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为什么没上市（万字长文揭秘华为）

本文经授权摘自《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本篇作者谭保罗，现任《南风窗》常务副主编、广州市金融高级专业人才，擅长政治经济学分析法，长期专注于研究政府、金融体系和企业群体之间的“三角关系”。

抢先购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请在文末留言，或添加zhaojicheng4218，享受全网最低7.5折优惠价（免费包邮）。

“那个时候，他在小平房里做交换机，和我很熟。”一位50后临近退休的深圳处级干部曾这样对笔者形容记忆中的任正非。他感叹说，自己比任正非小几岁，但仅以处长职位退休，而任正非现在“比部长还大”！

“如果要说远离政治，王健林根本不算，任正非才算。北京的中央部级干部来深圳要参观华为，他见都不见！只让下面的人接待。最后，人家觉得没面子，干脆不来了。”他说，任正非有很多这种“不给政府面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未经证实。

说这个话时，不过是2013年，那个时候，华为还远没有现在这么“牛”。而任正非的做派，从这个“外部评价”或者说“未经证实的细节”中，已经可见一斑。

那么，现在的华为到底多“牛”呢？

在中国，衡量一家企业有多牛，有着很多维度。如果按照市场化的指标，那就是他为股东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比如ROE（股权回报率）。

此外，按照“中国特色”的某些指标，企业的规模也很重要，这对制造业公司、房地产公司来说表现更为明显。大而不能倒，这背后是就业和社会稳定，背后是国有金融体系的资金会流向它。当然，也代表着企业对地方官的“议价能力”。

但最顶级的公司，以上这些维度都不准确，而且标准陷入琐碎。当今中国，衡量最顶级的公司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它对中央政府而言，它到底有多重要。

其中，标准有很多。

比如说，中国的国家治理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以银行系统为骨干的金融体系，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外汇储备曾一度人民币发行的发行准备。因此，企业出口创汇的能力很重要。当然，出口更关系到农民工或者青年工程师的就业，这更指向了现实的社会稳定。

另外，国家的技术进步也很重要，特别是那些“硬技术”的进步。所谓“硬技术”主要指的是技术创新，而不是模式创新。在技术创新中，相当一部分又是硬件创新——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

华为公司，刚好是关乎符合两个标准的企业之一，尽管它目前在芯片领域还处在起步阶段。某种意义上讲，曾被中国人误称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对于中央政府的重要性，都要比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来得重要。

因为，连续十几年里，富士康霸占中国出口第一的位置，其占出口总额约5%。旗下企业分居粤、鲁、豫、晋等五六个大省出口第一。全球40%的消费电子硬件产品，富士康制造！——富士康的故事，我们就此打住，本文主要说华为。

但是，华为这几年有逐渐被“神化”的趋势，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情。特别是有些网络上的文章标题，让人感到非常不适，随便举几个例子：

《华为老总任正非身份彻底曝光，全世界感到害怕》

《华为要这么做，苹果真得哭晕在厕所》

《华为再夺世界第一！苹果三星已经哭晕》

《华为工资单曝光惊呆了网友，看看自己的已哭晕在厕所》

对任何一家公司，我们都应该理性和冷静地看待它的过去，期待它的未来。即使它技术和产品的强大，它员工的高薪，它创始人的人格魅力，已经足以让别人长期“哭晕在厕所”，但它的发展秘诀一定是有路可寻的，一点都不应该神秘。

过去，如果从本质上讲，华为的成功在于三点，一是有任正非为核心的一批创业者和企业家；二是这家公司选对了行业，并踩准了时间窗口；三是华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吃尽了中国的“大国红利”。

那么，未来呢？

01 创始人：从低调到“明星”

华为的创业和发展故事，外人的分析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可以装满一座图书馆或者一张大硬盘。但在这里，我们打算先用一个媒体视角来剖析。我相信，它必定让你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在2010年，华为曾经发生过一次“接班人风波”。

按照当时的媒体报道，在下半年的一次华为例行的高管会议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提出要将儿子任平引入EMT成为董事，但这一提议，遭到时任董事长孙亚芳等多位高管的反对。

EMT是华为经营管理团队的英文简称，当时，任正非任华为的总裁，而董事长孙亚芳一直被认为是仅次于任正非的二号人物。随后，又传出了孙亚芳可能被“逼走”的传闻。

不过，这场“风波”最后的结果是，孙亚芳并没有离开，而是继续担任董事长。此外，华为改组了新的董事会，而任平并没有进入董事会。

这场风波之后，华为在内部进行了反思，包括任正非在内的一些高管表示，接班风波是“谣言”，是公司高层和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存在障碍，因此必然存在一些误解、误读和猜测。

在公司内部，任正非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过去，在面对传媒，华为长期都是做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他自己可以低调，但公司不能。以后，公司宣传部门不要害怕对外说错话，把其个人作风和公司作风区别开。否则，公司的宣传会被定位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上，容易把公司给耽误了。

对于华为已经过去的“接班风波”，现在早已没有探讨的必要，但这次“风波”之后，华为和媒体的关系的确发生了一次大逆转。

此前，华为的确很大程度是“鸵鸟政策”。在2010年更早些时候，即这场“接班风波”爆发前，摩托罗拉和华为爆发了官司，不少媒体开始关注这件事。当时，华为公关部门的一位人士对部分媒体的记者表示，写华为公司不要紧，但希望记者不要在稿子中提及“任正非”三个字就行。公关部人士的言辞极其恳切。

那时，任正非的确在刻意低调，不论是吹捧他，还是别的关于他的报道，他似乎都不希望看到。

但最近这几年，事情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关于任正非的“语录”和照片总是不定期在网上流传。其中，至少有三个广受关注的片段：

一位网友在机场摆渡大巴上“偶遇”任正非，并附图称对任正非进行了采访。照片上，任正非一脸憔悴和疲惫，让人感动和敬佩。随后，该条微博引起国内网友高度关注，网友纷纷刷屏。

又有网友曝光出，任正非和华为普通员工一样，在华为食堂中排队吃饭，领到餐后，他一个人端着盘子去吃饭，没有人陪同。他笑呵呵的，像个普通的长者。

网友又爆料，任正非在虹桥机场排队等出租车，没有秘书。照片上中，任正非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打着电话，站在等候出租车的队伍里，不像个大人物。

这三个片段，对任正非的个人形象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加分。在以前，任正非更多是被看作是一位“铁血教父”，他用严酷的纪律带领一支大军，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树立起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标杆。但另一面，在公众眼中，华为公司是狼性文化的代表，缺乏温情，一切都以业绩为重，是100%的“经济动物”。

而通过这些网络传播，任正非的形象变了。他是一位有着刚毅内心的中国男人、企业家，但也是一位普通人，是一位温和的、笑眯眯的年长同事，是一位温和的老人，是愿意提携年轻人的宽厚长者。

任正非这种形象的改变，到底是华为有关部门的主动为之？还真的是网友真的“偶遇”拍到？外人无从得知——暂且，我们宁愿相信是后者：任正非作为中国企业界的教父级人物，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充满温热和情感的普通人。

但有一点可肯定，任正非的这种形象改变，对于华为产品线的转型，无疑是极大的推动。在品牌塑造上，至少可以省下大笔的广告费。那么，华为到底在经历何种转变呢？

02 2B企业的2C大行军

最近几年，据笔者的了解，非常多的媒体人开始进入华为担任公关工作，在很多产品线，都会专门配置一名以上的“前媒体人”。不过，你必须注意，对于这家以“务实”著称的企业而言，华为在公关领域的转变和其业务的转变也是同步的。可以说，华为对媒体态度的转变，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本文经授权摘自大型企业传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抢先购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请在文末留言，或添加zhaojicheng4218，享受全网最低7.5折优惠价（免费包邮）。

在此之前，华为在国内和国外一直以通讯设备供应商为人所知，最开始，它做交换机，然后产品线不断扩大，但产品主要是针对运营商，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简而言之，以前华为主要是一家2B（to Business）企业，但现在，华为越来越成为一家2C（to Consumer）企业了。

针对普通消费者的是移动终端，主要是平板电脑和手机。以手机为例，华为的手机事业部2003年就成立，但手机板块一直不愠不火，长期在国内排不上第一阵营。因此，华为由于业务重心的原因，并不注重和媒体的沟通。

但2010年前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一是，华为在亚非拉，以及欧洲市场都如鱼得水，但在美国市场一直遇到不小阻力，美国人认为华为企业治理“不够透明”。

二是，通讯设备领域日益面临市场饱和的问题，这一主干业务增长未来必然有天花板。与此同时，随着智能机时代的发轫，在功能机时代并不出色的华为开始认为，自己的赶超机会到来了。

多重因素叠加，加之“接班人”的公关风波，使得公司迫切需要逐渐树立透明的形象，赢得外界的信任以及普通消费者的好感。实际上，华为对公司处境以及产业发展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而重新树立崭新形象的努力，也为华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回报。

手机和笔记本作为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移动终端，品牌的形象和面向企业的通讯设备完全是两个逻辑。对后者来说，企业负责人的品牌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机构、企业客户更加看重的是产品品质、性价比以及售后服务等，非常“理性化”。

因此，用严酷的“狼性文化”为客户提供最具吸引力的性价比，随叫随到的售后服务，那就是最好的竞争力。西门子、朗讯、摩托罗拉这些西方竞争者，在非技术领域的竞争这种，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但是，对面向普通消费者产品来说，企业负责人的个人品牌本身即是一种最好的产品代言，尤其在互联网 的时代更是如此，这是一个“感性化”的时代。

比如，小米手机的短时间崛起，除了本身的性价比因素之外，雷军的形象无疑也是一种极好的市场助推因素。再如格力，董明珠给外界呈现的，是一幅说一不二，并且敢于负责任的“大姐大”的形象。这些充满正能量的企业负责人形象，会不断固化消费者的品牌认知，提升消费者忠诚度。

那么，你试想一下，华为如果呈献给公众的，还是早先的那种“狼性文化”，消费者会作何感想？因此，华为必须慢慢从大众的心中祛除这种“狼性文化”的印记，要拉近和消费者距离，企业创始人、负责人的形象也要因之改变和调整。

现在，中国国产手机“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和联想）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华为手机作为国产品牌，早已在国内市场一骑绝尘。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GFK的数据，2017年，华为凭借1.02亿部的销量登上2017年中国手机市场榜首，其后分别是OPPO、vivo、苹果和小米。从份额来看，华为整体销售份额为22.82%，继2016年后持续排名第一。

以上数据还显示，排在第二位的OPPO销量为7756万部，第三位vivo为7223万部，第四位苹果为5105万部，第五位小米为5094万部。从绝对数量看，华为手机的领先地位很明显，较之后的OPPO、vivo多出了2000多万部。

从业务板块看，2017年，华为传统的优势领域运营商业务在实现了2978亿元的收入，企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549亿元，在消费者业务（手机和平板为主）方面，实现了销售收入2372亿元。其中，2C的消费者业务占比约为40%。

回顾五年前，各版块的占比则是另外一番风景。2013年，运营商网络业务实现销售收入1665亿元人民币，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分别报收152亿元和570亿元人民币。其中，消费者业务占比约为25%。

显然，华为的2B业务（运营商和企业业务）固然占据六成的版图，但增速明显落后于2C业务。在可以预计的未来，2C必然成为华为战略重心。

不过，2C业务的迅速扩张，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销售的贡献和企业整体盘子的做大。它更指向了未来的某些可能性。

03 挑战BAT的可能性？

通讯设备比如运营商基站建设、维护这样的业务，由于其更新换代较慢，全球市场在经过一二十年的高增长之后，必然面临放缓，乃至饱和的局面。

而终端业务则完全不一样，终端比如智能手机，和2B的通讯设备截然不同，它的更新换代相对较快，消费可以说是重复性的。当一家公司的品牌的深入人心之后，就会形成强者恒强的市场割据。市场不断的产品升级和换代，最终，都会化为品牌领先者的销售收入。因此，对任何一家对未来有着雄心的企业，都会把这个领域作为未来的战略重点。

此外，智能终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属性——它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硬件入口。通过硬件入口，可以抢占消费者的手掌，也意味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家公司将收获更多的商业可能性。

谈到硬件入口，一个必须注意的例子是百度公司。在PC互联网时代，百度拥有着最强大的入口，那个长条形的搜索框，是百度所有“商业传奇”的缘起。但百度当年并不满足，它意识到移动互联网终将大面积取代PC互联网，于是一直有着抢占移动互联网时代硬件入口的想法，从而延续PC时代的“商业传奇”。

在2013年，百度就已经曝出将有进军手机硬件的消息。但市面上，最终没有看到百度手机的踪影。

这两年，互联网巨头们通过不断的收购，争夺线上的流量，“流量红利”的时代到来不久，之后又有人认为“流量红利”即将过去。流量争夺战，最直接的方式是收购那些手机APP后面的公司，互联网地图、外卖点餐、共享单车等等。这些年的收购大战，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不妨这样想：尽管手机屏变得越来越大，但是手机屏所能容下的APP数量毕竟有限，而且这些APP的更迭速度也很快。

那么，直接控制手机硬件的方式是不是更好呢？——当然，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猜想，但是它无疑代表了商业上的可能性。而且，你必须知道，中国的反垄断法环境相对特殊，并没有美国司法部那么强大的机构来专门“攻击”垄断行为。

华为手机的出货量第一，已经给华为的未来提供了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他如果进军软件领域，进军移动互联网，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留给资本市场好了，资本市场最不缺乏的就是想象力。

04 特殊的“大国红利”

华为为什么能够成功？从做交换机开始，到成为全球销售额第一的通讯设备企业，再到成为国产手机的龙头老大。对此，我们再此不希望在赘述那些企业史的发展脉络或者说创始人的动人细节，这样的文字已经很多，我们不妨归纳出华为崛起的那些富有时代特征的原因。

本文经授权摘自大型企业传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抢先购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请在文末留言，或添加zhaojicheng4218，享受全网最低7.5折优惠价（免费包邮）。

华为的崛起，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是，1987年，从国企离职的43岁中年男子任正非在深圳创立了华为。必然因素，则是华为抓住了“大国红利”。对一个企业来说，偶然因素——企业家的力量更为重要，也更富魅力。但我们这里谈论根据普适性的必然因素——大国红利。

大国红利有很多层次，华为的第一个大国红利是工程师红利，换句话说也是人口红利，即在大量的劳动人口的基数之中，必然产生高质量的工程师队伍。在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人智慧而勤劳，华为的元老级创业者多数都在文革之中接受主要的教育，但在华为的高速扩张期，那批真正发挥作用的中坚都在文革后，才修读了中国的理工科大学。那个时代，国家百废待兴，校园之中真正有着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这批60后，70后的工程师，汇聚为华为的第一轮工程师红利。他们和世界最前沿技术无缘，但基本功扎实，做交换机这样的产品已经足够。

华为的第二轮工程师红利则很大程度来自于中国 1998年开始的大学扩张，其中，应用类理工科教育高速膨胀。当然，要进入华为，也必须是这批人中佼佼者、幸运者。他们主要是70后和80后。

在华为，工程师是一切的核心。 研发自然不用说，市场人员、销售人员、品牌人员多数都是工程师。在广袤的亚非拉和欧洲，这些年轻人可以随时实现工程师和销售人员的身份切换。其实，这种 “工程师导向”，在深圳的制造业企业中非常普遍。一位和任正非同辈的制造业大佬曾说，理工科学生比文科学生能吃苦，所以他自己的企业的品牌人员、市场人员也都只招工科生。

但是光有工程师红利是不够的，它只是内因，外因同样重要，那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给企业群体带来的全球化红利。

在本世纪初的这十几年，华为的全球销售收入中，海外收入一直都超过50%，在最高峰甚至超过70%。最近几年，由于海外运营商业务的逐渐饱和，以及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掘，这一比例有所降低。2014年，华为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达62.2%， 2015年占比58%，2016年回落到55%。

对于任何后发国家来说，外贸兴国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产品外销，没有母国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护航，那么企业才会拼尽全力，生产最好的产品——至少是最具市场吸引力的产品，去和竞争者短兵相接，争夺海外市场。因此，对于日本、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来说，他们的技术进步最初都来与可贸易部门的发展。

韩国人在电子消费品行业的进步，就基本上是贸易兴国的最好演绎。韩国的人口只有5000万，没有巨大的母国市场，所以韩国人才会拼尽全力，搞彩电、搞面板、搞手机，最后竟然实现了技术的进步。我们不要不承认韩国的技术进步，举个例子，在彩电、面板、手机等领域，韩国产品的市场定位的确比我们要“高端”不少，它们的单价更高，利润也更高。难道不是吗？

同样，中国的华为之所以崛起，也在于走的是贸易兴国这条路，在没有母国市场保护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的领导力和远见，数万优秀的工程师放手大干，纵横亚非拉。最后，一举成为了通讯设备、手机这些领域“中国制造”技术进步的代表。

“工程师红利” “全球化红利”，这是华为过去奇迹的两个轮子。而现在，华为很大程度得到的母国的“市场红利”。某种意义上讲，在华为销售增长上最倚重的智能手机领域，华为正在逐渐树立起了自己“民族品牌”的形象，尽管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将自己明确定位为“民族品牌”。但是，事情的确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这样发展的。

未来，作为中国的消费者，只希望华为能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而不是以民族品牌自居，在吃透母国“市场红利”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不过，尽管华为吃透了大国红利中的“工程师红利”和“母国市场红利”，但另一种红利，华为却没有吃到——它是大国的“资本红利”。

05 标杆企业另一面

华为“员工持股”的融资模式，可以说是人类企业融资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也是“异类”。

前几年，媒体曾一度“炮轰”这种模式。据报道，该融资模式可以这样理解：华为有数万员工“股东”，但员工并非真正持有华为股票，而是通过职工持股会这类的机构“代持”。对这种“不完整”的股权，员工缺乏真正的表决权，而只有分红权。因此，这就保证了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创始团队手中。

这种模式有两个优点：一是融资，华为在资金紧缺的创业初期，这种融资模式曾帮了华为大忙。二是可以通过分红权留住员工，因为员工离职后，将不再享有分红权。

但另一方面，这种融资模式也有两个显著缺点：一是，员工认购资金的有限性。即滚动式的员工认购融资，其前提是员工的认购资金必须充足。尤其对新员工而言，资金可能是个问题。实际上，此前已有报道称，华为不少员工从银行贷款认购公司“股票”，曾一度被监管部门明令叫停。

第二个缺点是，员工手中这种“残缺”的股票，无法让“持股者”获得真正意义的资本利得。投资者通过股票获利的手段只有两个，一是分红，二是资本利得，即转手差价。中国A股的多数公司都是“铁公鸡”，吝啬于分红，因此股民的梦想寄托便是资本利得，即在二级市场“倒差价”。

两个缺点随时会变成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当企业增速放缓，利润下滑，分红减少，那么员工收入必然降低。更重要的是，普通人都是“逐利动物”，如果有其他资金投向的收益高于公司“股票”分红，这更是问题。

比如，从2016年开始，深圳的房价出现了大幅上涨。华为所在的一些板块，涨幅超过了100%，位于南山、前海一片的涨幅超过200%也并不少见。显然，这种收益已远超过华为的所有者权益报酬率，换句话说，如果拿这些钱去买房，那么房产增值的收益必然超过分红。在这种情况下，对华为那些没有买房，只是认购了公司“股票”的员工而言，其内心作何感想？

2016年深圳房价暴涨之后，在新华社对任正非的专访中，任正非对高房价的批评相当克制、相当温和。他说，“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一般而言，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有两个效应：一是导致成本增加，比如工业用地价格飙升，企业成本升高；二是吸走实业资本，资金都去“买砖头”，即外界常说的“实体经济空心化”。任正非主要谈的是第一个效应，而实际上，第一个效应是有“解法”的。因为，随着互联网、高铁等现代信息互通手段和物流手段的进步，产业迁移到低成本地区并不难。任正非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房地产对实体经济最大的危害在于第二个效应。这个效应，产业界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当企业的股权投资回报比不上买房，那么资金便不会继续投资于股权，哪怕你这个公司行业第一。更重要的是，华为并未上市，而且“股票”也无法对外转让，这意味着员工无法获得资本利得，只有分红一条获益之路。

因此，数万华为“核心军团”的稳固，必须要建立在企业利润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在利润高增长的情况下，分红可观，那么“华为军团”的资本纽带即利益纽带也就越发稳固。这些年，华为在国内市场的爆发，特别是移动终端市场成为国产第一品牌，无疑极大地缓解了原有融资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

但是，一个企业不可能长期保持加速度的增长，甚至都无法保持匀速的增长，这意味着华为未来依然有解决自身股权问题的必要。

华为的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公布了员工持股情况。截至当年年底，在华为全球9.5万员工中，有61457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占员工总数的65%，持有股份总数达98.58%。此外，还有报告显示，总裁任正非持股比例只有1.42%。换句话说，华为的股权相对分散，如果改变“员工持股”模式，实行完全的同股同权政策，创始人甚至是创始人团队将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

在产业更新迭代迅速，竞争异常激烈的IT硬件行业，公司的领导力和远见、决策层的决策效率极其重要，这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华为创业以来的成功，很大程度就来自于创始人或者说创始人团队对企业方向的绝对掌控和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同股同权”是否真的比“员工持股”更适合这样的企业？

如果应该股权的变革，让一家优秀的企业失去领导力和方向，那是不是得不偿失呢？

目前，“200人限制”和“同股同权”两个标准，是在A股上市的“刚性门槛”，它们决定了华为暂时还难以在A股斩获“资本红利”。事实上，在当下的A股，一家二流的公司都可能获得“蓝筹溢价”，活的众星拱月一样的追捧，何况华为这样的龙头公司。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华为的确错失了中国金融体系给予的“资本红利”。

除了A股的高估值，港股也不错。2018年，港交所已经启动了“同股不同权”改革。有人说，这是因为港交所过去错失了阿里，所以今天舍不得小米。

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规则往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当企业足够强大和具有吸引力，某些规则是可以改变的。

华为上市吗？这个事情，显然比1987年华为初创，要对中国经济来得重要。无论它上与不上，或者说怎么上，它都将揭示中国政经大势的演变的方向。

本文经授权摘自大型企业传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抢先购买《他们正在改变中国（上下）》，请在文末留言，或添加zhaojicheng4218，享受全网最低7.5折优惠价（免费包邮）。

与作者交流

加zhaojicheng4218

更多互动，请关注新浪微博：赵继成

订阅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百度、搜狐、网易、ZAKER、新浪看点、雪球财经、大鱼号：赵继成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