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中的历史事件（被历史迷雾湮没的）

在许多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场的资料中，有一张美国随军记者所拍摄的著名黑白照片：长长的美军GMC十轮大卡车队，沿着中国西南一条呈现无数“S”状转弯的陡峭山区公路，从幽深谷底翻越险峻的山顶，缓慢爬行运送物资。

这张照片首次刊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上，因为显示了被称为“中国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的奇伟景象，并见证了在那段岁月中的中美关系而轰动世界。随后，这张照片又在国内外被无数次地登载，其所展示的就是当时滇（云南）黔（贵州）公路上的一段重要节点，闻名遐迩的“滇缅公路”延伸线——“二十四道拐”。

抗战时期的“二十四道拐”

然而，由于当时美军记者没有注明该照片具体拍摄地点，在战后的近60年里，尽管包括无数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在滇缅公路线跑了许多来回，把类似的地形与道路走了个遍，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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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隆是贵州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距离贵阳市160公里，距离云南省昆明市280公里，距离当时抗战中的中国“陪都”重庆420多公里，而它为世人全面所知，则是因为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二十四道拐”（俗称二十四道弯）。

以“雄、奇、险、峻”闻名的“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所处之地古称鸦关，当地人又称之为半关，位于晴隆县莲城镇南郊1公里，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一片低凹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滇黔公路的一段。

晴隆“二十四道拐”

始建于1927年的滇黔公路，民国时期属京（南京）滇（云南昆明）公路末段，1931年1月，由安南（今晴隆）、普安、盘县绅商筹资修建。同年4月，贵州省派出技正吴扬泽率小型测量队勘测。9月，省公路局副局长刘节光复勘，由于政局影响，时修时停，进展迟缓。

1935年6月，蒋介石乘“追剿”长征红军之势，率中央军政大员入驻贵阳，得知绅商因黔滇不通公路多有抱怨。于是从统一政令、消除割据目的出发，用利商便民作号召，决定由中央出资修通两省公路。他派军委会参议曾养率军委会行营公路处工程专家全权负责接通滇黔公路有关问题，决定依循平彝、盘县、安南、黄果树之中线古驿道走向修路；并确定以盘县为中界点，以西的平彝至盘县的平盘段向西公路，由云南省公路总局勘线施工；贵州境内黄果树经安南到盘县之间向东路段，则由贵州勘线施工。

滇缅公路开凿全过程

8月，行营公路处指派工程师邹岳生领队，多次进行勘测设计。到1936年3月，平盘段公路竣工。9月，贵州境内黄盘段公路完成通车，这是70多年前经黔境连通中国东部和西滇边陲的第一条国道公路。

“二十四道拐”弯道全长约4公里，有效路面宽约6米，从山脚第1道拐到山顶第24道拐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50米，垂直高度约250米，路坡的倾角约60度左右，乘小汽车由下至上，爬完全程约需8分钟，由上至下约6分钟。由关口向下俯视，“二十四道拐”公路仿佛游蛇下山，欲饮山谷之清泉；从关下往上仰视，“二十四道拐”公路犹如巨龙盘山，高耸入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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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滇缅公路始建于1937年12月，并于次年11月通车，自昆明起至中缅边界的中国畹町止，全长959公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国际社会援华物资的路上交通动脉，各种物资都要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后，再经“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才能运送到抗战前线或“陪都”重庆。

抗战中期，滇缅公路承运了绝大部分国际援华物资。

1942年2月，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来华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并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美国驻华三军统帅、美国援华物资监管人等6大要职，接着，担任援华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随后赴缅甸出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主要在缅甸、印度指挥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

1942年初，日军大举进攻缅甸，企图切断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为了增援在缅甸被日军围困的英国军队，避免中国西南通道被掐断的命运，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远征军虽初战获胜，但此后战局日益恶化，连遭失利，导致滇缅公路被切断，也由此才有了“驼峰航线”的悲壮故事。由于“驼峰航线”是空运航线，不但运输物资有限，运行成本也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别无选择，只能谋划从印度经过缅甸北部重新修建一条到达中国的公路，从而建立起陆上运输线。

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军两个工兵团搭配中国工兵第十团、第十二团作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队，在美军供应处的惠来少将及阿鲁斯密准将的指挥下，开始从雷多（印度起始点）修筑公路至缅甸密支那后，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经八莫、南坎至云南畹町与滇缅公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云南腾冲、龙陵与滇缅公路相接，全长1736公里。

1943年11月，援华美军司令部为适应每月输送1.5万吨援华抗战物资需要，对中国境内公路也进行了改造。从盟军昆明战区办事处调来美军公路工程部队第一八八〇工兵营B连负责改建、维修“二十四道拐”，为改善行车条件，首先是减弯改线，将原设计修成的24拐，减改为21拐。（若从入口折入的盘山弯道算起，现仍为24拐——笔者）。同时，沿山道松弱处择址砌石垒墙、加固堡坎、护坡固土，以防土崩石塌阻断交通，最高者达12米。再次便是酌情拓宽弯道、压实路面。整个工程，除去开挖扛抬粗重活交中国地方承办外，其他如设计、监督等，均由美军工程技术官兵担任。

为了这条生命线能够早日筑成，重组的中国远征军西出云南，由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一军则从印度进入缅北，一面向前攻击日军，一面修路开道，由此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路修到何处仗就打到何处的情况。

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缅甸九谷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中印公路从雷多起，经野人山区、新平阳、南折至孟洪、密支那、迄八莫与滇缅公路衔接。公路全线通车后，数以千计的载重汽车，装载着大批物资，将堆积在印度的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国抗日战场，为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

公路开通了，大量的国际援助物资通过这条唯一的通道源源不断运送进国内。

为了纪念史迪威在中国抗战中的卓越功绩，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发挥的巨大作用，1945年2月4日，当第一批由美军驾驶的车队通过这条公路抵达昆明金马坊时，蒋介石发表了广播词，将这条接受抗战物资补给的国际通道改称为“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从此载入史册。

03

1945年3月26日，美国通信兵第一六四照相连随军记者约翰·阿尔贝特从重庆去昆明途经晴隆，被“二十四道拐”的奇观吸引，要到对面山上去拍摄。据说两位当地人领着他，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才拍摄了这幅照片——在看来并不遥远的壁立山体上，盘旋而上的公路从山脚到山顶共有24个“S”形弯道，像蛟龙腾空，直窜云霄，数十辆运送军用物资的卡车，沿着接二连三的弯道缓慢蛇行。该照片首次刊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醋瓶子乔的战争——史迪威的缅甸战役》封面，标注为“中国境内史迪威路之二十四拐”。

当漫长的岁月洗净战时民众和战史学者的热忱激情之后，钟情怀旧寻根的人却仍希望能重走这条战争年代的公路。然而，“二十四道拐”却像消失了一般，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近60年。

若干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从美军记者留下的老照片中知道了“二十四道拐”这一公路段，但它到底在哪里？当时的晴隆称安南，中国人旧时也把越南叫安南，于是，有人以为它在越南境内。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蒋介石的那个命名给历史留下一桩“悬案”：“史迪威公路”到底包括哪些路段？大多人把滇缅公路视为“史迪威公路”，可美军记者又认为从雷多到达重庆的所有公路都应理解为“史迪威公路”，还有的美国报刊认为“史迪威公路”还是没有滇缅公路更具有号召力，所以，他们在采用这张照片时，就说明这是滇缅公路的某个路段。

1995年，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云南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沿着滇缅公路而行，试图寻找这张老照片的拍摄地点。摄制组召集了许多专家学者和省交通厅史志办的人士，请他们提出可能的地点。然而，跑了几个来回，把所有地方走了个遍，始终没有发现和老照片相似的地方。寻找者叹道：“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04

戈叔亚是一位研究滇西抗战史的云南人，也是无数“二十四道拐”追寻者中的普通一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想，“二十四道拐”究竟在何处？这个路段现在怎样了？

他走访历史学家和许多二战老兵，并沿着滇缅公路进行了无数次实地考察——他甚至跑到缅甸腊戍，还从云南边境的畹町沿史迪威公路经缅甸八莫到达密支那——却始终一无所获，照片与实地对照，总是相差甚远。戈叔亚甚至猜测，“二十四道拐”既然在云南境内找不到踪迹，它会不会位于印度的雷多至缅甸的密支那之间的某地呢？但这个想法仍然是南辕北辙，无法觅到“二十四道拐”的半毫踪迹。

戈叔亚缅甸八莫寻找远征军墓地

2001年底，戈叔亚有机会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电视人朱弘进行交流，朱弘说很多日本老兵和学者也都认为“二十四拐”是在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上，只有一本介绍当年滇缅作战的写真集的编辑森山康平说可能是在贵州省内。

受此番话的启示，2002年2月26日，戈叔亚从昆明坐火车到贵州安顺市，安顺公路管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好像是在兴义地区的晴隆县、普安县或者是六盘水市的盘县之间的公路上见过。”后来，戈叔亚选择了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到长途客车站询问老司机。司机们看了老照片后，当即把地点说得非常清楚准确：“从晴隆县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里说‘二十四拐’，谁都知道！”

3月1日中午，兴冲冲的戈叔亚到达晴隆县。果然，街上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二十四道拐”。他们告诉他这条公路是“美国人在二战时修的”。戈叔亚租了一辆三轮车，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那条神秘公路。为了在同样的角度拍摄和老照片完全一样的照片，他必须爬到对面的山巅上。

戈叔亚拍摄这张照片的确经历了艰难和危险——在使用50毫米镜头的情况下，必须站在距离万丈深渊的峭壁边缘不到30厘米的地方，才能定格又一幅历史性的照片！

戈叔亚在“二十四道拐”

“二十四道拐”这张被历史凝固的老照片终于“复活”了，这一轰动世界的消息迅速见诸报端，有报道这样表述：“一张老照片的破译，改正了一个57年的谬误。”

05

提及“二十四道拐”，还要说到另一个人——陈亚林。

对于土生土长的晴隆人来说，“二十四道拐”似乎从来不存在需要破解的谜团。身为晴隆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陈亚林对笔者说：“打小就知道，没觉得有什么神秘。”

但是，2002年4月5日，陈亚林的平静之心被激起了涟漪。那天中午，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莲城镇水塘街的一家报刊亭，习惯性地买了一份《贵州都市报》。当他一边走一边翻开报纸阅读时，一条新闻吸引了他的目光——《云南史学家破译贵州“二十四道拐”》。

就那一瞬间，这个小时候因父母均在普安工作，每次回晴隆老家路过“二十四道拐”总要扳起指头数一数，但因拐弯太多了从来没数清楚过的中年人，心跳一下子就加快了！回忆当时的情景，10年后，站在“二十四道拐”观景台上的陈亚林心情依旧无比澎湃。

张家辉在观景台接受采访 陈亚林摄影

一口气读罢全文，除了激动，就是自责与愧疚，还有憧憬。激动的是，57年的谬误“更正”后，晴隆必将因“二十四道拐”而声名远播；自责与愧疚的是，作为一个文物管理工作者，早在参与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他就曾经把“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上级（1988年6月，晴隆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守着“二十四道拐”数十年，却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更没有系统地对外进行宣传；憧憬的是，他当即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心竭力，让“二十四道拐”走向更宽广的展台。

一语惊醒“梦中人”，一篇报道让一位极富责任心的文物工作者重新定位人生坐标。陈亚林在一本书中写道：“半个世纪的沧桑足使我们淡忘许多本不该淡忘的历史……如果错误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某种刻意的混乱，那么更正错误和追逐根源就是一种清醒。”

为了寻找当年那一幅老照片的拍摄位置，他翻山越岭、反复琢磨，不停地换角度摁快门；为了还原历史，他不断寻找遗物、轶事及见证人。

陈亚林拍摄的二十四道拐　

2002年10月19日—21日，陈亚林应邀赴重庆出席“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200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与史迪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牟之先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史迪威公路“二十四道拐”初议》。这篇近7000字的论文，专业、详实、雄辩地论述了“二十四道拐”的“前世今生”，获得一致好评。

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亚林的不懈努力下，2006年5月25日，“二十四道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贵州省西线红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3月，被贵州省委、省政府公布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二十四道拐”，这条蜿蜒曲折而又气势恢宏的山路，恰如中华民族自强图存、百折不回的象征，它将长久地伸展在大地上，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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