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星（红楼星火专栏〡第七章）

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㉖

第七章 觉醒-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文/陈斓

在此期间，李大钊与陈独秀就如何在中国发展与建立共产党，进行了多次讨论，最后认为：如果再像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那样，依靠著名的学者和海外留学生，是远远不行的，因为时代变了，五四运动已经造就了一代新青年，形成了广泛的社团，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一方面，这些新青年是有组织的，一方面是有行动的能力，这是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些“老青年”所不能比的。

北大学生《苏甲荣日记》

所以，建立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这些有组织、有行动能力的新青年为基础，必须把他们的组织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只有这样，未来建党，才会有真正坚实广大的基础。

根据这样的设想，他们决定，在成立党的早期组织的同时，先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使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建党的基础。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合照

就这样，1918年8月成立的留日学生救国会的主要召集人——李汉俊、李达，外围成员周佛海，便成为依靠的主要对象，而1919年7月1日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外围组织成员恽代英、董必武，也成为未来的主干人物。在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出国期间，毛泽东与李思安等人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希望毛泽东把新民学会改造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此一来，建党的思路就清晰了——这就是毛泽东何以这样说：五四运动的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陈独秀说干就干，立即转变思路，既然戴季陶这些人不敢干、不愿干，那就还是自己的学生最可靠。当时，他准备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办教育，于是，他首先想到了刚刚从北大毕业的三个广东学生。

1920年初，陈公博在北京大学快要毕业了，他们开始考虑毕业以后的前途和出路问题，也在思考为正义而斗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他总结了在北京大学期间办《新潮》的经验，决心办一个刊物，通过研究和宣传，推动社会的改革。为此，他和同乡同学陈公博等商议在上海美租界天潼路办《政衡》杂志社。1920年3月1日，《政衡》杂志在上海问世，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成为该刊主要撰稿人。

《政衡》杂志

1920年夏天，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一起创办《广东群报》，在该报开辟了“工人消息”“时评”等专栏，发表了《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列宁传》等文章，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东群报》于1920年创刊，后来成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

1920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立即联系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向他们了解广东社会政治等情况，商讨组建广东党组织等问题。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责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

对陈独秀这一意见，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非常赞同。当时，陈独秀一分钱的经费也没有，而他们三人就利用办《群报》的收入和自己教书的收入，来支持广东党的早期组织工作。陈公博后来回忆说：“我们这样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是北大人，到了广东，更觉得有为北大做事的义务；另一方面又因为仲甫先生是我们的老师，老师让学生去做的事情，我们自然要去尽力，即使老师不给钱，事情我们还是要去办。”于是，仲甫先生搞共产党，一开始当然是靠自己的学生，虽然他当时还是想靠陈炯明，还是认为学生们办不了大事。当时他也没想到，靠北大的学生，就能办成共产党。

学生社团最多的当然是北京和北京大学，这里有平民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等组织。现在，李大钊认为，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广东第一个党支部在此诞生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召开会议，李大钊主持会议，会议记录是缪伯英。她是参加这次会议唯一的女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

高君宇被全体团员一致推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首先介绍了前几天刚刚成立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情况。他说，青年团成立大会是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会者是来自北京各校的40名学生，他们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热衷于马克思学说研究的青年，除了参加今晚会议的几位团员外，还有何孟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劼、吴汝明等。北京青年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员并筹备参加国际性的会议。

关于团的纲领，虽然讨论过两次，但因有不同意见尚未确定，如有个别团员不同意将“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团的纲领之中。最近，青年团已经研究确定了近期工作任务：一是组织青年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从进步青年中发现、培养、发展团员，以扩大组织；三是积极筹备参加国际性青年会议。

原来，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只赞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柏根也被吸收到党小组里来。黄凌霜、陈德荣还负责党的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的编辑工作。但是不久，在党的早期组织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出现了严重分歧，主要是对党组织的认识方面存在差异。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党组织对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同时，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反对一切政府。

高君宇的汇报结束后，李大钊先生围绕着“自由与秩序”这个问题，发表了谈话。他说：“大家要建立这个青年团，首先要从思想上把自由与秩序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的团就建不好。”

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于1922年1月出版了团的刊物《先驱》，这份刊物后来转为团中央的第一份机关刊物

北大人、青年学生，是喜欢自由的，于是，极端主张自由的人，就尽力要求个人自由，把社会看作是个人的束缚；反过来说，也有些青年，因为热衷于组织、社会活动，就极力主张秩序、主张管束，于是被大家视为“学生政客”“学生要人”，比如张国焘就有这样的色彩，这也不好。

实际上，社会与个人，并非截然对立，不能相容。社会，无非个人的集合，个人，是社会里的分子。离开了社会，没有个人；离开了个人，那个社会就是个僵化的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青年团，是相信马克思学说的人组成的，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共同体发展的前提，这已经把我们这个青年团的宗旨，说得很清楚了。

李大钊最后总结说：

由此看来，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1]

李大钊指出：

我们如果不是空谈自由，那就要行动起来，行动就需要组织，一个组织强大，就因为它有秩序，我们要成事，就需要把自由与秩序协调起来，要知道，真正的自由，脚踏实地的自由，是要靠有秩序的行动，有力量的组织才能实现的，这是五四以来我们的经验总结。

如果说结社是一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在北洋政府压迫下都难以实现，那么，我们一旦结社，就必然要求成员遵守纪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愿意遵守秩序与纪律的成员，他们自己有退出的自由，青年团也有开除他们的自由。

张国焘也发言了，他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慷慨激昂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是假共产主义者，他们想用他们的理论来影响和改造我们小组，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吗？能成为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盘散沙吗？不能，绝对不能！”刘仁静接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邓中夏也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张，他说：“在我还未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在守常先生的帮助下，我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美妙的幻想，用它来挽救祖国只是一条死胡同；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唯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唯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祖国才有出路。”罗章龙说：“无论团组织，还是党小组，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随后，李大钊先生在讲话中介绍了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筹建的情况。他说，继上海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于8月间组建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之后，不仅北京于10月间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湖北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慧僧等，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山东济南的王烬美、邓思铭等，广东广州的谭平山、谭植棠等，也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组织成立后，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以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上海的党的早期组织除了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刊物外，还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和旨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阶级觉悟的《劳动界》，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也创办了《劳动音》等刊物。

《劳动音》

《劳动界》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李大钊方才跟大家说：“我最近收到上海组织拟定的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发给大家，一起阅读。”

会上，李大钊谈了关于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张国焘还向大家汇报了在上海同陈独秀商谈的情况。

这次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一致决定，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正式成立，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最后，在李大钊先生的提议下，大家围绕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第一批成员全是“北大人”。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先后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李梅羹、范鸿劼、何孟雄、张太雷、朱务善、缪伯英、宋介、吴汝铭、江浩等人。[2]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他们继续加强了在工人之中的活动，他们准备依靠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工会组织。

那个时候的邓中夏，诗兴大发。

最早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来形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的，其实就是这样一首诗：

“作始也简，

将毕也巨。”

我于此更相信唯人力为伟大。

看啊！

世界不是劳动的艺术品吗？

没有劳动，

就没有世界。[3]

这首诗写于1921年4月深夜，作者便是邓中夏。

那一天，他和友人一同访问了长辛店工人区和劳动补习学校，白天同劳动工人们深入交流，那些人生、社会、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等激动人心的谈话令邓中夏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

那天，他参观了工人女校，所以把当时成员的名字，都写到了诗歌里面。

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开办不久，就成立了工人女校，早在4月25日，由李大钊领导召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五次大会上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

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以参加劳动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为骨干，举行“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会后不久，邓中夏便由北大来到长辛店，召集几个教员和几个工人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在“五一”节这天开一个大规模的庆祝会，示威游行，扩大宣传，趁机把工会成立起来。同时北大许多学生也闻讯前来帮忙。

经过他们一年的活动，工友们已经知道“五一”节是工人自己的节日，也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第一次过工人自己的节日，用他们的话来说——大家都感到很有面子。

5月1日上午，铁路工厂、劳动补习学校等工人们兴奋地聚集在长辛店娘娘宫。上午8时30分，老工人陶善琮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推举大会主席，大家一起唱《五一纪念歌》：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

拼吾热血，为他牺牲。

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消除尽。

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

红旗飞舞，走上光明之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贫富贵贱，责任惟互助。

愿大家努力齐进取。[4]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请北大印刷所为他们代印了几十种简明通俗的“五一”传单和小册子，工人赶做了好几百面供游行用的小旗，上面写着：“工会成立了！”“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等！”“最合理的事情是每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官僚是公仆，工人是神圣！”“我们的仇敌是不劳而食的人！”等等。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大的许多同学也都参加了大会和工人的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劳动万岁！”“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五一节万岁！”等口号，从娘娘宫出发经长辛店前街到后街，最后又由后街回到前街娘娘宫内，并高呼“劳动万岁！”。

当天晚上，娘娘宫里张灯结彩，工人们自编自演着话剧、相声等，像过年一样热闹喜庆。邓中夏参加了全天的活动，当晚看完工人演出的戏后，欢天喜地，就住在长辛店没有回校。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工人还兴高采烈地通过并成立了工会。长辛店工会成立后，《共产党》月刊曾专发消息，称赞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共产党》月刊

工人阶级一旦觉醒，他们就不需要别人替他们包办一切了，包括，他们很快就不喜欢“工会”这个中国学生们替他们起的名字。

起初，当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时，邓中夏和张国焘曾拉拢过几个有影响的工头参加发起，因为开始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助才行。张国焘那时还找人给参加发起的工头邓长荣家门口挂了一块题词“英才教育”的匾。于是，成立工会也邀请他们参加。不久，工人们说：“工会是工头共同发起的，现在我们独立组织了，不要那个名称，要由另外一个来分别。”最后，在学生们提出的几个名字中，工人以为“俱乐部”听起来最喜庆，于是便一致同意，把工会改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工会”的变名，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由长辛店工人命名的“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除广州以外全国各地工会通用的名称。

就这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从“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5]开始转向劳动者自己的呐喊，转向社会，转向工人阶级自己切实的行动。

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日益成熟了。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旧照）

[1]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第327页。

[2]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第357—358页。

[3]邓中夏：《游工人之窟》，《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0 —103 页。

[4]黄迎风，方东杰：《“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引自《红楼旧址群故事》，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版，第138—139页。

[5]《“五一” （May Day）运动史》，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

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

第四章 五四

第四章 五四-火烧赵家楼第四章 五四-风暴之后

第四章 五四-觉醒与确立

第五章 互助

第五章 互助-分道扬镳

第五章 互助-少年中国与互助试验

第五章 工读互助团

第六章 初心-走出书斋

第六章 初心-问题与“主义”

第六章 初心- 亢慕义斋的课堂辩论会第七章 觉醒-工人的力量

第七章 觉醒-火种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王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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