思成和同事们走遍了华北、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在5年间调查了137个县市、古建筑1800余座，完成测绘图稿近2000张。虽然因为早年车祸受伤造成右腿微跛，但在同事的回忆里，梁思成“爬梁上柱的本事特大”。

抗战爆发，梁思成带家人南下，开始流亡生涯。辗转抵达昆明后，营造学社重新开始工作，后来又迁至四川李庄。

李庄的夜晚万籁俱寂，梁思成在煤油灯下绘图，教儿女读杜甫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美国的大学和朋友来信，邀他一家赴美，梁思成回复：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

1946年，抗战胜利近一年后，梁思成一家回到北京。他的同龄人、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人生有两件东西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阔别近10年后，梁思成终于又见到了故乡雄浑壮丽的面孔。但这却是北京旧城的最后一瞥。

1972年1月，梁思成病逝。之后半个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屡经波折，他在北总布胡同的故居也被拆除。后来在媒体的呼吁下，开发商在距原址数十米的地方重建院落，封锁在围墙内。有媒体报道，梁再冰回北总布胡同时说，我根本不觉得那是故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图|重建的北总布胡同24号

也许，梁再冰心中的北京城定格在了昔日——1946年，17岁的她和父母、弟弟结束了九年的流亡，回到故乡。一天傍晚，她和母亲坐三轮车路过北海，母亲突然大声叫她：回头看！

多年后，梁再冰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回头望时，身披落日余晖的金鳌、玉蝀牌楼——正是梁思成后来通宵画图试图保护的那两座：“非常非常美”。

当时的梁再冰不会想到，数年后，这两座牌楼，连同北京无数的文物古迹，都将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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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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