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县的郫什么意思（说郫字）

在中国汉字中，“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辞典》对“郫”字都只有一种解释：“郫县，地名，在四川省。”难道“郫”字就只有这一种用途？是唯一用作地名的汉字？

“郫”字仅是四川一个地名？

作为名称，“郫”字不仅仅只有四川郫县在使用，还有：

郫江，《史记·河渠书》“蜀守冰……穿二江成都之中”，其中之一即是郫江。杜预《益州记》说：“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郫江属岷江支流，从都江堰分支东流，经过郫县，到成都市南，与锦江合流。

郫筒，本为酒名，相传晋山涛为郫令，用竹筒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俗称“郫筒酒”，因郫筒酒而有郫筒镇，是郫县县治所在地。

无论是郫筒酒还是郫筒镇，其名称的得来，都是因为“郫县”的缘故，而“郫江”得名是在“郫县”之前还是之后就很难说了，宋人赵忭《成都古今记》就说：“郫县因郫江得名。”

历史上使用“郫”字作地名的还有春秋时的晋国。《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郫。”《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50年）：“齐伐晋，戍郫邵”这里的“郫”“郫邵”是春秋时的晋邑，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考证：“在今河南济源县西一百二十里。”所以，《辞海》正确地指出：“郫邵，古邑名。又名郫，邵亭。在今河南济源西，春秋时属晋。”

“郫”字还是姓氏。据明代陈士元编的收入单姓、复姓3625个的《姓镌》说：黄帝之子任姓之裔封郫，以国为姓。清代陈梦雷、明伦汇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卷·诸姓部（三十一）”收有“郫鄈彝差峗绥追娸吹毒魁”等姓氏。看来，曾经确有人姓“郫”。

“郫”字有没有其他含义？

东汉《说文解字》认为“郫”字没有其他含义，仅仅是：“蜀县也。从邑，卑声。”

事实上，“郫”字并不仅作地名，与其他汉字一样，其本身是有含义的。

“郫”字由“卑”和“邑”两个字构成，“卑”亦声。“卑”意为“从属物”，“邑”意为“城市，城镇”。“卑”与“邑”联合起来就表示“从属性的城邑”。所以，“郫”字的本义：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通假字，“郫”通“僻”，意为边远、偏僻。

《汉书·扬雄传》有“遡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之句，这可证“郫”不仅从“卑”也从“阳”，“卑”是地势低洼的地方，“阳”是岷山之阳，那么，“郫”的本意就是岷山以南的广大地势低洼的地方。

无论是“郫”字的本义、通假字，还是本意，确实都与四川郫县的形成历史有关系。

郫县的历史有多长？

关于郫县的形成与历史，许多学者都认为应该追溯到古蜀国时期的“郫邑”。“郫”作为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地名，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杜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其次为东汉的《说文解字》。《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

然而，此“郫”非彼“郫”，这里的“郫”与后来的郫县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在古蜀国所居的川西平原上是没有城镇的。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发现和确认了六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琅落遗址，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萦竹古城遗址。很明显，这些充其量是比较大的聚落而不是城市。古蜀国虽然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但也不是城镇，因为当时的川西平原并不适合建城市。

四川盆地在远古时期是内陆湖，后来因地壳运动和四面高山冲积使湖盆抬升而逐渐形成；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州）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在唐为九陇县治，《元和志》‘九陇县，本汉繁县地，旧曰小郫。’盖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故郫本在九陇。”[1]

《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古蜀国之后，征服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才兴建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相应的县。不过，这座被称为“郫”的城市，并不在今天的郫县地域。先生说：“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2]“秦筑之郫城，盖即唐人所称之‘小郫’，在沱江（毗河）之北，蜀王故邑。非今郫县。其时‘二江’未开，沃野未启。今郫县只如成都近郊，非二张筑城处。惟旧郫为蜀王旧都，宜筑城。周迴仅七里，在当时已为大城矣。”[3]

郫县是什么时候迁到今天的位置呢？“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乃徙郫县治沱江之南（今郫县治），称旧邑为‘小郫’。”[4]考古发掘证明，现郫县城北的杜鹃城遗址就是西汉早期郫县的县城治所，现在的县城位置已经南移。

汉时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所以广设郡县。在原巴蜀地区，除秦代已经设立的汉中郡、蜀郡、巴郡外，又新设立了广汉郡、犍为郡、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据《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在秦代只有成都、郫、繁、江原、临邛、广都六县，到汉时有“县十五”，增设湔氐道、严道、青衣、绵虒、旄牛、徙、汶江、广柔、蚕陵。[5]在这样的情况下，郫县从九陇迁移到大约今天的位置。

四、“郫县”因何得名？

关于郫县县名的由来，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迄今尚无定论。

一是因人得名。据《蜀王本纪》“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及《华阳国志》“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的记述，持此说者认为，“郫”系“蒲卑”的音译或“蒲卑之邑”的缩称。清《一统志》和嘉庆《四川通志》在郫县条文内更明确地说：“杜宇名蒲卑，都于此，因以名邑。秦灭蜀国而县名不改。”各种旧郫县志皆沿用此说。

二是因水得名。《成都古今记》说：“郫县因郫江得名”；清同治《郫县志》和《郫县乡土志》中也载有“杜宇都郫邑，因水标名曰郫”的传说。公元前310年筑郫城，约50年后李冰始穿二江（郫江、捡江）。“穿”有二义，一为开凿，一为疏浚。据前义，郫江开于建县之后，只能是江因县得名；据后义，疏浚前江名未见记载。

三是因地理方位得名。《汉书·扬雄传》说：“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据此说，“郫”指岷山南面那一片地方。但还有另一解：在岷山南面“郫”这个地方。据此说，则“郫”之得名与地理方位无关。

四是因地势得名。《资治通鉴·音注》说：“郫，即卑邑也”。据此说，古代郫县地处卑洼之地，蒲草丛生，故称卑邑，合写为“郫”。

五是因族称得名。近年一些研究巴蜀史的学者主张用巴蜀语解释当时的地名，并认为蒲卑系古蜀族自称，其蜀语含义为“蜀族人的地方”“蒲卑人的地方”或“来自‘天上’(高原)的人的地方”。

虽然郫县得名诸说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说法都存在对郫县正式得名当时背景的忽略，从而导致其说法存在问题。

“郫县”的正式得名必然是在建城立县之后，而这，是在秦征服古蜀国之后与成都、临邛一并完成的。《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秋，秦军征服古蜀国。秦对蜀国的统治分为两步：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改蜀国为蜀郡，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委派官员实施管辖统治，最终结束了割据状态。秦在巴蜀地区大力推行《秦田律》，设立盐、铁、市官，稳定了封建统治，建立起正常的封建秩序。“郫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若干措施统一思想，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文字。秦在商鞅用法家思想变法后，就大力统一思想，奖励耕战，在国力大增后遂开始了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建立大一统国家的行动，而蜀和巴就是其首先征服的国家。包括统一文字在内的统一思想行动也首先在巴蜀地区展开，古蜀文字、古蜀文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湮灭了。

今天的四川文化，称为蜀学也罢，称为巴蜀文化或者蜀文化也罢，就其文化渊源来看，它与考古学上的“巴蜀文化”“蜀文化”毫无关系。所以，既然“郫县”的建城立县乃至得名都是在秦灭蜀之后，那么，“郫县”这个名称只可能是由征服者所取。即使秦征服者取“郫县”这个名称时参考了以前关于“郫”的若干来历，也必然要让这个名称合符他们以秦文化的权衡后而能获得在心理上的满足。

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化甚至可能存在的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古蜀文化因素的“郫”字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秦设立的“蜀郡”，就不是因为这里是古蜀国的故土而是“因蜀山以为郡名也”。[6]

郫县望丛祠

“郫”字由“卑”和“邑”两个字构成，显然不是古蜀文字而是秦文字即中原文字，它的本义是表示从属性的城邑、副邑、陪都。“郫城”与成都、临邛一并兴建，它小于作为秦在“蜀郡”的统治中心成都，是作为成都的副邑而设立的，是一座从属性的城邑。所以，作为成都副邑，原设立在九陇的郫县，在汉时已有更多“县”的情况下，必须更靠近成都，就搬迁到今天的位置了。

“郫县”应该改名吗？

郫县是秦国最早设立的郡县之一，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郫县作为县名一直延用至今，从未改过。曾有人建议改“郫县”为“望丛区”或者“蜀都区”，但“郫”字现在只有郫县还在作为地名使用，如果“郫县”改为“望丛”或“蜀都”，中国汉字将从此少一个字，是中国文化的莫大损失。《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要“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性”。所以，即使“郫县”要改名称，也应该在“郫城”“郫都”“郫筒”这样既有历史文化底蕴，又能保持“郫”字存在的字词方面去考虑，才是可以让人接受的方案。

郫县三道桥

注释：

[1][2][3][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6]（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原载于《巴蜀史志》2014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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