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继位诏书（光绪传西暖阁会议）

烛光惨淡，泪眼相对养心殿东暖阁中因同治帝之死造成的哀声和骚动已渐渐平息下来，人们把目光紧张地转向了西暖阁按照西太后和几个亲贵的意思，一张御前会议参与者的名单迅速拟定在寒冷的暗夜中，一些尚在睡梦中的亲贵和重臣被火速召集到养心殿西暖阁:，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光绪继位诏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光绪继位诏书

烛光惨淡，泪眼相对。养心殿东暖阁中因同治帝之死造成的哀声和骚动已渐渐平息下来，人们把目光紧张地转向了西暖阁。按照西太后和几个亲贵的意思，一张御前会议参与者的名单迅速拟定。在寒冷的暗夜中，一些尚在睡梦中的亲贵和重臣被火速召集到养心殿西暖阁:

“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祥、贝勒载治、载 瀓、公奕谟、御前大臣伯彦讷莫祜、奕劻、景寿、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总管内务府大臣英桂、崇纶、魁龄、荣禄、明善、贵宝、文锡、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庆棋、南书房行走黄钰、潘祖荫、孙诒经、徐郙、张家骧入”。

毫无疑问，会议内容将是确定皇帝继承人选。

10余年操持王朝大政，总衡内外的风风雨雨，已使西太后这个年近40岁的女人具有了在朝内应付各种变故的能力。丈夫咸丰帝死后，她不甘权柄落入他人之手，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替儿子载淳稳固了皇位。并利用皇太后的地位，奋力排斥一切政敌，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听命。载淳之死，她当然有丧子的切肤之痛，然而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苦心经营和操纵的皇位即将因此离她而去。在同治帝病入膏肓、陷于不治的日日夜夜，使她焦虑不安的除了权力的归属还能有什么呢？正如她后来回忆自己经历时所说：

“我自幼受苦，父母不爱我，而爱我妹。入宫后，宫人以我美，咸妬我，但皆为我所制。文宗(咸丰帝)专宠我，迨后皇子生,我之地位更巩固矣，惟以后又交否运。咸丰末年，文宗卧病，外兵入城，烧圆明园，我避难热河。时予年尚轻，文宗病危，皇子又小，东宫之侄，乃一坏人，谋夺大位，势甚危急。予抱子至文宗床前，问大事如何办理，文宗不答。予复告以儿子在此，文宗始张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语毕，即宾天矣。予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在同治帝“宾天”的最后一刻，她决心奋力挽回希望。她需要的不是悲痛和眼泪，而是立即镇定和果断的动作，她要再一次显示自己作为皇太后的威严和绝对的支配地位，拿出自己的“成算”。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皇帝的死讯之前，她第一步先要解决的是按自己的意愿确定“立嗣大计”。

其实，在同治帝弥留的数天之内，尽管无人敢明言继统问题，但在宗室亲贵之中，也并非对“嗣皇帝”人选一事毫无计议。同治帝无子，皇位不能一脉相传已是最大遗憾，加之清朝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按惯例和中国古来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同治皇帝的人选应该从比他低一辈“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桃。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却顺理成章。可当时“溥”字辈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时生8个月)，为道光皇帝长子奕纬之孙。可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却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来的继承子，血统疏远,不能算为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似乎很成问题。不过，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在同治帝死前数日间，确实有这种议论。在这盘算中，似乎又有是否可以从“奕”字辈中选立的说法，当然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人人知道，西太后的丈夫即为“奕”字辈，如“奕”字辈再有出任君位者，咸丰、同治父子将位置何处？那么值得考虑的恐怕还是“载”字辈。当时在近支“载”字辈中已有数人(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即恭亲王奕䜣之子载澂、载滢(时刚过继给嘉庆帝之孙公奕谟为嗣)；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时不足4岁)等。其他皆为远支。然而，那个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到底会选择谁呢？

帝位继统之争是最大的权力之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曾上演无数次的骨肉相残，流血火并的悲剧和社会动乱。就清朝而言乾隆帝继位前的每一次继立都伴随着一场争斗。尤其是康熙末年，诸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取得皇位后，一面对诸兄弟党羽大开杀戒；一面总结教训。遂立下一项制度：皇位继承人由在位皇帝于诸子中选任，密书其名，藏于盒中，置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皇帝死后，由诸臣取下，按所书之名拥立新君。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均由此法继立，故无争夺之事。现因同治帝无子，其身后所留下的帝位只是个未知数，争夺的危险难保必无。

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迅速集于养心殿，并各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这里将决定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归属。

有资料说:

“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官皇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䜣，传旨后，奕诉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章奏，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西太后派去伺候(也可以说是侦探--原注)皇帝的心腹内监，窃听此语，立刻奔告太后;遂将李鸿藻叫进宫内，问出朱谕，截留撕毁，事虽不成，奕䜣或已闻知；一说是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或仍在载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䜣的子孙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从当时形势判断，奕䜣父子确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这不仅因为奕诉父子与皇统血缘最近，且父子两代于所在辈份中均为长者。所谓“国赖长君古有明训”；更因为恭亲王历练政务，一直为皇室宗族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且有一大批拥护者。他本人似乎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这段资料却很难令人相信。以同治10余年的政争观察，恭亲王之权力数次遭到西太后和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亲政和重病的情况下，尚“语简而厉”地警告他“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一事)”。怎么有可能在病重之时又让李鸿藻写类于传位遗诏性质的诏书，传位给恭亲王奕䜣呢？且就在他斥责恭亲王这一天，明明还说“拟求太后代阅奏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自是日起李鸿藻“代为批答章奏”之权已由西太后取代，再无“草诏”之机会；同治帝还望自己病好理政，怎会想到身后之事？另外，据《翁文恭公日记》载，同治帝死时，恭亲王就在现场，他一直就在养心殿，何谈“回避”？更不要说，以他对西太后的了解，也根本不会摆出一副皇位非己莫属的姿态。

另一种说法是:

“帝自十月不豫，寻渐瘳。一夕宿慧妃宫，翌晨疾大渐。诏军机大臣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令鸿藻书之。谓国赖长君，当令贝勒载澍入承大统，凡千余言。鸿藻奉诏，驰赴储秀宫中，请急对，出袖中诏以进。西太后大怒，碎其诏，叱鸿藻出宫”。

按“清同治帝脉案”记载，当同治帝病危，不仅不能召幸后妃已很少能与诸臣对话，更何况“千余言”。且此处又说同治帝对载澍心有所属，不仅其说不一，即就载澍之身份而言亦决无可能，故可知，这种同治帝立有遗诏被毁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遍查清代官书，对于这次“西暖阁会议”情形不甚了了。亲与其事的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道:

“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圣而立，然后恳请垂帘”。

即当同治帝辞世两个小时的晚八时整，会议刚开始，西太后并未提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出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先解决立嗣问题。据《清鉴辑览》载，当时内务府大臣文锡提出:“请择溥字辈之贤者而立”。又据《清朝野史大观》言:

时“独文祥微言曰：分当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近支已有数人，请择其贤者立之”。

罗惇曧《德宗承统私记》:

“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西太后)曰:'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西太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政。倘为穆宗立后,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光绪帝载湉)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

尽管诸王大臣各有想法，恐怕都不曾想到既然立“载”字辈,为何不立年长一点儿的载澂(时年17岁)。西太后的解释是:

“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与东太后--引者注)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某(宣布立载湉--引者注)”。

事情很清楚，对此安排西太后早已成竹在胸。无论会议如何争论，最终结果必须如此，不容置辩。道理是如此简单，即使“溥”字辈人选不是血统疏远，一旦选立，就必是为载淳立嗣。这样,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就成为皇太后，而西太后只能为太皇太后,从而实行“垂帘听政”的将不再是西太后而是阿鲁特氏了。而立“载”字辈年长者的载澂，则又势将很快归政，不仅仍不能使西太后久持权柄，且会使奕䜣因其子为帝而大权在握。两个熟知当时情形的英国人这样评论道:

“帝崩，遂倡议立道光长子之长孙溥伦嗣位，此说甚为有力。盖立溥伦，则可为同治帝之嗣立也。惟有一事，颇有妨碍者,则以溥伦之父，乃由别支承继者也。当时王公立溥伦者，力言其合于继序之正，然慈禧已决定揽权之计，虽违犯众意，破坏家法而不顾。……故慈禧决定立醇王之子，以承大统也。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则己可以重执大权，且其母为己之妹，则他日帝虽年长，亦可使之恭顺以从己之意也。……恭王之子(指载澂--引者)，年已十七，如立之,则不久即须亲政,而不便于己也。慈禧知立恭王之子，必须遵循祖宗家法,不能久不归政，若违之，必致群情不服。而平日与己为敌者，尤可借以倾害也。因此，决定不立恭王之子”。

诸王群臣对于这样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决定，面面相觑，瞠目结舌。突然，人群一阵骚动，跪在地上的醇亲王奕譞，听到皇帝的人选竟然意外地落到儿子载湉的头上，大吃一惊。立时爬伏于地上连连碰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至昏迷倒地。因醇王失态，众人手忙乱上前掺扶,结果竟“掖之不能起”。

这个年仅35岁、权倾朝野的“七王爷”，此刻的心情没有人能准确的理解，但肯定是语言难以形容的。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点。它决定一切人的生杀予夺、升降荣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也是所有野心家、阴谋家注视和争夺的焦点。也许是因为“喜从天降”，使他过于激动，自己的儿子场刻间就已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朝皇帝。眼前的一切似乎就是一场梦幻，但却是事实，他怎能不被这无比的幸运而激动得晕眩呢？也许是奕譞已深悟到这一决定将是“祸从中来”，他深爱的儿子将从此离开父母，像同治帝一样身不由己地被西太后作为操纵权柄的工具而玩弄于掌上。另外，自己既为皇父，从此却需与儿子执君臣之礼，言行举动不仅将为万众瞩目、众矢之的，也将被西太后密切注视。自己将何以自处？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他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突然遇到一个湍急的漩涡，一时手足无措。

既然“诸王不敢抗后旨”，加上醇亲王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将醇亲王扶掖上轿，返回醇亲王府后，西暖阁会议就算结束。接着便是鱼贯而出的王公亲贵和元老大臣按西太后的指挥，一面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诏书；一面准备仪仗前往亲王府迎接新皇帝载湉入宫即位。

节选自：《光绪传》，孙孝恩 丁琪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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