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表达与文艺批评怎么做（哪些因素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

作者：贾梦玮当前文艺批评需要强化历史意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所谓“历史意识”至少是包括两方面的：一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把社会与人生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二是文学史的历史意识，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放到中外文学史的坐标中察看文学批评史要融通这两种意识，回望来路、审视现实以及现实中涌动着的未来，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文学表达与文艺批评怎么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文学表达与文艺批评怎么做

作者：贾梦玮

当前文艺批评需要强化历史意识。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所谓“历史意识”至少是包括两方面的：一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的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生，把社会与人生放在历史的坐标中去考量；二是文学史的历史意识，把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放到中外文学史的坐标中察看。文学批评史要融通这两种意识，回望来路、审视现实以及现实中涌动着的未来。

就当前文学批评所存在的问题来说，或者说把当前文学批评放到文学批评史的坐标中做检讨，我认为更需要强调的是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两者当然密不可分，专业的才可能是独立的，在独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专业性。有人说，批评家是吃“腐肉”的，好像批评家是作家的派生物，文学批评是文学作品的衍生品。如果做批评的甘愿做“食腐肉者”，那就根本谈不上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家不能恪守职业道德，不具备专业能力，客观上也就丧失了独立性和专业性。

文学批评本应是精神对话，是批评家的精神操练。很多批评家守住了人文本位，所谓批评为“三俗”站台的现象还是少见的。真正的批评家没必要、也不屑那样做。但是，近来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所削弱却也是事实。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下面试结合自己文学批评和编辑工作，谈些感想。

首先是各种利益诱惑影响了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家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之间的精神碰撞本来是文艺批评的最原始的动力，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与创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但现在文学批评的推动者常常是杂志社、出版社、作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考量或多或少会影响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文学批评是写给谁看的？有的文学批评不是写给作家，不是写给文学作品的读者，更不是为批评家自己的，只是为了写那么一篇以完成任务，交差。

批评主体的独立精神的弱化也影响了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批评应是一种知识分子批评。学术体制和利益诉求可能削弱批评主体的精神独立，但知识分子疏离世俗权威的传统和惯性仍在，前辈知识分子的规训犹响在耳，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大多处于一种身心矛盾的模糊状态。中国古代有“游士”，从封建关系中脱离出来，思想上解放了，能够自由地探求理想之“道”，并且说要仗义执言、替天行道。孟子说“处士横议”（社会批判），范仲淹说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们倒还是都有生路。

费希特有个比喻，说学者（知识分子）应该是“大丈夫”，这倒是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谁不想做“大丈夫”。费希特说：“这些大丈夫选中的意中人就是真理；他们至死忠于真理；即使全世界都抛弃她，他们也一定要采纳她；如果有人诽谤她，污蔑她，他们也定会公开保护她；为了她，他们将愉快地忍受大人物狡猾地隐藏起来的仇恨、愚蠢人发出的无畏微笑和短见人耸肩表示怜悯的举动。”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大丈夫能如此，应该是满脸幸福的光芒吧。无可否认，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仍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虽然有时是默默的。

其次，中国的人情观念影响了文艺批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谓文学界，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出版人、媒体人，好像都是熟人。熟人之间好办事，但对于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来说就不一定是什么好事。《钟山》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比如“新写实”“新状态”“城市文学”和新世纪之初的“非虚构”，都是有创作，也有相关的理论和批评。“河汉观星”栏目做了近100篇作家论，有全面的作家专论，有专挑作家存在问题的“创作局限论”，也有名作家评名作家的“将心比心”栏目，希望能多角度研究作家及其创作，形成一个作家研究体系。有些学者和批评家找各种理由拒绝做“创作局限论”，也有一些名作家不愿意评说同行的创作，主要原因还是怕得罪人。后来做了六篇“创作局限论”，如《余华的惯性》《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张炜创作局限论》《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论张承志近期创作及其精神世界》，尖锐得很。做这些文章的作者、《钟山》和我，并没有像有些人所担心的“得罪作家”。因为没有私用文学这个公器去谋私利、泄私愤，完全是学理的，对与不对可以继续讨论。作家没有身外的敌人，唯一的敌人可能就是“自己”。但往往当局者迷，作家本人不一定能完全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些“敌人”鬼得很。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更大的祸在于不知敌而以为无敌。“创作局限论”栏目试图做作家的诤友，帮助作家找到这些“敌人”，并揭示它们的本来面目，提醒包括作家在内的众人。作家不一定要买批评家的账，批评家也是没法讨好作家的。一些听惯了好话的糊涂作家，你再提高调门夸，他（她）还是会觉得夸得不够。对那些头脑清醒的优秀作家，你如果夸得不在点子上，作家也不会有内心的感动。中国传统不说“理解”，而说“懂得”。说“好”说“歹”，关键是要互相懂得。

此外，创作界的浮躁也给批评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粗制滥造的作品太多，赔钱的书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出版，中国文学发表和出版的“量”肯定是世界第一，批评家根本读不过来。不少作品出来后可能连一次有效阅读都没有。虽然也有好的作品，但那个分母太大了，所以这个分子的数值实际上很小。

同时，创作界的浮躁习气也会传染给批评界：你粗制滥造，我凭什么用心对你？在我看来，无论是创作界还是批评界的毛病，基本上没有“疑难杂症”，都是“通病”“基础病”“流行病”，还有“传染病”。（贾梦玮）

来源： 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