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周总理视察东北（62年周总理视察东北）

周总理一生朴素节约，倡导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华丽奢靡。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多、国家大、耕地少、经济紧张，百废待兴。

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总管家”、“好管家”，要总管好这样一个家，实属不易。

在这种背景下，周总理未忘初心，始终将国家和人民利益摆放在第一位，对非生产力建设，尤其是楼堂馆所建设更是管控得相当严格。

在1962年周总理到东北视察时，就曾因大礼堂的一个柱子而大发雷霆：这个礼堂不准用！

除工作上管控严格外，周总理对自身要求也极高，为了节省开支，把钱花在刀刃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毫不松懈……

这不是我家，我不住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

西花厅其实是一所修建于清朝时期的老屋子，因年岁久远，屋内的陈设都比较陈旧，环境也阴暗、潮湿。

到夏季的时候，地上还会出现一层白色碱花，连地毯都是潮湿的。

因周总理常年在此办公、居住，居住环境又过于潮湿，便因此落下了关节炎。

出于对周总理身体健康的考虑，相关部门曾多次提出，想要对西花厅进行维修，但均被拒绝：

“现在国家还不富裕，等过阵子吧。”

修缮不得，工作人员便在地上铺上了一块地毯，但这样也是治标不治本。

后来，秘书就以维修保护文物的名义，向周总理再次建议维修西花厅。

出于文物保护，周总理终于松口。

他明确表示：决不允许铺张浪费。

不久后，工作人员趁着周总理外出视察的间隙，对西花厅进行了修缮：

工作人员撤掉了发霉的地毯，在地面上铺上了地板；

将漏风的窗户换上了厚厚的窗帘；

搬来了两张沙发；将腐朽的房梁更换，粉刷脱皮的墙面等。

经过重新装修的西花厅焕然一新，待周总理回来时，愣在了原地，他站在门口生气问道：“谁让你们添置这些东西的？”

秘书见此，赶紧检讨：“总理，是我的错，您先进屋休息吧。”

“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

“把那些东西都搬走，否则我不进！”

见周总理生气走出去，其他人面面相觑，赶忙追了上去，但无论如何周总理都不进屋：“我不进，这不是我家！”

在周总理的坚持下，工作人员只能把东西统统搬走。

待房间恢复原貌后，周总理这才回到西花厅居住。

他教导秘书：我作为总理，应该带一个好头，你们把房子搞成这样，一级一级地学下去怎么得了？

即便如此，在召开国务院会议时，周总理还是进行了多次检讨：

“我得做自我检讨，我家房子修的标准太高了，如果有人学我也去修，我怎么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

莫要说修缮房屋，就连自己的办公、生活设施，周总理都是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

周总理晚上睡觉前，有躺在床上看文件的习惯。

但因没有落地灯，便只能凭借吊灯微弱的光线，半躺着看文件。

秘书见此，便提议让宾馆送过来，这样就无需额外花钱。

谁知，周总理却并未同意，而是将中南海的师傅请了过来，说自己动手做一个就可以。

师傅用铁罐子为总理打了两个落地灯，一个放在办公室，一个放在了卧室。

因为材质是铁皮，所以在晚上看文件时，时常会晃得眼睛不舒服，但周总理仍旧坚持不换新的，只让工作人员，在灯罩上刷了一层漆。

而这两个“落地灯”，周总理一直用到了离世。

周总理不仅在居住上十分注意节约，在吃喝用等方面，也从未松懈。

周总理平时吃饭都是三个菜，这顿没吃完就下顿再吃，从来不会浪费粮食，就连掉在桌子上的米粒都会捡起来，是真正的“光盘行动”。

此外，他每个礼拜都要吃两三次粗粮。

只因他始终记得，在长征之时，没得东西吃，后来大家逐渐都不吃粗粮了，但他仍旧坚持在吃，用他的话说：不能忘本。

1961年除夕，西花厅十分热闹。

周总理在京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人员都来到了这里。

连大人带小孩，足足坐满了三大桌，热热闹闹地共同欢庆节日。

作为总理，在除夕这种重要的节日里，宴请宾客，吃米饭、多炒一些菜、喝一些酒，其实也都不为过。

但众所周知，周总理一向以身作则，反对搞特殊，反对铺张浪费。

所以当晚参加宴请的人，便瞧见，工作人员给他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和黄橙橙的小米稀饭。

一张纸、一滴油、一度电、一块布料，都在周总理的节省范围之内。

为了接见外宾，出席重要会议，周总理第一次做衣服。

北京“红都”服装店的工作人员向周总理介绍了英国、澳大利亚等各国布料，周总理听后直摇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是毛料还是布料，都要国产的。”

周总理此次共做了三套衣服，两套中山装，一套布夹衣。

而这几套衣服，在周总理穿了10年后，依旧干净整洁。

为节俭，周总理特意做了两只套袖，在办公室专门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证了衣服不会磨损太快。

然而，周总理每天的工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时间长了难免还是会有磨损，于是便送去“红都”进行缝补，缝补后依旧得体。

每当会客时，周总理就会将衣服拿出来熨烫一下，加之保存得当，这样穿出去，就如同新衣服一般。

周总理在任的26年间，只穿了三双皮鞋，如果脚底坏了，就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他也不愿意穿。

当时，周总理不止会将衣服和鞋子鞋子进行修补，手绢、小毛巾、纱布等都修补了很多。

而周总理如此节俭，不为别的，只为国家和人民。

我在任，就不盖大楼

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后，国务院仍在老式旧平房办公。

有人认为，无论是条件还是其他，均已跟以往不同，应该盖一些楼堂馆所，也显得气派些。

周总理听闻后，十分不赞成，他认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攀比，贪图享受。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靠它，今天创大业更要靠它！

后来，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往来增多，相关人员开始出国考察。

时间长了，一部分人看到了国外豪华的政府办公楼，心中便开始蠢蠢欲动。

有些部委领导就提议修建政府大厦。

“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没有政府大厦。”

“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

因是建国初期，财政困难，应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民生，周总理听到他们提议后十分生气：

“修大厦干什么？中南海的旧房屋一样可以办公！”

周总理严厉表明态度：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

到1959年，因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应该有个门面，所以便开始筹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

这时候，有关部门又再次提出盖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还做了一个模型给周总理看。

周总理看过后，随即将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相关人员找了来。

周总理查看了方案和设计图纸，了解了兴办办公大楼的方案是如何通过的。

听完汇报后，周总理针对此事再次严肃强调：“只要我当总理，就把这个念头打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他严以律己，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诺言。

从1949年进入北京，一直到他病重住院，周总理在中南海的三间旧屋子里，待了足足26年。

这几间平房，油漆脱落，窗户裂缝，还用纸糊着。

但饶是周总理以身作则，再三强调不准建设楼堂馆所的“铁规”，但仍旧有人顶风作案。

一些部门和地方，仍旧想要兴建楼堂馆所，而修建则需要周总理的审批。

于是，许多人便通过秘书，上报给周总理。

因项目花钱较多，周总理总是迟迟不给批复，这些人便通过秘书去催促周总理。

一般这时候，周总理总是会说：“就那么容易批吗，这个笔太重，我拿不动。”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周总理竟在北京发现了一座还未建成的高楼。

他随即问秘书：“这是什么大楼？”

“我不知道总理，我这就去查。”

周总理的秘书李岩，就是负责交通口的，他都不知道，那这个工程肯定没有获得审批。

果不其然，经过李岩调查后发现，这是民航局的大楼，并未办理相关手续，工程都已动工大半，他却全然不知。

听到汇报的周总理十分生气，立即命令：马上停工！

交通部门收到消息后，认为如果现在停工损失太大，希望总理能够再考虑一下。

周总理见此，严厉地对交通部相关领导说：“我把你们这个半拉子工程展览展览，看你们这些搞楼堂馆所的还敢不敢！”

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所有人都在努力节省，竟还有人大兴土木，着实惹怒了周总理。

这座民航大楼一拖就是三年，相关人员检讨书一封一封地上报也于事无补。

最后，在这座大楼的用途上阐明，除了办公外，还会负责部分生产，这才让周总理勉强答应。

除办公大楼外，在那时，一些省会还想修建一些豪华宾馆，以供中央领导视察时居住，但对于这些，周总理从来都是反对的。

这个礼堂不准用

1961年，天津也建立了一个高级宾馆，然而，这个宾馆并未得到周总理的审批。

宾馆建成后不久，正巧赶上周总理到天津视察工作。

前期，他们将申请修建宾馆的报告送了上去，但却迟迟未见答复，因选址、工人等均已找好，不能再拖，便先斩后奏，擅自开工。

而这个未经周总理同意就建设好的宾馆，让天津的领导心中十分忐忑。

周总理此次到天津，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是个机遇？

为了让这个宾馆“合法化”，天津的一位领导便提议，让周总理到这个宾馆住下便可。

周总理都住了，这样一来，这个高级宾馆，自然就合法化了。

周总理到达天津的那天，坐上了天津派来接他们的车辆，开始往宾馆方向走。

周总理对天津十分熟悉，在车上，他反应过来车去往的方向似乎是条新路，并非自己以往的住处，心中十分疑惑。

他忙问：“这是去哪？”

“有一个新地方，总理您去那里下榻。”

周总理一听，便觉得事情不简单，随即生气地说道：“不行！我不去！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

见周总理发火，司机只能将周总理送到了他以往视察天津之时的住处。

周总理想起此事越发觉得不对劲，便叫来秘书去看下本来要让他下榻的宾馆究竟什么样子。

经过秘书调查，这个宾馆在天津城区，其规格相当于钓鱼台国宾馆。

而修建这个宾馆的理由，是想为到达天津的领导干部们提供一个舒适的住处。他们想让周总理住下的原因，便是让宾馆合理合法化，从而免于受罚。

天津的领导在得知周总理没去宾馆的时候，还曾找到周总理的秘书，希望能让他们劝说总理，哪怕是过去看一看也好。

但直到周总理离开天津，也未曾到过那个宾馆。且在总理准备离津前，特意找来了负责修建这个宾馆的相关领导，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

“你们为什么要建它，原来的宾馆不能用了？为什么我住的好好的？”

“中央的同志是来视察工作的，不是为了享受。”

“地方修建这种建筑需要手续齐全，你们获得批准了吗？国家的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

“干部一年才来几次，这笔钱能改善人民生活，你们却用在了最少的人身上，这是错误啊！”

周总理对于此事十分生气，但宾馆已经建成，再拆也不能了。后来，这个宾馆便成为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不止向干部开放使用。

1962年，周总理陪同外宾完成在东北的参观工作后，随即到了鞍山市巡查，那里正巧也有一个刚建成的宾馆。

鞍山作为国家重点工业扶持城市，一直陪受关注。周总理到达当日，鞍山干部将周总理等一行人带到了新修建的宾馆入住。

一向勤俭爱国的周总理刚到宾馆大厅，便生起气来：“这么好的宾馆，我就不住了，换个普通点的吧。”

“总理，地方都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可以换，我不住！”

当天晚上，周总理找来鞍山领导问道：“宾馆盖的这么好？现在很多地方还十分困难！”

鞍山领导只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

谁知不久后，周总理在鞍山又发现了一个大礼堂，这个礼堂让周总理大发雷霆，直言：“这个礼堂不准用！”

这个礼堂究竟有什么问题？

这天，周总理在视察工作时，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新建成的大礼堂，便进去瞧了瞧。

礼堂座位并不多，只有个把数，可容纳的人数也并不多。

但周总理却发现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礼堂大门前的柱子、大门里的绘画等，很多地方都参照了人民大会堂的模样，且做工十分精细。

“你们这是将人民大会堂搬到鞍山来了？”

“这个礼堂不准用！”周总理生气的说道。

随后，周总理带着怒火，又到了鞍山钢铁厂。

鞍山钢铁厂是我国少有的钢铁大厂，先后经历了日本、沙俄及国民党三股势力。

周总理视察的，便是1958年苏联援助建设的冷轧厂。

这个厂是两国人的心血，但因后来两国外交关系不如以前，苏联的专家也均被撤走，设备也没有送来，这个厂便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周总理看着眼前这些因为缺乏零件材料迟迟不能建成的轧机，想到了刚修建的宾馆和礼堂，心中十分疼惜。

“要是把那些钱用在这上面，该多好。”说罢摇摇头走开。

回到宾馆后，周总理越想越恼火，便让秘书请来了鞍山的领导。

“坐吧，同志，我想知道几个问题。”

“为什么有钱盖宾馆和礼堂，却连一个轧机都造不好？”

“是想让居民和游客过得舒服些。”

“我看是你们想舒服些！”

“不是的总理，鞍山除了工业就是工业，建设礼堂也好让百姓有地方看，有地方玩。”

“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拿着国家的钱、百姓的钱乱花，厂里的设备都没建好，你就想着搞这些没意义的东西，这是冒进、享受心理！”

随后，周总理让相关负责人书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并要求他们想清楚，如何才能把钢铁厂用好。

待事情解决，这才作罢。

周总理认为，这些都是群众的血汗钱，新中国刚成立，需要投入的项目太多，需要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些项目都管控得十分严格。

结语

周总理一生勤俭，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精打细算。

他严以律己，对各级官员严格要求，并非不近人情，恰恰是爱国爱民的表现。

周总理用实际行动，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做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其精神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