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中心未成年人帮教（让封闭的心开口说话）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而性侵已成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根据最高检2022年6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17917人，同比上升16.61%，增幅为近四年来最低。同期，起诉猥亵儿童犯罪7767人，同比上升32.09%；起诉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犯罪2167人。

但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因发现难、取证难而未被处理。为有力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更好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应运而生。目前，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已联合公安机关、妇联等建成“一站式”办案区2053个。

“建成不是终点，用好才是目的。”2022年1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意见电视电话会议，对“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规范化运行提出更高要求。什么是“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谁在“一站式”办案区开展工作？效果又如何？

萌生

我们能为未成年被害人

做些什么？

时间回到2014年7月。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在归口办理一起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推动区公安分局实现了此类案件专案专办，并建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我们在办理案件中发现，被性侵的未成年人需要接受民警、检察官、医生、法官的多次、反复询问，极易对其心理造成‘次生伤害’，也会影响其陈述的稳定性和可信度。”奉贤区检察院“未小贤”未检团队检察官助理戴丽回忆道，“当时我们就在想，能为这些未成年被害人做些什么？”

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时，我国仅香港、台湾地区对提取未成年被害人言词证据作出特殊保护规定。如香港设立“家居录影室”，室内配有摄像器材全程录影，专门配备检查室为未成年被害人验伤、取证。

“这样的场所我们能不能建？”回忆起那段时光，戴丽感慨不已，“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对于怎么合理布局、设计成什么样子、要放置哪些东西，都一头雾水，只能到处去请教，比对出最合适的方案。”

经过反复研究、走访，奉贤区检察院将建设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这一想法汇报给上海市检察院并得到大力支持。

2015年，该院积极推动区公安分局划片选取3个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派出所建立“一站式”取证场所，要求区内所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必须到对口场所进行取证。这3个“一站式”取证场所均由询问室与心理疏导室组成，中间以单向玻璃相隔。询问室配备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全面记录取证过程并随案移送光盘。询问时，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同步参与，密切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的行为、表情及情绪，适时给予疏导、帮助。

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一站式”取证场所。

“一站式”取证场所建成后即投入使用，同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办案模式运行实施细则》《未成年被害人适用心理疏导的实施办法》等多个规范应运而生，明确了“一站式”取证的操作流程、救助保护措施等内容，并对开展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医疗救助、经济救助等工作作出详细规定。

为达到最佳保护效果，该院制定的《关于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场所“一人一档”建档的工作规定》，将在“一站式”取证中掌握了解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背景及是否需要进行亲职教育，个性特点及是否需要纳入行为矫治，心理状况及是否需要开展心理疏导，生活状况及是否需要介入司法救助、医疗救助等内容建档记录并随案移送，方便各个诉讼阶段的承办人能及时全面掌握未成年被害人情况，及时跟进开展保护、救助。

“通过‘一站式’办案区，我们有效办理了多起‘零口供’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打击力度持续加大。”戴丽坦言，这也倒逼办案人员快速提升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

几乎在同一时期，浙江省检察机关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自2016年起，浙江省检察院在14个基层检察院陆续开展了“一站式”办案模式试点工作。

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是试点院之一。该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李青介绍说，当时，他们在全国首创了“检警一体、检医合作”的“一站式”办案机制，在鄞州区第二医院建立了“一站式”询问场所——鄞州区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站。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七色花”未检团队对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开展心理疏导。

“这个保护站真正实现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取证、检查、救治一次到位、一站解决。”李青对记者说，2017年7月至2022年11月，该院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提前介入率从原来的37%上升至97%，案件退补率、审查起诉期限延长率从原来的75%下降至15%，二次询问率从原来的53%下降至8%。同时，该院为40余名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救助，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33万余元。

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鄞州区睿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毛基伟看来，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若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就会出现自尊心下降及行为异常等问题，这种伤害甚至会延续至成年阶段。而“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会以孩子受伤害的程度来“量体裁衣”制定方案，并在不同阶段进行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疗，能有效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缓和并稳定情绪、改善认知、消除不良症状，快速回归正常生活。

“‘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能有效解决未成年人作证难的问题，提升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精准度，有力震慑不法分子，也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鄞州区妇联权益部负责人骆夏芬表示，妇联将继续发挥自身作用，与检察机关一起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破局

让“封闭的心”开口说话

星星之火很快便成燎原之势。几年间，江苏、云南等地陆续建立起相关场所，虽然叫法不一，但基本都是由检察机关牵头，场所设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医院。

“我要报警，我女儿好像被网友性侵了。”2022年3月，重庆市南岸区公安机关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经初步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小怀与网友王某相识于网络游戏，王某曾多次以谈恋爱为名，引诱小怀与其在酒店内发生性关系。在公安机关向小怀询问王某的相关信息时，小怀表现得十分抗拒。

公安机关立即将案情通报给南岸区检察院。该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并告知公安机关立即启动“一站式”办案程序。随后，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将小怀及其亲属带至南岸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点——东南医院的一间特殊诊室内，检察官也同时赶到。在医生为小怀做身体检查时，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一起列出详细的询问提纲，确定重点询问内容。

“你别害怕，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就跟姐姐聊聊你们认识的过程，好吗？”

“我们是在游戏上认识的。”

“他知道你的年龄吗？”

“姐姐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是自愿的。”

“你还不满14岁，按照法律规定，无论你是不是自愿都不可以，你现在说了，其实对他更好。”

“有一次他问过我的年龄，我就告诉他了。”

……

诊室里，刚刚结束检查的小怀显得局促不安。南岸区检察院检察六部负责人李云鹏和检察官卢敏走上前去，像朋友一般与小怀闲聊，并与心理咨询师一起向她释法说理，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她对立、紧张的情绪。

放下了心理负担的小怀在面对公安机关询问时，详细陈述了二人的相识过程、聊天内容、酒店开房时间及是否登记入住等情况。根据其陈述内容，公安机关迅速将王某抓捕归案。目前，因涉嫌强奸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将‘一站式’询问场所设在医院，能有效缓解孩子们的紧张、恐惧心理，也方便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取证和医疗。”2019年8月，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李延萍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重庆市“莎姐”未成年人关爱中心（下称“关爱中心”），地址就设在重庆市中医院。李延萍介绍，建成后的关爱中心设置有询问调查区、心理疏导区、检查取证区等六大功能区域，还为存在伤情、有继续诊治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开通了检查诊治的绿色通道。

重庆市检察院“莎姐”未成年人关爱中心。

记者了解到，当前，各地的“一站式”取证场所都具有询问功能，一些地区也同步具备心理疏导、身体检查、证据提取、司法救助等功能。在询问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等同步参与，各地根据案情，酌情邀请心理疏导师、医生、社工及其他必要人员参与。

在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法治副校长、学校老师就作为未成年被害人小桃的陪同者参与了询问。

2022年3月，班主任发现小桃情绪波动剧烈，偶尔还埋头痛哭。班主任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后，小桃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他二次强奸我”。原来，早在2020年夏天，小桃就被大伯的一个朋友猥亵了，那年她12岁。

班主任立即将小桃的情况反映给学校，并到其家中家访。交谈中，小桃的养父母坚称不存在这样的事情，要求学校不要插手此事。

2022年3月18日，宁海县检察院法治副校长在学校履职时获悉了这一线索，就要求校方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并立即将此线索移交县公安局，要求校方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经调查，小桃父亲已亡故，母亲改嫁外地，她长期由其大伯、大妈抚养。遭受侵害后，小桃出现了严重心理问题。案发后，小桃的大伯、大妈多次阻挠其前往“一站式”取证场所，检察机关随即联系当地妇联，对大伯、大妈做思想工作。而面对大伯、大妈如此态度，小桃既慌张又难堪。为了安抚小桃，缓解其紧张情绪，班主任、法治副校长陪同小桃及其家属一起，来到了“一站式”取证场所。

“到了‘一站式’取证场所，小桃的大伯、大妈还是闹个不停，严重影响了对小桃的询问。”宁海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崔隽雍表示，为了让小桃勇敢说出事情真相，该院联系了心理咨询师到场，为小桃及其家属提供专业心理服务，后小桃的大伯、大妈和大家一起去到了单向透视玻璃后。

“小桃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询问结束后，我们联系了心理治疗专家，每周跟进小桃的心理治疗和疏导，还为小桃一家申请了补贴，同时为其申请司法救助。”崔隽雍对记者说。

发展

推动“一站式”办案区

发挥更大作用

早在2017年12月，最高检就会同联合国未成年人基金会举办了“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与救助高级研修班”，从顶层设计方面研究推动“一站式”办案机制等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和救助工作。

2020年1月19日，最高检首次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对“一站式”办案机制作出专门部署。3个月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下发，要求各地持续推进“一站式”办案机制，并要求2020年底各地市（州）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场所。

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式施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写入法律，成为刚性规定。

随着各地实践的深入，“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渐渐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扩展到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中，其场所建设、专业化工作团队、工作机制、综合救助体系及配套机制也在不断完善、深化。

重庆检察机关成立了“莎姐”导师工作室，李延萍被聘为首位导师，意在借助社会力量，发挥专业人士的引领作用，为“莎姐”检察官、志愿者“充电”。

奉贤区检察院在实现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全覆盖的基础上，将未成年证人纳入适用范围，保护“半径”不断拓展。“在办理一起杀妻案中，8岁的孩子目睹了行凶过程，在对孩子这个证人进行询问时，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造成‘次生伤害’，所以同样需要通过‘一站式’场所来办理。”“未小贤”未检团队负责人黄冰洁谈道，这样的考虑在暴力伤害、虐待、拐卖案件中同样适用。

为给未成年被害人提供有力的法律援助，鄞州区检察院挑选了12名有心理学基础的律师组成了鄞州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团队，并简化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流程手续。该院还牵头爱心企业先后成立了“七色花”未成年人专项救助基金和总额为300万元的某集团“涉法未成年人救助基金”。

“我们为一起猥亵未成年人案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争取到赔偿金、司法救助金共计19万元，并协调教育部门确保其顺利就学。”李青谈到的这起案件发生在2017年，那时，未成年人囡囡被校外培训机构老师两次猥亵，留下严重心理创伤，不得已休学在家。

2020年7月，囡囡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焦虑。在心理干预下，囡囡讲出了被猥亵的事实，心理医生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而果断报警。鄞州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后，依托“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引导公安机关查实培训机构老师在他省的任职情况，并通过异地发函撤销了其教师资格。同年12月25日，该教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我们发现，校外培训机构是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高发区，存在诸多乱象，便通过制发检察建议、联合会商等措施，与公安、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达成共识，督促各部门联合开展全方位综合治理。”李青表示。

“在‘一站式’办案场所中，总能够发现刑事案件背后存在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可以提前引导公安机关做有针对性的侦查，方便收集证据、固定证据，为后续的社会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黄冰洁对记者说，奉贤区检察院的“一站式”询问、救助，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精准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到取证同时注重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综合多元救助，再到如今强调诉源治理，深挖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不断“扩容”，“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愈加明显。

……

伴随探索的深入和拓展，各地也发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这起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什么没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

“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是有什么特殊规定吗？”

少数公安民警的反问令黄冰洁倍感诧异，因为过去5年中，此类案件都是在“一站式”办案区内办理的，无一例外。很快，黄冰洁就发现问题症结：原来，公安机关人员流动性较大，很多新民警并不了解“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

李青也有同样的担忧，“辖区公安机关尚未建立专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队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身体关注和保护还需加强。”

“当前，‘一站式’办案场所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如何在‘建好’的基础上更加‘用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发力方向。”最高检第九检察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力度，主动协调教育、民政等部门采取心理干预、身体康复、复学就业、经济帮扶等多元化救助措施，助力重归快乐生活。“最高检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一站式’工作规范，推动这项机制规范化运行，把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同步开展保护和救助等工作进一步做实。”该负责人表示。

（文中涉案未成年人皆为化名）（检察日报 未来周刊 郭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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