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导演处女座（导演杜拉斯的长成）

　　从1966年第一部电影《音乐》到1984年的《孩子们》（与儿子让·马斯科洛和让-马克·杜林纳合作拍摄），杜拉斯共执导了19部电影，其中包括4部短片，但现如今市面上尚能觅到的估计只有一部《印度之歌》（1975）。原因很简单，因为杜拉斯希望她拍摄的电影是全新的探索，几乎没有镜头的移动，“从零开始，用一种很原始的表现方式……很简单，几乎很原始：不动，一切重新开始。”她厌恶消费社会泛滥的哗众取宠、娱乐至死的电影。

　　“《广岛》是一部写在胶片上的小说”

　　杜拉斯真正意义上的触“电”应该回溯到1958年的那个夏天，她应制片人阿纳托尔·多曼（Anatole Dauman）之邀给阿兰·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写对话和剧本。该片虽然没有参加1959年第12届戛纳电影节的正式角逐，但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61年它又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的提名。有人认为它是一部“空前伟大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末日”，“超前了十年，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失去了勇气”。但也有人批评它是“一部异常令人厌烦的、浮夸的、充满了最遭人恨的文学的电影”。杜拉斯和雷乃声名大振，只有一点让她感到非常郁闷：她签了一份很不合理的编剧合同，没拿到一毛钱的影片提成。

　　杜拉斯认为她的电影（或者说电影剧本）和书一样，都是在“激情之地”上拓荒，让人耳聋目盲心狂的激情。的确，她和雅尔洛的热恋激发了很多创作灵感，的确，他的名字和“文学顾问”之后出现在了电影的片头字幕上。《广岛之恋》是一篇命题作文：一个原子弹爆炸后有关生存的故事。但杜拉斯把它写成了一部充满诗意和哲思的杰作。虽然有戏中戏的嵌套，但情节并不复杂：一段没有未来的爱情泛滥于一座在废墟上重建的城市。“她”带着法国纳韦尔的创伤（二战结束前夕，“她”的情人德国士兵在河边遭枪杀，而她自己被剪头发关黑屋）来到广岛拍摄电影，在这座曾经在9秒钟内有“二十万人罹难，八万人受伤”的城市，法国女人“她”遇到了日本男人“他”，得到了自我痛苦的释放。广岛的不幸和爱情唤醒了对纳韦尔的不幸和爱情的记忆，伤痛抚慰了伤痛，一如不可能又不能不爱的爱情。

　　在她看来，“《广岛》是一部写在胶片上的小说”。但正是在这部写在胶片上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导演杜拉斯的“长成”，不知不觉中，她已经站在导演的角度去构思电影的画面、去考虑镜头的调度、配乐和角色的选择等等。

　　在拍摄过程中，阿兰·雷乃对剧本做了删改，但重要的是他保留了杜拉斯对拍摄的建议，并且忠实地执行了。从蘑菇云的样子，到画面上的躯体、肤色，具体到身上的汗珠，动作的细节和节奏，具体到配什么音乐，音乐的强弱和隐现，男女主人公的嗓音和说台词的指示，甚至还考虑到了画面产生的效果、观众的观感……男女主角冈田英次与埃玛纽·丽娃（Emanuelle Riva）也忠实地完成了杜拉斯对人物的预设，而且两人的形象也非常符合剧本附录中“日本人的肖像”和“法国女人的肖像”。

　　从剧本和对白的创作到影片的拍摄及后期制作过程，杜拉斯、雷乃和雅尔洛三人经常一起分析脚本，讨论对白，这个作家—导演—编剧的完美组合让这部电影得到了全方位的打磨，而杜拉斯也从中产生了自己对电影的独特的审美，因此剧本出版时她认为“保留了一部分在影片中摈弃不用的东西是有必要的，它们能有效地阐明最初的设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杜拉斯已经开始在纸上“写作”她的电影。除了画外音这个之后成了杜拉斯的标签之一的电影表现手法，在这个剧本里杜拉斯还表明了她的电影创作观：重要的不是讲故事，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如何去讲这个故事，让观众看到一部正在拍摄、正在完成、正在生成意义的电影。杜拉斯要让观众明白他们在广岛拍“一部颇有教益、关于和平的影片”，“一部国际性影片”，因为，在广岛，“大家对和平题材的电影绝不会掉以轻心”。

　　这部作品“二元对位”式的结构也用得非常巧妙，一边是灾难，一边是激情，广岛的爱与欲勾起了法国女人记忆深处在纳韦尔的经历，东方的杯酒浇的是西方内心的块垒。爱情没有国界，战争没有国界，痛苦也没有国界。从“广岛情结”到后来的“奥斯威辛情结”“阿尔及利亚情结”，杜拉斯始终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反对世界的“不公正”，反对人性的迷失。

　　1980年代，《广岛之恋》被译介到中国，柳鸣九在中译本序中也对这一场“规范之外的伤痕爱情”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作者的感情与立场不是“阵营性”的，而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她关心的是人，是人的城市、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生命在战争盲目的毁灭力量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她表示了一种泛人类的忧虑，一种超国度、超阵营、超集团的人道主义的忧虑，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忧虑。”

　　投入《长别离》的剧本与对白的创作

　　《广岛之恋》成功后，很快杜拉斯和情人雅尔洛就四手联弹，投入到《长别离》的剧本与对白的创作中。1961年，亨利·柯比拍摄的同名影片获得第1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又一个伤痕累累的爱情故事：1960年夏天，巴黎郊区的咖啡馆老板娘认定一个天天路过她家门口的失忆的流浪汉就是她在二战中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失踪的丈夫。作品中有两个非常有寓意的细节。首先是男主人公的名字，在流浪汉的身份证上，我们可以看到罗贝尔·朗代的名字，而咖啡馆老板娘黛蕾丝的丈夫的名字是阿尔贝尔·朗格卢瓦，姓名发音的近似不言而喻，仿佛那是巨大的肉体或精神重创后记忆残存的碎片的重组。值得注意的还有杜拉斯也有过和丈夫“长别离”的经历，她丈夫名叫罗贝尔·昂泰尔姆，1944年被捕后关押在德国达豪的集中营。昂泰尔姆在集中营忍受了非人的折磨，后来由于密特朗的多方营救得以幸存归来。第二个细节是在黛蕾丝精心安排的晚宴上，她发现流浪汉头上触目惊心的巨大伤疤。黛蕾丝原本希望能找回失踪了16年的丈夫，或更确切地说，帮助酷似丈夫的流浪汉找回失去的记忆。但最终，“她看着他裸着的头颅，他曾经被轰炸过的头颅远去。她打开门。他走在她前面。她看到了，在她眼前，头上那个巨大的伤疤。她再也看不见世上的一切，除了伤疤：她虽生犹死的丈夫”。（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了解更多”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