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开封市与广西南宁比较（我国省会迁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分析）

行政中心功能是不是省会城市的 “十全功夫”？如果不是，那些老省会怎么会变得“一无所有”？老省会与新省会，一个怅然滑落，一个拔节成长，50年的发展落差所引发的忧思在于：中国的城市发展何时才能走出政治中心功能依赖的迷途。在区域发展中，我们习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省会一城独大，城市面目雷同；在城市发展中，我们习惯追逐特殊政策，排斥市场规律；看重行政级别，忽视自在活力。所幸的是，仍有一些城市凭借市场“自摸”成功超越省会，野心昭然地宣告：政治中心的功能是行政赋予的，但经济中心的功能是靠竞争获得的。

图一：我国曾经当过省会的14个城市示意图

一、省会城市的迁移

　　一个城市，一旦成为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除去海口市（海南省），石家庄市（河北省）就是中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1968年2月，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往石家庄，短短40年间，区域行政中心地位的丧失与获取，体制内资源配置功能的剥离与赋予，使得两座城市发展实力此消彼长。

图二：河北省的老省会保定市与新省会石家庄市

这样一出新老省会之间的“双城故事”，还发生在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长春与吉林市、郑州与开封、南宁与桂林之间。1950年—1968年，这几个省的省会迁移，造成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独特的“老省会现象”。

图三：广西壮族自治区老省会桂林市与新首府南宁市图

二、我国的老省会城市现象

　　从一省独大的行政中心到省域普通的二线城市，六座老省会的惆怅和失落是其他城市无法体会到的。　　如今，这五座城市中只有齐齐哈尔和吉林市经济发展还处在各自省份的次强位置（齐齐哈尔已经与大庆市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实力在伯仲之间），桂林、保定和开封在区域竞争中无一例外地滑落更远（广西自治区第二大城市是柳州市，河北省第二大城市是唐山市，河南省第二大城市是洛阳市）。当前，“车牌号经济学”正在各大区域发展论坛大行其道，这种不算严谨但是直观有趣的分析工具在民间广受欢迎。察看了六座老省会城市的车牌号后发现，城市的车牌首个字母的排序，基本能够反映他们在省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座次”：齐齐哈尔、吉林、开封为“B”；桂林为“C”；保定为“F”。

图四：各省城市的车牌字母排序与城市规模排序对比图

说起老省会沉浮，这跟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资源配置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前，因为行政主导，有很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在选择资源配置空间的时候，就会选择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发展就会快一些。相对来说，老省会城市新的机会就会少很多。　　然而，正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让老省会城市感觉分外不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每一个城市都有挥之不去的“省会情结”，每一个城市也都会将自身的沉寂归因于省会地位的丧失。　　开封的失落感最为深重，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开封市民对省会迁址郑州市仍耿耿于怀。“如果省会不搬走，开封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绪，弥漫于开封市民当中。开封市委一位退休老干部直言：“省会迁出开封是政治决策，当然有利于全省工作。但是要说对开封没影响，也说不过去，连市领导都有想法呢。”他透露了一件事：1957年7月河南省委召开党代会，当时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代表在会上曾经语惊四座：“省会都迁郑州了，为什么还把铁塔留在开封？”　　“如果省会不搬迁”，这句话里浓缩了老省会城市所有的忧伤。省会搬迁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交通区位条件的改变，省会必然会搬迁到一个更能发挥治理作用的城市，区位条件的变化，带来这种发展水平的升降也是正常的。对老省会城市来说，任何“”如果的假设都没有意义。

图五：河南省老省会开封市与新省会郑州市示意图

三、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

既然省会迁移是一种历史趋势，那么上世纪50年代，省会动迁的背后推手究竟是什么？国家在新老省会之间的取舍，究竟是哪些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　　建国初期的省会动迁第一大推动力就是交通技术因素，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种交通技术的兴起，必然伴随着一批城市的兴起与衰落，运河时代的江苏扬州、山东临清都是大都市，但是随着海运替代漕运，海港代替河港，很多沿海城市兴起了。后来，铁路的兴起又带来一大批城市的起落兴衰。　　的确，建国前后，交通因素成就了好几个新省会。哈尔滨凭借南满铁路和滨洲铁路，兼得松花江交通之利取代了齐齐哈尔；位于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交汇点的石家庄一跃成为河北最大的交通枢纽；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开通后，身得交通便利的郑州就取代了黄河边的开封；而南宁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轻而易举地从桂林手中夺走了省会地位。

图六：安徽省曾经的老省会城市——安庆市

其次，区位居中带来治理的便利性，也是省会动迁另一大原因。纵观中国百年来省会变迁的历史，没迁移过或没受到迁移威胁的省会城市不多。由于青海、宁夏、海南建省较晚，如果西宁、银川、海口忽略不计的话，中国仅有八个城市在一百年时间里独享不容挑战的省会地位，这八座城市是太原、西安、兰州、南昌、杭州、贵阳、长沙、武汉。除了杭州，其他城市全部处在中间部位，没有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刺激，也没有西部、北部边防压力，这些省会的巨无霸地位至今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这八座城市还有另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占据了省域地理空间的几何中心位置，在区域治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在交通技术与治理的便利性两大因素之外，工业化的动力也是省会迁移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图七：位于全省域版图几何中心和接近几何中心的省会城市图

1954年前后是省会搬迁最为集中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也被国人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156项工程及配套项目的选址和建设，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郑州、南宁、石家庄这些铁道边的新晋省会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一五”时期，也对中国省会的城市功能转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各级行政中心城市在政治职能得到强化的同时，其经济职能也获得进一步的加强。新的政治经济职能，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性工业城市等系列政策共同驱动，使行政中心城市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迅速实现了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许多行政中心城市摇身一变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城市。

图八：广西省曾经的省会城市——桂林市（设自治区之前）

四、功能决定论与老省会的“宿命”

　　城市功能变迁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毫无疑问，在行政权力主导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国家，城市的政治功能永远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一个城市，一旦成为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他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竞争力、吸引力，从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活力。抛开老省会不说，城市功能的剥离对所有城市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举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位于长江之滨的湖北省沙市市曾经是一个经济发达、朝气蓬勃的“国家文明城市”，“活力28，沙市日化”这句广告语在上世纪90年代人人皆知。但1996年，沙市并入荆州地区，成为地级荆州市的一个区，随着政治功能的萎缩，沙市迅速没落，今天已经不为人知。沙市的变迁，给老省会城市的启示在于，老省会城市发展也亟需摆脱政治中心的功能依赖，亟需在政治中心以外的功能选择中寻找新路。

图九：曾经的辽东省会丹东市与辽西省会锦州市

功能变迁决定城市兴衰，难道这就是老省会的“宿命”？不管是老省会还是今天的省会城市，以往的发展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体制内的力量，但这种路径依赖是不牢靠的，他所取得的优势不能成为一种可持续的优势，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随着权力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弱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逐渐增强，城市的经济功能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后决定因素，而作为城市经济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产品功能将是下一轮城市竞争的一大焦点。城市的产品经济功能，体现在一个城市的产品在全世界或全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份额越大，功能越强。谁能想到盼盼防盗门会出自营口？谁能想到长虹电视机会出自绵阳？谁能想到《读者》杂志会出自兰州？英雄莫问出处，城市产品功能的偶然性与或然性特征恰恰说明了，老省会城市发展在这一点上更能找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新感觉。

图十：原平原省会新乡市

的确，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那些没有更高一级行政动力的城市，就应更好地顺应市场规律，不是去缅怀城市政治功能的“十全功夫”，而要把眼光从省会城市身上转向那些跟温州一样靠市场“自摸”长大的城市，只有这样，老省会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成长的野心和野性。

图十一：原西康省会康定市和雅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