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德高僧不说话（高僧的身边为啥总围着一群士大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位高僧身边，往往聚集着一群士大夫。这种现象从东晋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随便翻一翻当时的史籍，便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

文/周濮

两晋之际的高僧康僧渊，本是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和殷浩辩论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和康僧渊一同渡江南下的康法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出《高僧传·卷四》）

支道林，名遁，世称“支公”，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几乎可以说是生活在当时的士族精英中间，和他交往过的名士有王羲之、谢安、谢玄、许询、孙绰、王修等。

道安大师与学者习凿齿有着密切的往来，二人初次相见时，“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的妙对，为世人津津乐道。前秦国主苻坚攻陷襄阳，将道安大师和习凿齿接往长安，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高僧传·卷五》）因为习凿齿有脚疾，所以被戏称为“半人”。后来道安大师规范整顿佛教，习凿齿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莲宗初祖慧远大师身边，有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张野、张诠等名贤隐士，另与陶渊明、谢灵运、殷仲堪、桓玄等人也有交往。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伴随着佛法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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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理玄风，缔结胜缘

魏晋时期是高扬出世精神的时代，士人学者虽然是世间之人，但在当时却又有着明显的出世情怀。他们作为士族子弟，莫不传承家学，或儒或道，各有所专。而在家学之外，则诸子百家、方伎数术，无不涉猎。

老庄之学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备受青睐，文人雅士崇尚清谈，玄学之风大盛。这一时期，佛家般若学派出现繁盛局面，僧人们又长于谈空说无，发挥妙理。因此，当梵僧陆续来到中国之时，“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钱穆《国史大纲》），佛法中般若空性的学问，也以儒、道格义的形式呈现于世。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将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的中国佛教称为“士大夫佛教”，认为当时的僧人就是“披着袈裟的士大夫”。因为那些僧人虽然是方外之人，但也是通晓世间各种学问的博学之士。

《高僧传》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僧人：鸠摩罗什“阴阳星算，莫不毕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竺法潜“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史宗“善谈《庄》《老》，究明《论》《孝》，而韬光隐迹，世莫之知”；道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释道融儿时读《论语》，过目成诵，到而立之年，“内外经书，谙游心府”；释僧瑾“少善《庄》《老》及《诗》《礼》”；释法瑗“论议之隙，时谈《孝经》《丧服》”，等等。

东晋名士孙绰作《道贤论》，推重僧人的操履德行，把“天竺七僧”和“竹林七贤”相比况，可以说是当时主流士族阶层对佛法的认可和接纳的佐证。（《道贤论》现已不存，内容散见于《高僧传》：“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竺法）护匹山巨源。”“以(帛)法祖匹嵇康。”“以（竺法）乘比王濬冲。”“以（竺法）深比刘伯伦。”“以（支）遁方向子期。”“以（于法兰）比阮嗣宗。”“以（于道）邃比阮咸。”）

东晋世家大族子弟出家的现象也时有之。琅琊王氏家族中，大将军王敦的弟弟出家，为竺道潜。宰相王导的弟弟出家，为释道宝。这种世家子弟出家的情况，在后世也屡见不鲜。唐朝宰相裴休，出身河东裴氏，世家大族。宣宗帝常对人讲：“休，真儒者也。”他的儿子裴文德虽然中了状元，但是裴休作为父亲，最终的选择却是送儿子出家。他在《示子出家偈》中殷切嘱咐：“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身眼莫随财色转，道心须向岁寒存。看经念佛依师教，苦志明心报四恩。他日忽然成大器，人间天上独称尊。”出家为僧，荷担如来大法，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唐朝的宰相杜黄裳，在临终的时候遗憾自己一辈子无缘出家为僧，遗命嘱人帮他剃染之后再入殓。宋代也有名相王旦，遗命亦然。

02

僧士交往，世代相传

僧人们的道德学问为世人所敬仰，成为引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钱穆先生说：“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国一些大和尚高僧们。我只拿一个普通的人格标准来看和尚高僧，来看他们的表现。但中国高僧们，很少写进《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人物实在太多，《二十四史》写不尽。”（《国史新论》）

僧人与士大夫的交往，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历代高僧的行迹，及其与士大夫的交往，有很多很多。但在正史中，有很多内容被剪除了，就像印光大师所说：“《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不过，在现存的典籍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幸读到很多僧士交往的动人故事。

唐朝的时候，白居易笃信佛教，乐于亲近寺院僧人。他亲近鸟窠禅师，鸟窠禅师为他开示佛法要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在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时候，白居易经常到东林寺拜访僧人。宋朝的时候，苏东坡和佛印禅师关系密切，他们交往的各种趣闻轶事不胜枚举，“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的典故早已广为人知。

而喜欢写艳词的黄庭坚和喜爱画马的李伯时，同时受到圆通秀禅师的点化，因为惧于堕入三恶道，李不再画马，黄不再写艳词。莲宗七祖省常大师在北宋的时候于西湖边结净行社，专门招请文人士大夫入社念佛。到了明朝，蕅益大师则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钱谦益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印光大师身边有许止净、张云雷、丁福保、高鹤年等著名的居士，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弘一大师身边则有夏丏尊、丰子恺等名士追随。丰子恺虽未出家，但一直对弘一大师执弟子礼，他创作《护生画集》，就是受到弘一大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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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相资，弘法护教

在佛法初传的魏晋之际，僧人群体能够和本土的文人逸士建立密切联系，正是基于他们知识精英的共同属性以及共具的出世情怀。而在此后大乘佛法深深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僧人无论是译经还是弘法，都得到了这些在家知识精英的大力协助与护持。

在佛法的弘传中，出家人是内护，在家人是外护。印光大师说：“昔如来将入涅槃，以其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良以僧众舍俗出家，精修梵行。既乏资财，又无权势。纵能宏扬法化，难免外侮侵陵。若得王臣护持，则法化广被，外侮不生。以其强暴横逆者，息影而匿迹。调柔良善者，起信而投诚。故得大张教网，捞摝苦海之鱼。丕振宗风，彻见自心之月。内护外护，相需而行。则如来法化，自可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普令含识，同沐法泽。”（《大总统教令管理寺庙条例跋》）

佛法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士大夫可谓功不可没。西晋时期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在翻译经典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得力助手是当时的才俊之士，比如聂承远、聂道真父子，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唐朝的时候，般剌密谛尊者翻译《楞严经》，宰相房融就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担任笔受。

由于佛法是从异域传来，难信难解，因而受到过很多攻讦。在这种情况下，众多士大夫担起了护法的职责，由此诞生了很多精彩的护教文字，比如梁代僧祐律师编的《弘明集》，唐代道宣律师编的《广弘明集》，等等。这些集子里所收录的文章，有很多是当时的士大夫所写，如《弘明集》中牟融写的《理惑论》，宗炳（东林莲社十八高贤之一）写的《明佛论》等。从这些文章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僧士交往的痕迹。到了北宋，宰相张商英专门写过《护法论》，明朝开国重臣宋濂还著有《护法录》。这类护教雄文，条分缕析的说理，通达无碍的文采，让人叹为观止。

儒家讲“天下观”，而佛家讲“法界观”。在僧士交往的双向互动中，僧人受到士大夫的重要影响，但士大夫受僧人的影响更大。佛法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士大夫的境界。印光大师说过，古来凡是建立不朽功勋的人物，多是由学佛得力而来。北宋宰相文彦博，曾和净严法师集合十万人，举行净土法会，发愿求生西方。这种普愿众生皆得解脱的本怀，已经远远超越了士大夫对“立德、立功、立言”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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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世间与出世间的重要角色，僧士交往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倓虚法师说过，和尚是世界的大轴，是维系人心、社会化导的中枢，和尚不能动。僧人以身垂范的大乘菩萨道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相资相长，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共同描绘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靓丽风景。

文章来源丨《净土》2022年第1期

图片来源丨十愿网

摄影丨重影、妙传、丹珍旺姆、孟和德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