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建议（丰富精神生活促进学术发展）

《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是安徽大学文学院几位教授的专题论文集，包括王达敏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赵凯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艺批评》、欧阳友权的《走进网络文学批评》、刘飞的《中国文学批评散论》、周志雄的《批评之途》、王泽庆的《文学的跨界诠释》、丁放的《中国词学论集》、陈道贵的《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吴怀东的《杜甫与唐代文学论稿》、方盛良的《清代文献文学探微》、耿传友的《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杨军的《汉语音韵丛考》、曾良的《俗写与历史词汇丛札》、吴早生的《汉语的信息结构与主观表达研究》等《论丛》总序，由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怀东撰写，全文如下：，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建议

《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是安徽大学文学院几位教授的专题论文集，包括王达敏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论》、赵凯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文艺批评》、欧阳友权的《走进网络文学批评》、刘飞的《中国文学批评散论》、周志雄的《批评之途》、王泽庆的《文学的跨界诠释》、丁放的《中国词学论集》、陈道贵的《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吴怀东的《杜甫与唐代文学论稿》、方盛良的《清代文献文学探微》、耿传友的《徽学与明清文学论稿》、杨军的《汉语音韵丛考》、曾良的《俗写与历史词汇丛札》、吴早生的《汉语的信息结构与主观表达研究》等。《论丛》总序，由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怀东撰写，全文如下：

作者：吴怀东

《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一批在岗教授各自的专题论文集，内容涵盖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学科，是诸位专家多年研究心血的沉淀，其学术质量、学术贡献都得到各自学术领域同行专家的认可，对此读者自有公论，无需辞费。我们集中推出，既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对我们这个团队多年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的一个小结，在此我们郑重感谢诸位专家的辛苦劳动，感谢凤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以刘文典先生的名讳命名，至关这套丛书的撰述动机乃至我们学院的学术追求，值得郑重说明。

如果将民国时期建立于当时安徽省会安庆的安徽大学算作1958年重建于今天省会合肥的安徽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的校史已近百年。出生于合肥的刘文典与安徽大学及安徽大学文学院有着深刻的渊源：早在1927年，刘文典就受邀主持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1928年，安徽大学正式成立并招生，刘文典任预科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并实际主持校政。刘文典主政安徽大学，是安徽大学的荣幸和精彩开始，而刘文典主政文学院，更给文学院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崇高的起点和正确的方向。

刘文典，原名文聪，字叔雅。原籍安徽怀宁，1889年出生于合肥。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所欣赏。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16年，刘文典回国，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后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撰写了《三余札记》。1927年参与筹建安徽大学；1928年11月，安徽发生学潮，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回到北京，就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1939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说苑斠补》等著述，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云：“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抗战期间，刘文典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直至1958年突发急症，病逝于昆明。

简单而庄重地回顾刘文典的经历是要说明，他从革命家实现华丽转身而成为杰出学者。乍看起来，这两种身份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其实，革命是改造社会最激烈的方式，而在大学进行学术研究、培养优秀人才、开启民智，何尝不是改造社会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放眼刘文典做出选择的那个时代，他的选择并非特例、孤例。同样是同盟会会员出身的蔡元培,于1916年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就职演说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路。1915年，自由革命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因其于1916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进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份杂志也随之迁到北京并易名为“新青年”出版，幷立即产生轰动效应。正是在刘文典所处的北大时代，开放的学术孕育了伟大的思想文化，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而蓬勃展开；也正是在这种自由而激进的氛围里，推动近代以来中国实现变革、真正改变中国国运民心的伟大组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刘文典及其并世知识人，遭遇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其时，传统文化面临断裂，中外交流、对撞剧烈，工具理性严重冲击价值理性。他们做出了艰难选择。他们以学术报国，努力开启民智，在学术方法上实现了古典与现代、中与西的融汇，从而走在时代前列，建构了百年来中国学术乃至思想的基本框架，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品格和学术方法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我们不排除学术研究对于个人具有劳动交换而谋生的性质与功能——“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咏史》），但是，社会之所以需要知识和思想，需要我们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根本上需要我们像马克思那样“为人类而工作”（《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碑上，便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知识者正是通过科学地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解释世界”，发现真理以影响大众从而“改变世界”。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倡导“为己之学”，反对“为人之学”（《论语•宪问》）。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说，知识者应该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作为自己的信仰。

1919年，现代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说：“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以学术为业》）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在1927年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挽王静安先生》）的核心内涵。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生产知识与思想的专业“工厂”，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决定现代大学地位的就是其卓越知识与思想的生产能力。“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的知识者应该具有最纯粹的学术信仰，是人类文明的研究者、创造者和守护者、传播者。学术信仰、学术精神，就是深入地研究世界、勇敢地发现真理并追求真理。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堪称“乾嘉学术第一人”的戴震学术特点的评论，其实可为今日学界之镜鉴：“戴君学术……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文史通义•内篇•书<朱陆>篇后》）在“地球村”的时代，中国亟需面对真问题的真学术，因为，没有严格的“实事求是”（《汉书•河间献王传》），必然不会有方向正确且真正有效的“经世致用”。

时间已经走到二十一世纪，可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中西关系史来看，我们仍然面对刘文典所面对的时代命题——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复兴，人民要幸福，人类文明要交流互鉴。如今，人类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产生颠覆性突破的关键时刻，世界上的国家关系到了数百年来最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一个重新审视的历史机遇期，创新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虽然我们研究的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也不是实用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可是，我们研究的学问至关民族精神的塑造和每个人的精神生活，至关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和中国之崛起：如果没有汉语，中国人必然无法沟通、交流，文化必然无法传承；如果缺少文学的滋养，中国人的心灵将无处安顿，人将因为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而沦落。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责任重大，使命崇高，任重道远，这也是我们时代所有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奠定刘文典在现代学术史上地位的就是《淮南鸿烈集解》，此书已被公认为《淮南子》研究的学术经典；刘文典当初受命负责筹建安徽大学，社会各界看重的正是其超卓的见识、杰出的学术成就和重要的学界地位。安徽大学文学院既然是国学大师刘文典亲手开创的学院，理当继承前辈高尚的学术品格，弘扬前辈执着的学术精神，开展“高深学问”之研究以丰富时代精神生活，甚至引领社会进步，并在此过程中确立我们学院的研究特色甚至优势，彰显我们的贡献。应该说，曾经在非常艰难的环境里，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特色已得到学术界认可，但我们学院的整体研究特色还不够鲜明，学科的综合实力还有待于提升。如今，在伟大的新时代里，我们文学院的全体同仁必将进一步“澡雪精神”，坚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态度，“衣带渐宽终不悔”，努力创造出能够引领学术发展、不负先贤的学术成就、思想成果。（吴怀东）

（注：此文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文典学术论丛》总序，标题为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