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闻喜上郭古城遗址（闻喜上郭古城遗址原来是）

要说到山西的来源，就得从西周初年的晋国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承载了厚重的历史，更刻满了三晋之风云，恢弘且凝重。7月16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对外公布，在山西闻喜上郭遗址又有重大考古发现，不仅出土了仰韶时期的石雕蚕蛹，还出土了春秋早期大量陶范，证实了闻喜县上郭村与邱家庄一带，埋藏着两周时期古城及墓地的大型遗址群，上郭古城址是古曲沃城板上钉钉。

随着考古成果的问世，晋国故土上“曲沃代翼”的历史和故事越发饱满了起来，历经千年之后早已被毁的都城，在考古工作的求真探索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古曲沃到底有多牛 它是晋国霸业的根基地

为何一个考古遗址对于晋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这一切，得从晋国历史说起，在其发展的转折点中，不可规避的有几个词，“曲沃桓叔”“曲沃代翼”“小宗灭大宗”。不妨将时间瞬移到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昭侯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号为桓叔”。后来，这支属于晋国君侯旁系的势力逐渐壮大，并且在曲沃武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78年）取代了晋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该地区是“河东郡闻喜，故曲沃”。我省著名考古学家，也是闻喜上郭古城和邱家庄墓群的项目领队田建文告诉山西晚报记者，昔日，这片土地之下，就是晋国的第二大都城——古曲沃。

上郭古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位于闻喜县桐城镇上郭村与邱家庄之间的鸣条岗上，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上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在邱家庄、上郭村一带的鸣条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出土“荀侯”匜、“贾子”匜、“刖人守囿”挽车等珍贵文物。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今，考古工作持续开展，对晋文化深入研究意义重大。

在学术界，大家都认为晋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的翼城、曲沃、侯马、闻喜、绛县一带，尤其是前3个县市，都做过晋国的都城，留下了很多先秦时期的大遗址。不过，古曲沃曾经作为晋国都城的考古证据却少之甚少，成为不少考古人心中的遗憾。历史上的晋国第二大都城究竟在什么位置？2021年，山西晚报记者就曾去过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考古现场，在一片广阔的庄稼地里，田建文和考古工作者们扎根于此，用手中的考古铲，仔细“翻阅”着历史留下的点滴。依据史料记载：曲沃都城就在此处，大家也盼循此探寻千年都城遗址的蛛丝马迹。

田建文表示：考古就是“读地书”、在地下写历史。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昭侯将曲沃，也就是现今考古所在地一带，分封给了自己的叔叔成师，“曲沃邑大於翼”，翼是当时晋国的国都。“曲沃桓叔”已经58岁了，但在“笼络人心，招贤纳士”方面颇有一手，古曲沃很快就成为晋国第二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力也超过了“翼”，翼与曲沃之间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晋国内乱，而大宗与小宗的争斗，最终以庶胜嫡画上句号。曲沃桓叔的孙子曲沃武公，击败晋国正宗嫡系，取而代之，称晋武公。

如果再往下追溯，也是充满了戏剧性。曲沃代翼后，新兴的晋国朝气蓬勃、气壮山河，晋武公正是晋献公的父亲，晋文公重耳的祖父，子孙三代人扩疆拓土，强大国力，连续吞并周边十多个国家，并为晋文公、晋襄公称霸诸侯，延续150年的霸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上郭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让历史重现，让昔日辉煌的古城再现，又怎会不令人激动和感慨？

古曲沃城址今何在 春秋早期大量陶范给出答案

曲沃代翼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播着，曲沃的城池遗址也成为大家口中那个“神秘”的地域。

据田建文介绍：2020年，考古工作者率先调查发现了上郭古城的形状，面积四十多万平方米。2021年，配合山西省文物局首届田野考古技术培训班的举办，发掘了位于古城西北角面积250平方米的居址区，发现了仰韶和周代两个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出土春秋早期60多块陶范及铜炼渣、雕刻刀具和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表明这是一处两周时期包含有城址及墓地的大型遗址群。

陶范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模具。在古代，需要用模范浇铸法来铸造青铜器的，“模”要设计成青铜器的样子，然后，用泥块压到模子上翻出“外范”，并制作一个“内范”，最终将铜水浇灌其中。在当时，这绝对是个技术活，需要调动源源不断的矿产资源才能进行制作的营生。用田建文的话说，晋国的铸铜业，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绝对属于“国企”。“1957年，在侯马发现了规模庞大的晋国作坊遗址，出土铸铜器的陶范有3万多块，为晋式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艺提供了典型的标本。但是，本次在上郭遗址发现的陶范，可以追溯到春秋早期，比侯马出土的陶范至少早了200年。由此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有大型的都邑，有大型的铸铜遗址，这不是一般的聚落。”田建文表示，陶范是国家机械化的象征，可以说早在侯马晋国遗址200年前，上郭遗址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就像我们现代社会一样，迈入5G时代。上郭城址陶范的出土，也同样证实了这里曾经就是那个晋国的第二大都城——古曲沃。

2021年，田建文就判定上郭遗址可能是晋国重要都邑“古曲沃”，再加上今年发掘出土的一千余块陶范和与铸铜作坊有关的遗物，就能充分证明这座古城肯定就是“古曲沃”。

“曲沃代翼”、晋献公兼并邻国、“骊姬之乱”和晋文公开辟晋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霸业等，都与古曲沃息息相关，这在晋文化研究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一枚石雕蚕蛹 坐实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

考古的魅力，就是通过每一件出土物，来推测历史，寻找真相。在闻喜上郭遗址中，同样充满“惊喜”，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存，更是发现了西阴文化和仰韶时代晚期的遗存，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有人类先辈生活过。更为甚者，还发现了一枚距今5200年前的石雕蚕蛹，更是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

这枚石雕蚕蛹，呈椭圆状，两头尖，中间宽，长2.8厘米，最大腹径1.2厘米。螺旋状的花纹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尾部，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尽管时隔5000多年，但看上去却萌萌哒。

或许你会好奇，一个石雕蚕蛹有什么“惊喜”的？会不会是古人家中的小摆件？

这得从1926年说起，有着“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上郭西略偏南10余公里的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半枚炭化蚕茧，他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址的发掘》中写道：“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这枚蚕茧极其珍贵，目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恒温室内。此后近百年内，运城盆地再也没有出现过史前蚕茧的踪迹。直到2019年、2020年、2021年，山西夏县师村遗址陆续出土了5枚石雕蚕蛹和一枚陶制蚕蛹，其形状大小如枣核，形态逼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据鉴定，最终被证实为距今6000年的遗存，也成为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

如今，上郭遗址也出土了石雕蚕蛹，说明山西南部涑水河流域，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开始养蚕了，而且蚕蛹、蚕茧传承有序，也坐实了西阴遗址蚕茧的可信度。“以往，我们在墓葬考古中，总能发现墓主人身穿绫罗绸缎，但是当时的丝绸是怎么来的呢？这也是个未知数。现在石雕蚕蛹的出现，就说明黄河中游的先民们，早在6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这也为今后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田建文说，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出土的丝织品“荒帷”即棺罩，是对死者生前居室帷幄的模仿；而《诗经·唐风·扬之水》是两周时期晋国的诗歌作品，穿在年轻女子身上的“素衣”“朱襮”“朱绣”都是丝织品；同时期魏国的《诗经·魏风·十亩之间》有“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之句，生动地记述了青年女性在桑林里欢欢喜喜采桑的情景。从史书记载到考古实物佐证，都充分说明了山西南部在先秦时期存在着发达的丝织业。

上郭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以及“古曲沃”，再现了五千多年的山西文明史。未来，田建文等众多考古工作者，还将进一步从西阴村、师村、上郭、西王村等典型遗址入手，以华北平原的枣园文化为切入点，发展为北撖、东庄、师村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与黄土高原渭水流域的半坡文化前身北首岭遗存和半坡文化，在山西南部长期对峙、碰撞、交流着，从而产生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即西阴文化（庙底沟文化）。以这个课题为抓手，以蚕茧、蚕蛹组成的丝织业为突破口，结合燧石、食盐、铜矿、铁矿等优渥的自然条件，和特征鲜明的玫瑰花纹彩陶，来研究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到那时，历史会更加璀璨。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责编：褚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