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要求（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中国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是中国经济“育新机、开新局”并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选择，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要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和要求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中国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也是中国经济“育新机、开新局”并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为主动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打造的经济新体系。对内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手段，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步实现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对外以扩大开放为重要渠道，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共同发展。

一、“双循环”带来的变化

（一）各行业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及结构分析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1.43％ 不断增大到2006年的3.89％ ，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其值不断下降；2014年，该值仅为2.64％ ；2017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打压，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受到“卡脖子”等问 题，使得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国外循环GDP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18年，该值仅为2.12％ 。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修理行业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1.40％ 不断增大到2006年的2.15％ ；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该值不断下降；2018年，该值仅为1.49％。

纺织品、皮革和鞋类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2.09％ 不断增大到2006年的2.30％ ，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尤其是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背景 下，纺织品、纺织品、皮革和鞋类等在国外循环中的作用及其地位不断下降，该值也不断下降，2018年，该值仅为0.91％ 。

化工产品国外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14％ 不断增大到2002年最大值1.86％ ；2006年以后， 其值不断下降；2018年，仅为1.09％ 。 这表明中国化学品化工产品制造业的中间品对国外进口依赖度较高，主要是大量进口国外的石油，但最近这一状况有所改善。

基本金属国外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0.45％提高2007年的最大值1.49％ ，之后该值不断减小；2018年，为0.92％。这些数据变化表明，基本金属制仍然为影响中国外循环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越来越依靠国外的初级产品进口，这恰好由1995-2018年采矿和采石业国外GDP的贡献率反映出来。 其值从1995年的0.40％不断增大到2011年的1.39％ ；2018年，达到1.15％ 。

陆路运输和管道运输品国外循环GDP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0.76％ 不断减小到1999年0.61％ ，以后其值不断增大；2006年，其值达到最大值0.96％ ；2006年以后，其值较为平稳下降；2018年，其值为0.54％。

通过研究分析得出，技术创新含量较高的行业——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其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较低，这就表明，目前，中国虽然充分利用国际循环的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价值链等，由原有的利用外资等增长方式正在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大循环转换，但增强中国整体竞争力还有待于培养及提高，应形成以技术创新驱动国际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模式。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结构性分析

由供给面和需求面测度的国内循环GDP的贡献率可知，初始劳动国内循环GDP的贡献率基本上保持在44％左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投资和消费国内循环GDP的贡献率变化较大，它们的变化基本上是投资国内循环GDP的贡献率增加对应着消费国内循环GDP的贡献率减小，这反映了消费和投资在国内循环中对GDP拉动作用并不稳定。

由供给面和需求面测度的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可知，出口和国外直接品投入国际循环GDP的贡献率变化波动较大。 它们由1995年的6.58％和5.19％ ，增加到2006 的11.15％和8.22％，然后不断下降到2018年的6.10％和5.35％。在国际循环中供给面和需求面发展是不均衡的，国际循环中，需求面一直强于供给面，这就表明了虽然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国际循环中，中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配置和全球价值链等方式大力发展经济，但以技术创新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大循环的国际循环并没有完全建立，增强中国整体竞 争力还有待于提高和加强。

（三）“双循环”政策下我国的内外循环

“双循环”政策之下，我国的消费内循环将扩大，投资内循环中制造业将兴起。在外需不足以及与美国加速脱钩的背景下，我国必须降低对外依存度，抓紧新一轮科技周期，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并且启动内需，以促进国内的制造业投资，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现“双循环”畅通，就需要打通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各环节，具体来讲，生产领域要突破“卡脖子”技术限制，弥补完成制造业升级，消费领域要提高居民消费热情、培育国产消费品牌，流通领域要加强各类销售渠道建设，降低流通成本。

因此，未来典型的双循环格局可能如下：自主生产高端设备与新材料，并且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在国内发展智能制造，制成品大部分供给国内需求，进行高端设备与产品的出口，或者像日本一样，通过资本输出在海外生产，由此带来企业部门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国内消费升级以及企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将进一步促进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提升。由此形成我国新的内外循环。

（四）与国际大循环对比，新的双循环的特征

（1）内循环的驱动力：国际大循环下，内循环的驱动力主要是基建与房地产投资；“双循环”下，内循环的驱动力主要是消费与制造业投资。

（2）制造业投资的驱动力：国际大循环下，我国的制造业投资严重依赖外需。“双循环”下，制造业投资主要依赖国内消费。

（3）外循环的结构：国际大循环下，我国的外循环呈现“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特点，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双循环”下，我国首先要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进而出口附加值较高的高端设备与工业品。

（4）居民收入：国际大循环下，我国从事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因此企业与居民的利润较低。并且出口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内陆发展落后，形成了东西不均衡发展。内循环下，我国转变从事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品出口，利润较高，带来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同时，由于不再完全依赖出口部门，中西部地区迎来发展机会。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能力更高，有助于进一步启动内需。

（5）产业结构：国际大循环下，我国主要靠出口、基建与房地产投资驱动经济，因此钢铁、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占比较大；

双循环”下，我国将经历产业升级，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提升，资本货物制造业的发达，将推动工业服务业的兴起，服务业的占比也将进一步扩大。

（五）需求侧改革成为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使命

当前，形成以国内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向，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必须转向形成新发展格局，由此提出注重需求侧改革的重大命题。中央提出的“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其实就是为了疏堵点、补短板、促循环，推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需求侧改革从提高有效需求出发，用改革需求形成机制、调控机制、供需结构匹配以及放松需求限制等办法，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纠正需求结构扭曲，提高需求与供给的适配性，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和运行效率。需求侧改革有利于超大规模市场建设，有利于完善市场功能，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有利于改善国内大循环中严重扭曲的结构问题，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求侧改革必然会触动各方面的刚性利益，因此，需求侧改革的难度不亚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改革优先次序和权重上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可以从提高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改变政府职能、纠正某些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做法等方面做起。

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倚重实现产业基础化产业链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其发展水平和趋势直接影响整个现代化经济体系。制造业产业链完整与否、成熟程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进入新发展阶段，持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链，产业附加值偏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增值能力较弱。总体上看，我国要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面临着在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三个关键方面的突破和适应的制度安排。

（一）产业关联关系突破

在产业链上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就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产业基础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的加工装配制造能力和水平。决定后者的高度和能走多远。如果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等领域都有难以克服的瓶颈或短板，长期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产业链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夯实这些产业基础能力，在产业链上造就大批的“隐形冠军”，需要在国家现代化规划的顶层设计中，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政府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应该根据产业升级的紧迫性，重点选择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鼓励其通过纵向合并等方式，联合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资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这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往上提升，在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掌握产业链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术和诀窍；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从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开始做起。今后，大企业尤其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大企业，比较适合做那些需要连续不断的、巨额投入的“累积性创新”事业，而大量的、从无到有的0－1的跳跃式、颠覆式创新，要发挥众多经营灵活、创新动力强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的首创精神。目前，大的从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的到圆珠笔的球珠、高铁螺丝钉、电子芯片、微电子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肋，为了打破跨国公司对这些高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的垄断，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和性质，分别让不同的企业去进行长期的研发、创新和突破；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于培育“隐形冠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来说，诸如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等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需要学习和强调日本式的精益求精、刻苦工作、用户为上等特征的工匠精神；而如果我们面临的是那种必须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特性的创新，光凭工匠精神这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形成容忍失败的鼓励创新的文化，要学习和发挥美国式的、毁灭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主要体现为新产品涌现和技术范式的彻底变化。

（二）产业组织关系突破

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要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还需要在GVC上培育更多的“链主”，强化其治理结构的建设。虽然产业控制能力的形式有全产业链控制、关键环节控制、标准和核心技术控制等，但是最终产业控制力，则取决于参与者对GVC上治理体系和结构的把控能力。因为，对GVC中关键增值环节的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三个阶段，都离不开在GVC中的话语权。GVC治理结构是指它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的链条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其中，关于各种治理的规则制定、执行、监督和奖惩，甚至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和协调，都是由GVC中的“链主”即掌握市场或技术等资源的大买家或者技术主导者决定的。因此，从产业竞争和组织策略看，在GVC上培育更多的、具有主导性地位的“链主”，就显得尤其重要。GVC上的“链主”往往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可以做“链主”，往往是因为它具有两种优势：一是市场优势；二是技术优势。前者形成市场需求驱动型GVC，以市场中的品牌、设计、需求、营销、网络等为优势，向全球生产商发出采购订单。如在零售超市、电子商务中就存在这种超级的“链主”。后者形成核心技术驱动的GVC，以设计、研发、技术标准等为优势，组织供应网络中的企业群体进行生产。如在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械制造等产业，就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技术驱动的GVC链主。总之，这些“链主”要么通过市场需求订单，要么通过技术诀窍供给来给GVC中的企业制定、执行和监督规则，并最终获取GVC中价值创造的主要收益。提升产业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没有这些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术为基础的GVC链主，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过去我们提出来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实从产业组织关系看，就是要在产业链上培育具有“链主”地位的产业控制者。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要依托我国超级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建设市场驱动型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具体办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的方法，让这些大型商业巨头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既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这些活动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效应。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没有这些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术为基础的GVC链主，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过去我们提出来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实从产业组织关系看，就是要在产业链上培育具有“链主”地位的产业控制者。

（三）产业结构关系突破

要素协同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条件，由此产业链现代化还具有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实现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之间的高度协调，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融合和配合。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目前我国科技研究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们的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双向融合”就是要协调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争取把科技变成财富，把烧钱的过程和挣钱的过程结合起来，让这个过程能够环闭合发展，实现正常循环。需要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建一座“桥梁”，让科研活动产业化，或者让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纵向并购进入适合于产业化的科研院所。总之，要让科研活动按照市场的要求服务于产业经济。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科研活动环节都能产业化的，创新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科技创新活动；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要做的产业创新活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不能混淆。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科技创新活动；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要做的产业创新活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不能混淆。第一个阶段要强调的是科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第二个阶段强调的是科技成果的市场应用性。

促进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产业经济要求，制造业呈现为“空洞化”趋势，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运行中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与我国的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资产荒”表现为居民巨大的理财需求对应着有限的资产供应，由此不断地拉高资产价格。应该看到，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产业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发展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资产。

纠正人力资源与产业经济之间的错配。现在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一个年轻人不爱去就业的行业，是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解决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只有如此，年轻人才会愿意当工匠，实体经济才可以振兴。

（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协调机制与相关制度安排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要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贯彻和实现这些原则和方向的要求，就经济政策的具体取向和组合来说，必须首先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政府进行市场调节的两种工具。政府应在数量上应当大幅度减少产业政策的数量以及种类，同时还要保障竞争政策的覆盖面以及适用面得到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政策工具箱中产业政策虽然年轻，但是其在种类上以及发展速度的特点都相对明显，这样才能够充分保障自身的实施力度不断得到强化，与其他的政策相比，它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各个地方政府是产业政策实施的主体，近年来虽然我国地区产业经济的增长给予了产业发展巨大的动力，但是我们同样应当意识到分散经济体之对统一市场分割实则受到了强化，慢慢的我们已经开始确立了一个行政区域经济，并且该区域经济的特征尤为明显，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因素是性质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建立一个能确保我国企业规范化竞争的相对统一的大型市场，充分明确市场中的各种分工工作，促使技术进步加快，形成高水平的现代化市场，清理并限制地方政府以各类名义出现的各种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的种类以及数量得到控制，保留空间引导企业进行竞争。

真正提升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就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需要“补链”和“强链”协同发力。一要围绕“有没有”和“好不好”加快“补链”。要重点聚焦基础材料、核心元器件、关键设备、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科技力量联合攻关，因“技”制宜，分业施策，采取“挂图作战”“揭榜挂帅”“赛马”等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全链条协同创新，尽快攻克产业链关键节点核心技术，切实补齐短板。二要对标“优不优”和“强不强”抓好“强链”。主要依托我国有竞争优势和先发优势的产业，继续发挥我国完整配套体系、庞大制造能力和超大市场规模等优势，进一步巩固我国优势领域“领跑”地位，着力在产业链高端发力，不断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打造足以制衡对手、让其不敢轻举妄动的“独门绝技”，形成具有震慑力的“杀手锏”。

作者：

李泰，经济学硕士，北京增长集产业发展集团副总、中智科博（北京）产业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具有多年管理咨询、 政府决策咨询、产业研究及规划咨询项目策划、课题研究经验。曾先后主导参与了《广西荔浦工业集中区产业发展规划》、《广西荔浦产业树全景图》、《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生物医 药科技产业园发展规划2014-2020》、《永清新城产业定位规 划》、《无锡物联网产业定位规划》、《北京市丰台区加快构建 “高精尖”经济结构、推动创新发展课题研究》、《京津冀协同 发展北京应急产业示范园概念规划》、《株洲新安科技小镇产业 规划》、《北京创新创业科技平台建设》等数十项产业规划和课 题研究项目。

王志远，中智科博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1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城市及区域产业经济创新发展，专注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咨询、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新城设计、战略规划、政府决策咨询，专项课题研究、特色小镇及田园综合体规划等工作。参与及主导了多个国家级开发区规划设计、数十个省市级开发区产业发展研究，二十多个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纲要及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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