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什么地方卖巧克力(淘金广州)

在广州,一片以小北路为中心,半径约5公里的地带,被称为“巧克力城”,是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

这些非洲人背井离乡,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在一次次的“倒货”交易中,努力逼近自己的淘金梦,甚至愿意为此“黑”在中国。

但近几年,在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制造业转型的背景下,“巧克力城”的商贸繁华不复以往,一些非洲人开始撤离中国。

“老广漂”Felly是希望留下来的那个。

“候鸟”不再来

广州什么地方卖巧克力(淘金广州)(1)

Felly每天电话不断,有些电话讲法语,有些电话讲中文。本文图片(除署名外) 澎湃新闻记者 张小莲

下午6点,38岁的Felly Mwamba从天秀大厦A座25楼的办公室下来,跟监控室的保安大叔拍肩握手地胡侃了几句,又逗了一下门前玩闹的两小孩,转身来到B座,与前台姑娘说说笑笑中,询问了某个人的情况,然后绕过正在等电梯的非洲商人长队,爬楼梯走上3楼,拐个弯,径直走进一家卖电视机的店铺。

老板娘正在打电话订外卖,见Felly来了,只抬了抬眼皮。

“饭来了吗?我饿了。”Felly自行找了张凳子坐下。

“胖子,你怎么又来了?”老板娘挂了电话,佯装嫌弃。他们是相识6年的老熟人了,以互怼为乐。

Felly2003年来到广州,是刚果一家国际贸易货运公司的中国首席代表,在小北生活了14年,如鱼得水,对这里的一切无所不知,常为自己庞大的人脉感到骄傲,开玩笑说:“谁在这块跟我不熟,那他就滚蛋哈哈。”

老板娘没工夫跟他瞎扯,最近生意惨淡,她心情低落,一直在叹气。过去她一直依赖非洲“候鸟商人”的采购,如今“人来人往”的光景不再,客户锐减三分之二,每天守着空档口,坐着“都想睡觉”。

就在二十分钟前,她还跟一位几内亚老熟客大吵了一架,原因是一个月前,这个客户订了100台电视机,现在签证快到期,工厂还没交货,意味着他将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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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在越洋商贸城淘货的非洲人来来往往。

“以前他一年要来三四次,现在一年来一次,还交不了货,谁还愿意来啊?”说着她又叹了口气。

劳动力成本上升,工厂越来越难招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2013年,中国劳动力报酬年均增长11.7%,超过同期GDP增长率约3个百分点。

Felly与中国多地工厂有直接贸易往来。这几年,他认识的不少工厂倒闭,有一次付了定金,等到交货日期时,跑过去一看,档口没了,工厂也没了。

老板娘的档口不大,约20平方,整齐摆满了DVD、音响和电视机,大多款型老旧,在市面上基本已被淘汰。她经营了六七年,这两年客流减少,成本、物价、房租都在上涨,卖一台电视的利润少了8成,几乎拿本钱在撑。她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熬完这一年再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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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秀大厦,每天都有非洲人排队等电梯。

随即话头一转,调侃起Felly来:“你是不是在中国赚了很多钱?不然你怎么还留在这里?你看上面好多办公室都关了。”

Felly摇摇头,没有接话。

逗留了一会儿,他起身离开了,“以前这个时候,生意是最好的,有很多外国人。”Felly边走边说,把冷冷清清的商铺一个个抛在了身后。

“巧克力城”

暮色渐深,Felly走出大厦,过了天桥、隧道,来到宝汉直街登峰宾馆前的广场,与等候多时的五个刚果同胞拍手打招呼,他们约好一起吃饭,似乎要商量什么事,Felly婉拒了记者的跟随。

Felly的另一个身份是刚果人在广州的“民间大使”,同胞有什么问题或麻烦,都会找他。在广州,每个非洲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社团领袖,对内负责处理纠纷,分享经验,帮助新来的同胞;对外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

三年前,Felly在六名候选人中以83%的票当选“大使”。他符合大家对领袖的期待——在中国生活多年,了解中国,会讲中文,甚至懂粤语,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工作签证,事业稳定——这样的非洲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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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登峰宾馆广场前有很多非洲人在此聚集、碰面、聊天。

更为常见的是那些流动性大、事业一般或常住广州却没有融入当地生活的非洲人。曾长期跟拍非洲人群体的摄影师李东说,这些人往往住在登峰村里,抱团群居,“就像我们的唐人街一样”。

为了真实拍摄,李东曾搬进宝汉直街住了8个月,50平方地被隔成5间房,两三百非洲人中间,只住了他一个中国人。

与一桥之隔的天秀大厦不同,宝汉直街非常热闹,烟火味儿足,是全广州最具非洲风情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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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晚,宝汉直街,一个非洲女孩与一个新疆男孩在店里偶遇,并愉快地为对方试起了衣服。

商铺林立,人声喧哗,满大街黑皮肤的男男女女,或挎着包提着袋四处物色商品,或三五成群站在路边聊天,说着法语或非洲土语,穆斯林妇女的头巾穿梭其中,偶尔经过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黑人小伙;霓虹灯下,随处可见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拼写的招牌,沿着宝汉直街深入登峰村,短短两三百米,六七家清真餐馆,在浓烈香水味弥漫的空气中,时而飘来一股臊膻的羊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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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汉直街,形色匆匆的非洲商人,其中一个女人头顶着用来装货的黑色塑料袋。

“这里是他们工作、生活的中心。”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社工王海戈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虽然这几年因房租和严查,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迁移到白云、番禹、花都及佛山等偏远地区,但他们白天大多还是会来小北、三元里一带扫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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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汉直街一景,非洲人选购手机和电话卡。李东 图

一到傍晚,登峰街就开始活跃起来,吃饭,聚会,休息,而那些逛街、采购的,大多是初来乍到者,他们往往慕名而来这里落脚,揣着鼓鼓的钱包,在亮如白昼的灯光下,挑拣着来自广东周边上千家工厂生产的衣物鞋包、手机电视、假发手表、门窗装潢和日用品,直至凌晨两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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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街商贸城有好几家店卖大金项链和手表,这是非洲人最喜欢购买穿戴的饰品。

像Felly这样的老手,一般不会在小北附近采购,他知道哪里有更专业的市场,知道买服装去火车站或三元里,买手机去大沙头或南方大道,买家具去佛山顺德,如果想买更低价的小商品,就坐两小时飞去义乌。他还认识很多工厂,可以跳过中间商,直接从工厂进货。

Felly是个“生意精”,已有20多年经商史。来中国之前,他在迪拜做过生意,经常看见有人大包小裹地携带商品回国销售,一次能净赚上千美元。刺激之下,2003年他先去了香港九龙,很快发现,那里很多商品都产自内地,于是又跟着叔叔奔向毗邻香港的广州。

一来到这个外贸发达、市场云集、物美价廉的千年商都,Felly就决定留下来大干一番。他还陆续叫一些亲戚老乡过来,一起挣钱发财。至今经他介绍来广州的非洲人,数不胜数。

得益于“入世”的推动和广交会的聚集效应,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梁玉成教授自2009年开始研究广州非裔群体,据他调查,在穗非洲人数量在2010年前后达到了最高峰,包括常住的、流动的和非法居留的,估计有5万人。

十几年来,这些非洲淘金客通过各种途径来到广州,出没于大大小小的商贸市场,成批成批地采购各色各样的廉价商品,再运回非洲以两倍甚至更高价格转卖出去,日复一日地消化着 “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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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宝汉直街曾到处都是摊贩,非洲人是他们的主要顾客。李东 图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有关统计数据,1995年-2008年,非洲从中国进口额从14.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510.9亿美元,十三年增长近35倍。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8年成为非洲第一贸易伙伴国。

“国际倒爷”

广州的非洲“倒爷”分三类,一类是像Felly这样有公司常驻广州的“坐贾”商人,一类是每年来几次每次待一两个月的“候鸟”商人,还有一类是像Aminu这样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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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晚,Aminu带了两位从郑州过来的非洲客户到小北一家理发店理发,这也是他的服务内容之一。

Aminu来自尼日利亚,两年前来到广州,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书,可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平时利用语言之便,给那些想从中国买货但不熟悉中国市场的客户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

4月6日晚,Aminu带了两位从郑州过来的非洲客户到小北一家理发店理发,这也是他的服务内容之一。这家店开了十几年,以前客人都是中国人,但后来非洲人多起来了,中国人就来得少了。理发师傅小张说,有些熟客甚至会从佛山跑过来理发,“他们(对我们)比较放心”。但这两年客人少了,熟客也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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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u不喜欢在地铁里讲话,怕招来别人的眼光。

4月14日晚,广交会前夕,Aminu连夜带着一位从非洲赶来的客户去义乌买衣服。第二天,他还要回广州,带一位女客人去佛山买沙发和床。这段时间,很多非洲人为广交会而来,客户一个个找上门,他忙到没时间复习考试。尽管如此,他还是能感受到,跟以前相比,“现在生意不好做”。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业进入十年黄金期,外贸进出口规模从五千亿美元连级跳到超过三万亿。

开宝马的Felly亲历了“遍地黄金”的时代。他形容曾经的生意好到一次挣的钱,“可以在国外买一套房,买一辆车。”

2006年,Felly拿到一家重庆摩托厂在刚果的独家销售权,每个月发两三个货柜,一个货柜装80-100辆摩托车,当时进价约400美金,回刚果能卖800美金,除去货运和关税等成本,一辆至少净赚200美金,相当于1600元人民币。那时候,光靠倒卖摩托车,月收入就能达到30万。

Felly是机敏的商人,来中国十几年,从衣服、食品,到手机、电脑,再到家具、家电,什么好赚,他就做什么。在他看来,中国市场很大,什么都有,而非洲什么都需要,“连牙签也要从中国买。”

生意好时,他一个月能发5-10个货柜,有些档口一个月二三十个货柜往非洲运,平均一个货柜能赚1000美金,“以前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每天都在装货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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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上午,老王接了4个非洲人的电话,让他跑腿办事,天秀大厦的非洲商人几乎都有老王的电话。

中非商贸的兴旺带动了一条产业链,养活了周边很多服务公司及人员,如货运代理、机票代售、国际长途、宾馆、餐厅、发廊,就连拉货师傅都赚得盆丰钵满。

老王在天秀大厦待了二十多年,是最早给“老外”拉货跑腿的人,后又陆续叫了二十多个河南老乡过来。那时候一忙起来,“整天吃不上饭地干活”。

广交会期间尤其热闹,一到中午12点,这个数百平米的广场“就像开大会一样,全都挤满了人”。天秀大厦三座楼几百套房,加上商场几百个档口,到处都是老外堆的货,三个电梯24小时在转,上下还要排队等,有时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

老外们都认识老王,信任老王,会找他安排食宿,包装拉货,取个快递,甚至送个几万美金。

老王印象最深的是,有个非洲老板订了77万的货,钱交了,货没到,人跑了,过来问老王认不认识那个人,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这个人很有钱的,他也不在乎那一点,要是咱们不就哭起来了?”不过老王也见过老外哭,遭遇钱货两空,“他们跟咱们一样,他们也会哭。”

但最近几年,老王发现很多老外走了,再也没来过,有些生意搞垮了,有些没有证件被抓了。

老王跟人说,要是今年再没赚,他也要回去。Felly听后笑了,有点惊讶,又似乎意料之中。“这两年走了很多人。”Felly说,2016年在广州的刚果人有500多名,比前几年减少了大半。今年过年,又有好多人走了,他还未重新统计,“估计只有300多人”。

据中新社报道,自2013年开始,经广州各口岸入出境的非洲国家人员连续四年“出大于入”,总差额为1.8万人次。截至2017年2月25日,在广州实有非洲国家人员为10344人,达到近年来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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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物流公司的业务员跟非洲人搭讪,以聊天的方式进行推销。

梁玉成教授说,官方统计的1万只是常住人口,他估算目前总人数大概2万,比2010年少五分之三。

在他看来,广州非洲人减少,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受经济的影响,近年全球经济放缓,非洲经济不稳,贸易流动随之减弱;其次跟中国经济转型有关,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部分工厂逐渐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一部分非洲人也跟着生产基地转移;第三,近年来广州移民政策收紧,对“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大力整治,“使得一些低端的非洲商贩违法居留的成本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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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下午不到两点,就有非洲人早早来到服务中心等候办理居住登记。

失落

2014年下半年,广州市政府对外国人口入穗进行管控,与此同时,对原本管理不规范的登峰街大力整顿,严格核查证件,一旦发现问题,轻则罚款,重则遣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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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非洲人因护照问题被警方带走。李东 图

大多非洲人的签证只能居留一至三个月,通常无法满足“倒货”所需的时间,一些人冒着被驱逐出境的风险,也要留下来挣钱。

“如果证件过期,生意还没搞定,钱又花光了,他们往往会潜伏下来,等交易成功,他们才会花钱买护照和签证。”李东说,一些非洲人找到“灰色的”地下中介,花一万可以续签两个月,渠道来自深圳、厦门、义乌、香港、澳门等地。曾有人向他抱怨,这几年赚的钱都花到签证上去了。

严管之下,留学渐渐成为非洲人来中国做生意的一个主要渠道。Aminu以前在非洲经商,常常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两年前他被叔叔叫来中国,凭借学生签证居留广州,一边学中文,一边进行商贸活动。他相信,不管在这里还是回非洲,只要会说中文,生意都会比较好。

来自几内亚的David,30多岁,自称是一名留学生,来中国4年,先倒了两年货,然后办了留学签证,得以长期待在广州开店、倒货。现在生意不好,他希望快点毕业,提到毕业后的打算,他激动得大声叫了起来:“回啊!回啊!”

像他这样会说汉语、英语、法语的留学生,在非洲很好找工作,因为有很多中国“大老板”需要他们。他有个朋友在广州留学四年后,回非洲到中国公司上班,一个月5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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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在服务中心上课学中文,有个小男孩几乎每天都来,他不会英语,只能靠听法语来学习。

“大部分来这里学中文的人,都是为了更好地做贸易。”王海戈说,每天下午都有十几个非洲人过来服务中心上课学中文,其中有个加蓬姑娘从一开始就抱着学成归国的目标来中国留学,先学了两年中文,后申请了计算机专业,打算本科毕业后,就回去应聘中国公司,因为在非洲,中国公司“工资待遇好”且“社会地位高”。

目前,中国对非各类投资存量已超过1000亿美元,有31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涉及基础建设、制造业、服务业、矿业、农业等众多领域。

位于宝汉直街的越洋商贸城,有50多家商铺关门出租,林老板的货运公司是二楼为数不多正常营业的店。2010年生意最好时,“每天都有两大车(0.6吨)”,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货量减少,利润下滑,营业额下降40%。

他认为这跟中国对非投资热有关。“前两年有很多中国人到非洲做生意、开公司,从这边运大量的货过去,他们规模做得比较大,在当地有大型的商铺、仓库,销售价格和这里进口价格差不多,非洲人就可以省掉中间运费,不用来中国采购了。”

相互融合

2003年,Felly刚来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孤身一人在陌生的环境打拼,经常因沟通问题与人发生争执,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学会了中文,也学会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

六年前,有一个非常熟的朋友生病,没有去医院看,在某天早上一睡不醒,“突然没了”,留下妻子和五个小孩。Felly心里很难受,发动同胞凑了十几万,把尸体运了回去。非洲没有火化的习俗,他们不喜欢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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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宝汉直街的水果店都是非洲妇女的常去之地。

在摄影师李东看来,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非洲人融入中国社会的一道坎。即使是做生意,双方的交流也仅限于几个单词和一台计算器。

同行乘坐地铁时,Aminu曾要求记者不要与他交谈,“你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他们会听我们说话,他们会看我外国人,你知道吗?”他不喜欢被人盯着看。

李东说,许多非洲人来的目的就是倒货赚钱,他们不想被过多关注,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王海戈看来,融合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要求他们去融入我们,我们也要去接受他们,去认识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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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服装城的所有广告都是以非洲人作为模特。

2015年,他开始有意识地设计面向双方的社区活动,让当地非洲居民也加入进来。比如在一些传统节日,让本地居民邀请非洲朋友到家里吃粽子、包饺子;带非洲人去逛花市,要求每人必须找到5个中国人,主动介绍自己并合影。

2014年,王海戈刚来登峰社区时,服务对象一上完课就走,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不高,但这一年多以来,王海戈感觉到,改变正在慢慢发生。

非洲人的圈子没有以前那么封闭了,他们口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中国朋友”这个词,主动融入的意愿比以前强烈了。2016年,登峰街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人次达到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与此同时,那些经常投诉外国邻居吵闹、乱丢垃圾的领居们,也几乎不投诉了,“本地居民慢慢接纳非洲人了,甚至在他们外出时,主动帮他们带孩子”。

中国梦

现在,Felly经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新来的同胞:“你要想在中国做得好,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这里是中国,必须按照中国的方式来。”

五年前,Felly在刚果遇到一个中国人,刚果话说得很好,已经几年没回国了。“我跟他说‘我们回中国吧!’他说他不喜欢,我说你骗鬼啊,中国这么好!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中国,而是他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

Felly也有5年没回家了。他的家庭很大,有六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妹妹嫁到了比利时,他给所有家人都买了手机,全部安装了微信,以便互相视频通话。这五年他经常出差,去了欧美很多国家,却越来越想念刚果老家。

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不应再像小孩子一样依赖家人。“我不回去,感觉这里已经是我自己的家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和那个在刚果的中国人一样,他也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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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y的办公桌上插着一个刚果国旗和一个中国国旗。

人近中年,越来越频繁地被妈妈催婚,希望他快点成家。他谈过两个中国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都因对方父母不同意而失败告终,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至今不愿多谈一句。

他很羡慕表哥,娶到了中国媳妇,生了一男一女,还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孩子随妈妈入了户,但表哥不行,即使有工作签证。于是表哥去了巴西寻觅机会。

梁玉成教授解释,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没有入籍制度,不仅仅是非洲人,所有的外国人都很难加入中国国籍。

Felly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努力挣钱、交税,只有如此,才能长久地待在中国。“我必须要努力。”

和大部分人一样,Felly的生意从2015年急转直下,4名中国员工走到只剩一个。

他看着身边的非洲同胞一个个离开,有些人回国了,有些人带着妻儿去了欧洲。他时而也会纠结去留。

他表哥的孩子在增城上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两万多,由彼及此,他也为自己的未来犯愁。据说东南亚的商品更便宜,他曾被公司派去越南考察,发现还是没有中国好,“越南怎么可能跟中国比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什么都有。”

Felly喜欢中国,他喜欢吃湘菜、川菜和火锅,甚至去美国探亲,他都要带着亲戚去中国餐厅吃饭,但“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地道”。

今年他在中国朋友家、在花市、在KTV度过了第五个春节,他提前准备了一些小红包,递给大厦和小区的保安们,听他们喜庆地对自己喊上一句:“恭喜发财!”

Felly有个未成形的计划,回家开个小工厂,生产包装饮料,雇人经营,自己则继续驻扎中国。但他也不是很确定,毕竟“未来的事情也说不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至少现在,他还不想离开。

他有两部手机,一部铃声是刚果国歌,一部铃声是中国国歌,他每天接超过50个电话,每天在一次次激昂的“起来!”歌声中,为更好地留在中国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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