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踞龙盘诸葛亮 程章灿虎踞龙蟠

《旧时燕》是著名文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的著作，他从千年流传的典故中，从文学历史的诉说中，解读南京的历史文脉，寻觅城市的文化之根。本文即摘编自该书部分章节，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

一

龙盘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鹊楼。

——李白《永王东巡歌》之四

话说三国时代，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江东。面对冈峦起伏的秣陵形胜，诸葛亮指点江山，不禁感慨：“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这里真是帝王之宅啊！”时至今日，在金陵城西的清凉山公园，还有相传诸葛亮曾在此挽缰驻马的驻马坡；在附近的乌龙潭公园里，也有相传当年诸葛亮曾在此饮马的遗迹；漫步清凉山附近，入眼的地名有龙蟠里、虎踞关；南京城东和城西新辟的两条交通干道，也分别被命名为龙蟠路、虎踞路；乃至街上卖的啤酒，除了金陵啤酒，还有龙虎啤酒……千百年来，江北江南，城中城外，不知有多少人，把“龙蟠虎踞”这句话挂在嘴上。历史和现实、传说与信史，在这里已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诸葛亮的轶事在大街小巷不胫而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雅俗共赏的谈资。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的状元焦竑，是本城所出的一位博学洽闻的学者，面对龙虎传说，也不免随声附和。是诚心诚意，信以为真，还是抑制不住乡土之怀，因情而生文？

最先记述龙蟠虎踞轶事的，可能是晋人张勃的《吴录》。这位江南学者的知名度比蜀中丞相诸葛亮差多了。如果你认识他的兄弟，那位秋风一起、就想念吴中家乡的莼菜鲈鱼脍、毅然拂袖归去的张季鹰，那位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张翰先生，那么，你或许会对他感觉亲切一些。这一对“难兄难弟”的年代，大约与陆机、陆云兄弟同时，距离三国分立，已经数十年。张勃作《吴录》时，很多史事显然不是亲历亲见，而是得之所闻，乃至得之所传闻。比如诸葛亮的这一段轶事。

按《三国志》和《江表传》的说法，诸葛亮并没有到过京口，更没有来过建业。他曾奉命去说服孙权，那是在柴桑，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写的其实就是这一次出使。

刘备倒是来过京口的。那是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意在向孙权求借荆州。这是在《三国志· 蜀志· 先主传》和《通鉴》卷六十六都有记载的。此次远行，他有可能经过秣陵，趁机仔细观察地形。他显然与孙权谈过话。除了《江表传》，另外还有好几种史书，都说在孙、刘谈话中，刘备曾经建议孙权定都秣陵。不过，一句句读下来，刘备这一番话中，并没有提到什么“龙蟠虎踞”。

谁都知道，龙和虎，尤其是龙，是君王之象，不可以随随便便使用的。《周易》乾卦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王者之象，非同寻常。孙权身边的周瑜，也很有前瞻的眼光。《通鉴》记他劝孙权不要出借荆州，担心“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周郎眼光犀利，看穿了刘备老谋深算的面目，看出刘备不是那种甘心久居人下的人，显然，他心里极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看到这条蛟龙变为一条真龙。

孙权当然也不愿意。他也是以飞龙自比、以真命天子自居的人。公元229年，当夏口、武昌两地报告有黄龙、凤凰的祥瑞出现，孙权就按捺不住得意和喜悦，在文臣武将的拥戴之下，正式登上帝位，并改元为黄龙，铭功纪盛，永志不忘。随后，孙权派使者正式通告蜀汉，建议二帝并尊。让东吴人感到意外的是，蜀汉君臣反应极为强烈，普遍认为此举有违国体，名不正言不顺，差一点要与东吴断交。幸而诸葛亮深明大义，以大局为重，维护了吴蜀联盟。刘备一向自认为汉室苗裔，自居为汉朝正统的继承人，在这种事上过度敏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实质上，“龙蟠虎踞”就是金陵王气说的异变，也可以说是它的形象化、具体化。六朝人对此很信服，史传中也津津乐道这一类祥瑞。《南齐书· 祥瑞志》记载，萧齐祖上的旧茔在常州武进彭山。据说那里山陵岗阜相连，绵延数百里，山上常有五色云气，有龙出现。宋明帝很是忌讳，派相墓工高灵文专程前去占视。没想到高灵文与萧道成早有深交，考察回来，就蒙骗宋明帝，说那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出个方伯；背后却偷偷把“贵不可言”的结论泄露给萧道成。宋明帝心里还放不下，干脆派人在墓地附近校猎，又用长五六尺的大铁钉钉墓地的四周，镇压可能的王气。与宋明帝的心虚不同，定都建业的孙吴听到“龙蟠虎踞”，应该是很乐意的，说不定也飘飘然而壮志凌云了。

不过，即使诸葛亮、刘备确曾到过秣陵，似乎也犯不上用“龙蟠虎踞”之类的话来恭维东吴。当时，三国鼎足之势虽然还没有确立，但以曹操、孙权、刘备为首的三大势力，都有志逐鹿中原统一天下。在强劲的对手面前，说什么“龙蟠虎踞”，只能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很需要社会凝聚力，需要号令一方的政治旗帜，此时吹捧对方有“龙蟠虎踞”的形胜，无异于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何苦来哉？再说，孙权未迁治秣陵之前，只有金陵邑，还没有所谓石头城，“石城虎踞”一句，不是落空了吗？

诸葛亮没有实地考察过秣陵的地形，不会说这句话；刘备有可能到过秣陵踏勘地形，即使劝孙权迁治秣陵，原话也不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东吴自说自话，是又一次巧妙的政治宣传攻势。打着诸葛亮的旗号，当然最有广告效应；即使打起刘备的旗号，也显得比较客观公正，事半功倍。这段话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吴地士族。孙吴建国初期，百端待举，都邑迁徙未定，这段话的出笼，至少有利于朝野上下坚定建都秣陵的信心。

二

东吴的首府和首都，起初一直在变。孙氏崛起于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最早的势力范围是在吴郡，在扩张的过程中，首先要征服当地的山越，设治于吴郡，以经营三吴，是当时的政治军事需要。倘要进一步向长江中游发展，吴郡僻处一隅，有时免不了鞭长莫及。建安十三年（208），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把首府从吴郡（苏州）迁到京口，即今天的镇江。但跟秣陵比起来，京口的地形又略逊一筹。秣陵城郊群山围护，东有钟山，西有清凉山，北有长江、北湖（玄武湖），南有秦淮河，中间平敞，交通方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灭吴后，曾在今天的南京城南高地修筑越城，以此为阵地，与楚国作战。这里有丰富而宽阔的江河水道，是天然的水军训练场。在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克敌制胜的利器就是水军。当年，汉武帝为了打通前往身毒（今印度）去的交通线，不惜劳民伤财，在长安近郊挖了一个昆明池，周围40里，广320顷，作为水军操练场。换了秣陵，就可以因地制宜，免去一项劳民伤财的大工程。据说孙权只想平湖堤水利用绵亘十余里的秦淮河来训练水军，东晋以后，玄武湖也被用上了，刘宋的时候，不但在湖上训练水军，而且在湖的西岸检阅过步兵和骑兵，真正成了一个天然演武场。难怪，那时人都称它为“习武湖”。

建安十六年（211），孙权迁治秣陵，第二年，改称秣陵为建业。出于安全的考虑，东吴在建业城西秦淮河入江处筑石头城，以防备从陆地进犯的敌人，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备来自上游的军事威胁。这一点，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分析得很透彻。三吴是当时江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利用苏南太湖、长江、秦淮河等水系，三吴物产可以顺流北上，到达建业，供给比较方便。首府设在吴郡，充其量像春秋吴越诸侯那样守据一方；迁府建业，则可以西控荆楚，北争中原，成就王霸之业。这些理由都很实在，眼前也似乎有一些唾手可得的利益，孙权不会无动于衷。

择地建都，要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权衡利弊。形势不同，利弊天平当然也会有变化。孙吴奉行的是实用主义的政策，曾多次迁都，先是迁离建业，黄初二年（221），孙权又自公安迁都鄂，并改名武昌（今湖北鄂州市），就是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黄龙元年（229）九月，又从武昌还都建业。同时，又留下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并留下一批尚书官守，仍是为了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在孙权眼里，武昌至少还是陪都，有着和建业一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前后算起来，他在武昌待了八年，此前，他在秣陵已住了十年。这是六朝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迁都。

东吴的迁都不止这一次。太元二年（252）四月，孙权薨，诸葛恪秉政。废太子孙和当时正在长沙，为南阳王。诸葛恪恰好是孙和之妃张氏的舅舅，孙和派黄门陈迁到建业与诸葛恪联络，有觊觎皇位之意。诸葛恪又派人到武昌修葺宫殿，摆出一副要迁都武昌的姿态，民间传言他要迎立孙和，议论纷纷。其实，诸葛恪更可能是为了摆脱吴地士族的强大影响。这一次迁都最终流产，也是由于三吴士族的反对。孙和之子末主孙皓即位后，还搞过一次迁都，那是在公元265年。但没过多少日子，老百姓就怨声载道，过了一年多一些，就草草收场，还都建业去了。要说原因，一是水长波急，扬州百姓从长江下游逆水而上，供给物资，苦不堪言；二是作为东吴政权支柱的江东大族，如吴郡（苏州）顾氏、陆氏、朱氏和张氏，阳羡（今宜兴）周氏，吴兴（今湖州）沈氏等，几十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首都建业的生活，更不愿离开他们的家乡和势力范围过远。这些大族代表强大的三吴本土势力，他们的意向自然也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在战争的余暇，建业的城市面貌大有改观。透过左思的《吴都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建康城驰道宽敞，两旁青槐依依，林荫茂密，城边绿水盈盈，城中民长干春游舍稠密，府署营屯，星罗棋布，长干一带，更是繁华，飞阁雕甍，相互连属，堪称东南富庶之区。顾、陆、朱、张等吴中高门大族卜居秦淮河和青溪两岸，乐不思吴，数百里外的鄂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左丞相陆凯上疏，猛烈抨击武昌的地形，不是王都安国养民之地，“船泊则沉漂，陵层则峻危”。又引了一首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那武昌鱼大概是团头鲂、团头鳊之类，产于鄂城县樊口一带，滋味鲜美异常，不在吴地的鲈鱼之下。可是，这些人宁可喝建业的淡水，也不想尝异乡的美味；宁可死在建业，也不情愿在武昌的宅第安居。天知道，这童谣是不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只能说，这里面不只有浓浓的乡愁，更有一股强烈的政治怨望，不是浪漫的乡土抒怀，而是危险的反抗情绪的喷发：是可忽孰不可忽！

东吴后来的几次迁都，目的地大都在武昌，也就是在长江中游，而建业则在长江下游。武昌、建业之争，实际上是东晋以后历史上时常发生的荆（州）、扬（州）之争的萌芽。迁都意味着战略思想的迁移和转变，意味着不同的地方利益群体对东吴政治控制权的争夺。龙蟠虎踞之类的政治传说的产生，就是建业及三吴群体的政治利益的体现。

三

在前后共计332年的六朝时代，除了孙权迁都武昌的八年，孙皓迁都武昌的一年，以及梁元帝迁都江陵的三年，定都金陵（先后称为建业、建邺、建康）凡320年。金陵作为江南帝都的地位，没有被撼动过。

天长日久，越来越多的历史传说不断滋生，日益稳固了金陵王都的地位。东晋刚在江左立足的时候，百废待兴，相传王导曾指着正对建康都城正南门——宣阳门的牛头山，对晋元帝说：这就是天然的石阙。那时，城池残破，王导指山为阙，恐怕不无劝慰皇帝之意吧。甚至晚到刘宋之世，都城外六门仍有设竹篱的，建元二年（344），才修立了六门都墙。据说当时人们还常常发现钟山山顶上缭绕着紫金色的云彩，气象壮观。正如“龙”一样，这神秘的紫金云色也被附会成王者独有的尊贵气象。其实，正如蒋赞初在《南京史话》中指出的，“这只是山上牛首烟峦的紫红色页岩，在阳光照耀下反射出来的自然色彩”，丝毫没有什么神异。不过，老百姓却宁愿相信神异之说。据《南京的民间传说》记载，今天南京还流传着这样的民间故事：紫金山顶有一个藏宝金殿，山脚下有个种紫茄子的老汉金老三。山神给他一个小茄子为开门钥匙，赔偿他的损失。他的老太婆太贪心，结果却什么也没拿到。从那以后，山肚里的金银宝库再没有打开过，而宝气却冲开地表，成为飘在山顶上的紫金色云雾。这虽然是传说，但也说明：紫金山多么顽强地展示自己的骄傲，炫耀自己的不同凡俗。

时光像秦淮河水一样流逝，南京越来越建立起帝都的自信。齐梁之世，这自信达到了顶峰。五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谢朓曾歌唱它：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

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

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谢朓《入朝曲》

来源：紫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