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所经省份（长征始发地之辨析）

作者：邱建华。

引言

长征是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的精神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去争取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在2016年10月21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长征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然而，在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同时，却出现了长征出发地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社会行为上。有的地方擅自冠名"中央红军出发地"，制作"长征从这里出发"大型广告牌，更换纪念长征的标志物，修改毛泽东当年关于长征的讲话等等。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变得随意对待。对长征始发地的判断是一个事实判断。事实判断的前提是对证据进行分析、审核和认定。无论强调哪个地方为长征始发地，都应当在实证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为此，笔者重温有关长征的历史，以试以实证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征始发地这一历史问题。

但是，笔者并非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所占资料也不多，谨根据平时工作学习中所了解到的一些党史知识而提出一些观点，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争议的问题

经查阅有关资料，当前，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所持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有多个地方，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宁化、长汀等四地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其所引用的证据之一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认为该文写道："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所引用的证据之二是著名的福建长汀"松毛岭"战斗故事。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只有一个地点，这就是江西瑞金。因为瑞金是当年中央机关所在地，理所应当是中央红军的出发地。对此，在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中还保存了大量史料。党史、毛泽东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回忆录，有关的"人物传记"等等都可证明。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统一在江西于都渡河，然后才开始长征，因此，于都才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这种观点是2005年以后出现的。据说所引证据是中央党史研究部门某前任负责人所说过"于都是长征出发地"这样的话。新近，有关部门又发文要求于都县将"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改为："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馆"，在"出发地"的前面，加了"集结"二字。

实证辨析

笔者认为，对历史的裁判标准只能是唯物史观，这就是尊重历史事实，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看待历史事件。确定长征出发地的标准是辨析和解决这一争论问题的前提。

如果以红军驻所地为标准确定长征出发地，那任何一个地方的红军长征出发地都可以称之为"长征出发地"。这样，可能不只是福建的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四地是红军长征出发地，还有更多的地方是红军长征出发地，如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等等。"出发地"这个词用处很宽泛，部队在行军中经常就地休整，然后再出发，这也可以称之为"出发地"。中央红军是红一方面军，由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等五个军团组成，而各兵团驻地不同，开始长征的出发地也不同，第五军团的出发地与第一、第三军团的出发地就不同。据《中国元帅刘伯承》一书记载，第五军团当时在江西兴国高兴阻击追赶的国民党军，担任殿后任务，在中央机关和先头部队离开了根据地后才撤出根据地战斗，实行战略转移。如果按照"多处出发地"的标准，那么兴国的高兴也应当称之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并未说到红一方面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可以推断，当年的福建宁化、长汀有红军驻扎，但具体是哪一个军团在这些地方驻扎，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以红军某部的驻扎地认定为该部红军的长征出发地合乎常理。但是，以一地红军的长征出发地说成是整个红军的长征出发地，这有悖常理，也有违人们的历史认知。因为一部不能代表全部。代表红军全部的只能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机关在江西的瑞金。因此，如果以此为据来证明第一种观点，不具说服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在其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卷中也写到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二十八日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长征。在此，胡华教授把长征开始的时间写成二十八日，既没写年，也没写月。但从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来看，不难看出这里的"二十八日"毫无疑问是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个日期与多数史料所记载的"十月十日"不同。在《讲义》中，他把长征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作了高度概括，但我们无法确定各个军团的具体出发时间和具体出发地点。因此，这个《讲义》不能证明红一方面军的多处长征出发地。

长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时间上，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短期，通说认为历时一年多，把二、四方面军的长征时间算在一起，历时二年。在行程上，不是一个面，也不是一段路，而是从福建、江西到陕西途经11个省。在参加的人数上，不是一支部队的人，也不是几支部队的人，而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据史料记载，仅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出发时就有8.6万多人，如果包括以后的二、四方面的长征，那就更多。因此，应当全面看待长征的历史。

对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果以地方本位主义观点，强调各地红军的出发地为长征始发地，势必造成长征历史的混乱。对此，笔者认为，应以中央红军的长征始发地为整个红军长征始发地的代表，因为中央才具有代表性。中央的代表性决定了只有中央机关的长征始发地才是整个长征的始发地。

证明中央机关的长征始于瑞金的证据，不仅仅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而且有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不仅中国人知道，很多外国人也知道。对众所周知的事实本来不必举证，但为了印证主题，在此还是略举几则。

证据之一，毛泽东的讲话。1935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说："从瑞金算起，到十月十九日为止，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九天，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所载日记计算，我们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在此，毛泽东明确地把长征的起点定在了瑞金。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见之于2002年11月1日延安甘泉县人民政府制作的碑刻。虽然是碑刻，但是，碑刻内容公之于众，让所有到此的人都能看到，具有相当大的公示性。碑刻不易修改不易损毁不易移动，因而具有稳定性持久性。

毛泽东不仅是长征自始至终的参加者，还是长征历史的重要书写者。他当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随中央机关实行战略转移，从瑞金开始踏上征途。一路上，他指挥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创造了许多如"四渡赤水"这样的经典战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他是长征历史中最具光辉的人物。他是第一个代表中央对长征的意义进行高度概括的人。"长征"和"中央红军"这两个概念，也是他最先使用的。他对长征的总结最具全面性和权威性。

根据碑刻内容，毛泽东这个讲话是在长征刚刚结束的时候对长征所做的总结，因而最符合当时的事实，最有权威性。碑刻内容还与他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内容有密切关联性，两者能相互印证。因此，这个碑刻及其内容具有很强的证明力，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

证据之二，聂荣臻元帅的回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聂荣臻元帅是第一军团的政委，与军团长林彪一起率领第一军团担任中央机关和中央纵队的前锋护卫。他后来回忆，第一军团部队于1934年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上了长征之途。这是一份具有很强证明力的直接证据。在此，聂帅没有谈到红一军团曾经在于都集结，也没有认为"离开瑞金"不是长征的开始。

证据之三，邓小平女儿毛毛的著作叙述。邓小平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当时随原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在"红星纵队"，其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上卷中写道："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红都瑞金出发。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个军团八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地区分头启程。一个将永载史册的战略转移——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毛毛这部关于其父亲邓小平的著作，所记述的内容得到邓小平的肯定，邓小平阅读之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书中引用了多位亲历过长征的中央领导人关于长征的回忆，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史事实。长征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很多，他们都说长征始于瑞金，在此不一一列举。

证据之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整理的原始记录《红军长征记》，其中收录了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录。在此，谨摘录李富春、陆定一的文章为代表。

李富春在其《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一文中写道："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了我作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

李富春于1931年进入苏区，任江西省委书记，长征时任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领导职务。他这篇文章写的长征始发地是瑞金，符合史实。

陆定一在《珍重》一文中这样写道："别了，梅坑！我的故乡没有自由。你是我的自由的故乡！......。"

陆定一是在1934年随中央纵队干部队参加长征的，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央根据地饱含深情。这里的"梅坑"，就是瑞金云石山一个村子的地名。当年一部分中央机关驻在梅坑，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在此居住过。

上述证据材料都指向同一证明对象---中央机关的长征从瑞金开始。其他史料不在此一一列举。如果对此有异议，可以举证证明。

"于都是长征出发地或集结地"的第三种观点，除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前负责人的观点外，还见之于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2011年1月第2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该书对长征的出发作了如下的叙述：

"1934年的10月初，国民党的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北岸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上述叙述，出现多重矛盾。第一、"出发地"的前后矛盾。既认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瑞金出发，又认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于都"开始长征"。同一主体同一事件的两个始发地，其中必有一真必，也必有一假。第二、"长征"概念的不恰当使用。"长征"这个概念是毛泽东最先使用的，这已是在"长征"结束之后的事了，而在1934年没有"长征"的这个概念。从规范的解释来看，1934年的"战略转移"就是长征。第三、把"长征"的主导者从"长征"中分离出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长征与中央红军的长征不是分裂的长征，而是统一的长征；没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长征就没有中央红军的长征。第四、同一事件出现两个不同的"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晚"的"开始"与"10月17日"的"开始"，两者是叠加的"开始"，是相互矛盾的"开始"。因此，这部著作尚不能统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认定标准。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写了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该书是这样写长征的：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将士从江西于都县城的东门等八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参加长征的有：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19880人，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17805人，陈云为中央代表，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12168人，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周昆、黄甦率领的红八军团10922人，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11538人，叶剑英率领的中央第一野战纵队4693人，李维汉率领的中央第二野战纵队9853人。这些部队，以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红八、九军团两翼掩护，红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机关两个纵队，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对此，我们先不分析判断。我们先看看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长征老红军战争回忆录，袁耐冬的著作《征程》中是这样写长征出发的：

"1934年10月10日下午，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在兴国防守的部队全部撤出。这时，我们训练班在兴国县城南宿营。接到命令后，我们一整天都在进行物质补充（每人一袋米、一床棉被、一套棉衣，两双布鞋、两双布草鞋、四枚手榴弹、二十排子弹、一把洋镐或铁锹），这些都要在不同地方领取，领回来后捆好，大家忙了个通宵，都没有睡觉。"

"第二天，我们训练班结业，进行了分配：有的去团里当特派员或副特派员、有的去师部当干事、有的回到原部队复职、有的留在保卫局以巡视员的身份到各团帮助特派员工作。"

"我就是留在保卫局的其中一个，被分配到三团协助工作，三团特派员是我们训练班的班长杨雄桂，三团团长是黄永胜，政委是邓华，当天晚上我们整队夜行军出发南行。"

"17日夜晚，夜色漆黑，我们部队通过了于都河浮桥。"

袁老以上的叙述，并未写到红一军团先在于都集结然后出发长征，反而证明红一军团是分散各地出发长征的。这与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比较符合。由此可见，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第一卷关于长征出发的历史还是一个待证的事实，尚需进一步考证。不仅如此，该著作还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历史作了阉割。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表明红军主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10月1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第5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明确提出了将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实行战略转移的任务。从十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分别从瑞金九堡、云石山、梅坑和会昌的石门圩等地向雩都集结；红一军团分别从兴国的竹坝、洪门向雩都的段屋、宽田地区集结；红三军团分别从兴国的高兴、石城的南部向雩都的车头、汾坑地区集结；红五军团从兴国的社富向雩都北部集结；红八军团从兴国的古龙岗向社富集结；红九军团从长汀的钟屋村经瑞金向会昌的珠兰埠集结。十月中旬集结完毕，基本完成了突围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这是一段富有"非凡想象力"的历史叙写。在文义上，张闻天的文章清楚地表明，虽然当时中央根据地处于危急之中，但中央还不想放弃根据地。中革军委的第5号命令是根据中央做出的战略转移决定而向红军各部队发出的行动命令。10月11日，已是10月的中旬。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中央的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是不可能在10月上旬撤出瑞金的。红五军团未在于都渡河，而在王母渡渡口渡河；会昌的珠兰埠地处于都东南，不可能逆行北部的于都再渡河。红军之所以要渡河，是因为行军路线要经过在赣江另一边的信丰。珠兰埠到达信丰比从于都去信丰近。把中央机关和红军各军团撤出根据地的行动硬生生地说成"基本完成了突围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回归历史，当时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根本就没有"长征"的概念，只有红一方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

关于长征这段历史，正如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在其《重读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长征被描述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实际上，长征是在根据地和红军斗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当时中央做出放弃苏区的决定是极为仓促和秘密的。这种仓促和秘密是不可能把队伍组织得井然有序的。当时的决策者之一、"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完全证实了这一点。1964年，有人向周总理提议把《十送红军》这首歌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他听了之后伤心地说，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哪有这么有秩序的送行啊！那是撤退和突围啊！

现有史料尚未充分证明：当年红一方面军各部统一集结于江西的于都河北岸，然后渡河，开始长征。我们在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十分仓促的，未做充分地准备。聂荣臻元帅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也没有红一方面军统一集结于都河边的记载。红九军团未经过于都，何来集结？历史有历史的逻辑。如果从珠澜埠到于都渡河，那是走回头路，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一般不可能，除非遭遇敌人阻挡。刘伯承元帅当年任红第五军团参谋长，他非常清楚地说红五军团当年从王母渡渡河，而王母渡是在赣县区不在于都，他们没有从兴国高兴前往于都河的北岸集结。由此可见，认为红一方面军五个军团在于都集结是虚假的，五个军团分别启程才是真实的。

根据以上分析，难以得出"于都是红一方面军集结地"的结论。如果要使这种观点确立，首先还需要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进行外部证成，其次需要完成红一方面军统一于都集结的必要性的内部证成。基于"红一方面军五个军团集结于都"的不确定性，认为"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观点，更需要举证证明。

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长征集结出发地"的表述本身有违词语搭配的规范性。"集结"和"出发"都是"地"的定语，在一个名词前面叠加两个并列关系的动名词修饰，这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语法的。这种排列，可以解读为，"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的地方"。其本意是，"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后出发的地方"，也就是说，"于都不再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出发的地方"；或者说，中央红军长征始发地不再是于都。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有意为之。人们不禁要问，于都到底是"集结地"呢还是"出发地"？是否"集结地"对于长征的历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出发地"。"集结出发地"的用法，显示的是表述人对历史的牵强和扭曲。

可以确定的是，于都河是当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离开瑞金，踏上战略大转移征途所渡过的第一条较大的河流。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如果是没有负重的行军，从当年中央机关所在地的瑞金云石山到于都河需要一天，从福建长汀到于都河需要两天，从宁化到于都河至少需要三天。八万多人不可能同时集结河边同时渡河，必须分批分次渡过。如果集中渡河，不仅渡船、浮桥不够，而且当时战争环境残酷，陈诚部队已经推进到石城、宁都、兴国一带，逼近瑞金、于都，大部队集中很容易被敌军发现。因此，把当年渡河之地说成中央红军集结出发地，于理不合，于事实不符，于逻辑不通。

讲好长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首先需要对长征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而认识和理解长征的意义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任何价值判断都是基于确定的事实。如果对长征始发地的认定错误，那就是对长征历史的一个重要事实的认定错误。 长征发生的时间已经有八十六年了，我们至今都还搞不清楚长征的始发地在哪里，我们怎么了解长征的历史？长征发生的时间才仅仅八十六年，我们这代人都搞不清楚长征从哪里起步，那后人又怎能搞清楚长征从哪里起步？人们连长征的起步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对长征伟大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呢？

争抢"长征出发地"冠名，其背后的动机无非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不能为了某种目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能为了某种目的，把"八角楼的灯光"写成"延安窑洞的灯光"；也不能把"滔滔赣江水"写成"滚滚延河水"。对于历史，我们都应当持严肃的态度，尊重其本原。我们既不能刻意美化历史，也不能刻意丑化历史。既不能随意编撰历史，也不能随意虚化历史。

把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地方，打造成为旅游景点是好事。一方面有利于开展红色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但是，如果为了发展红色旅游而打扮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那绝对是不好的事。这样做的后果非常恶劣。历史应当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走出任何政治形式的外表而进入实际社会生活的深处。

结语

长征是由众多红军部队完成的历史壮举。在这一历史壮举中，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的长征是整个长征历史的代表。瑞金是苏区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是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部队的长征是从瑞金起步的。因此，在众多的长征出发地中，瑞金才具有长征始发地唯一合法的代表性。

于都河是苏区中央机关以及红一方面军大部在长征路上所渡过的第一条大河，以此确定为"长征第一渡"，符合史实。但是，如果以此确定为"中央红军集结地或出发地"，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不符合史实，违反逻辑。

宁化、长汀是当年红一方面军某部驻地，以驻地确定为红军某部长征出发地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以红军某部的长征出发地，说成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或者长征出发地"，明显是以偏概全。

长征的历史不是某一地方的历史，它是党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已有定论的"长征出发地"，不应当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被任意重新分配，从而引起相关地方民众的相互争论和强烈不满。

在红色旅游中打出"长征"牌，有利于传承长征精神、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长征的历史价值。但是，如果多地宣称是"长征出发地"，说明对待历史很不严肃，其真实性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发展经济应当与严肃对待历史有机统一起来，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罔顾历史事实。

任意宣称"长征出发地"还将产生多重负面效应。一是伤害社会公众的历史感情。长征的历史感天动地，为中外所知，但是，任意宣称"长征出发地"，使既定的长征历史成为社会公众的"一头雾水"，那将令多少人伤感！。二是影响长征精神的宣传。长征是党带领红军战胜极端困难的历史，但是，任意宣称"长征出发地"，一定不能讲好长征故事，不能宣传好长征精神。三是影响地方群众团结。长征是一部团结的历史，但是，任意宣称"长征出发地"，必然严重撕裂相关地方群众的团结，徒增社会不稳定因素。四是动摇人们的政治信念。长征是一部信念坚定的历史，正是由于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才走完了长征，但是，任意宣称"长征出发地"，连长征始发地都存争议，还何谈信念坚定？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但是，近年出现有的地方争抢"长征出发地"冠名、更换纪念长征的物化标志、修改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论述和讲话等乱象与此极不和谐。希望中央党史研究部门尽快治理这种乱象，坚持唯物史观，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还长征始发地的历史本原。

二0二0年九月三十日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作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四级高级法官助理，原四级高级法官，江西省瑞金市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委会委员、政治处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瑞金市法学会原副会长，瑞金市非公经济组织原党组织书记。）

附一、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6月第2版。

2、《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胡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

3、《中国元帅刘伯承》，陈石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

4、《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5、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十八讲》，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6、刘统整理注释原始记录《红军长征记》，三联书店出版，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第1版，2011年1月第2版。

8、《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6年2月第1版。

9、《征程》，长征老红军战争回忆录，袁耐冬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9年11月第1版。

10、《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韩毓海著，人民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发行，2017年12月第1版。

11、《党的历史论稿》，欧阳淞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6年12月第1版。

附二、参考网络资料：

1、《百度》网：有关长征的资讯。

2、微信链接：黄兴国《长征出发地之争何时了》。

3、微信链接：长征文学《红军长征出发地再起波澜》。

4、微信链接：长征文学《请赣州党史办主任胡日旺出来回答问题》。

5、微信链接：喝水不忘挖井人、行者《延安甘泉：越改越错为哪般》。

6、微信链接：行者《是谁在撕裂瑞金和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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