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
1963年增产节约运动,经济稍有恢复,计划继续做好民生领域建设、提高人民生活,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预估过高,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开始了(共2523字,阅读需13分钟)。
01
三线建设的争议
理解文G产生的原因,必须先了解三线建设。从1964开始,到三线建设尘埃落定,对其功过讨论一直没有停歇,总的来说泾渭分明。
支持者认为,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大三线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经济重心转移,带动了西南、中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建设,使得西南地区有了产业基础,给当地发展带了工业文化。
反对者认为,从经济性来衡量,这是一场不划算的建设,中间存在较大的资源浪费。错误的形势判断、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投资机会成本过高,延误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两个观点针尖对麦芒,但都是基于事实的判断。就好比有人看到了高、有人看到了胖,本质上仍然是那个人,只是角度不同罢了。
回到当时。1963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经济复苏不断向好。“中央计划领导小组”编制“三五计划”时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发展重点放在民生领域。
但当时,国家周边安全形开始势日趋严峻。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
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国由提供军事援助改为直接派兵,战火大有燃烧到中国南方边境的可能;
败退台湾国民党时刻不忘在东部反攻大陆;
中印交恶、西部边境摩擦不断,此时中国四面受敌。
总参提交了一份《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预估了一旦发生战争,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小等问题,在战争都可能成为被针对的不利因素。
一旦开战,敌方可以在战争初期就瘫痪军工生产线,战略纵深将被严重压缩。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毛泽东认为存在着发生大战的可能,“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基于“早打、大打”的理念,“三五计划”原定的以解决吃穿用问题为主导,变成了以备战迎战为主导。
02
三线建设开始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毛主席表态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随后,开始了以备战预防外部入侵为指导思想,提出要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做好国防、科技、工业、交通基础设施为主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基于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可能的入侵,东北守不住,华北平原也无险可守,这些地方又是当时重工业的核心。本质是为了建设后方工业基地,为了备战。
所谓“三线”,是将国土按照距离边防和海防的远近,划分为三部分。“国土防御第三线”则集中于中西部深山,包括了四川(含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宁夏7个省区,构成“大三线”。各省份靠近内地的腹地称“小三线”。
在大三线周边,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构成天然屏障,使得“大三线”如同巨型堡垒,易守难攻。
三线建设涉及将天量沿海、重点城市的企业、科研机构迁移进“大三线”区域,在推进之初就首先考虑了防御重要性,并以“分散、隐蔽、靠山、必要时进洞”作为选址重要标准。
而三线建设的另一个考量,是解决当时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前面多次提到中国城乡、沿海和内地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发达城市同欠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这也是开国领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如果平时进行大规模迁移,必定会遭到大量的抵制。但以备战为基础,建国前战争惨痛的场景,大家还是记忆犹新,阻力小很多。当然,备战也是当时实打实的事儿。
三线工程推进过程中,大量高校、科研院所、医院从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迁移到内陆欠发达地区,客观上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建设水平。
以四川为例,绵阳随着数家重量级研究所迁入,从四川小城一跃成为全国前几的科技城。攀枝花,因为成昆铁路、钢铁厂,成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代表。西昌也因为卫星发射基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从1964年到1980年,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三线建设”是全中国“天字第一号”工程,投入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到1964年11年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
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就地参加三线建设的员工,单是从北方和东部沿海内迁到西南和西北的企事业员工,就多达450万人。
成昆线、襄渝线、川黔线、阳安线、青藏线的西段等重要铁路交通线,也在这一时期上马并竣工投入使用,构成了中国战略运输的总体框架结构。
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星星点点地出现在了西部广袤的大地上。
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及航空、航天、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建成了攀枝花、酒泉、水城等大型钢铁冶金基地,葛州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贵州、汉中的航空基地,绵阳的核工业基地,西昌、酒泉的航天卫星发射中心,以及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03
回看三线建设
再回眸,改革开放后,几十年过去了,备战意义已不存在,当年那些三线建设者,已经融入偏远地区生活,只剩下往昔崇高使命的回忆。但曾经的企业,开始面临转型阵痛,因选址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加上僵化的管理体制,在与灵活的民营企业竞争中不断败退。
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大量三线企业开始转向、重组、搬迁,开始贴近城市、贴近市场,重新融入城市,寻找自己新的定位。
回过头来看,三线建设起因是过高估计了世界大战的可能。当和平和发展成为主流后,三线建设一些做法便显得格格不入。
三线建设虽然局部地改变了西部一些地区的工业结构、经济状况,然而长远来看,通过人为的强制手段,将发达地区的产业、科技进行迁移,在原本落后的西部生根发芽,并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必然要付出天量的经济成本。
但反过来讲,国家发展、安全是“1”,经济成就是后面的“0”,用多少成本确保“1”的安全也不为过,只有国家安全,新中国才有可能在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最后,“天时不再、地利成害、人无奈”成为三线企业的真实写照。
预告:三线建设如火如荼之时,“十年动乱”也在1966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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