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老师简历制作（我第一次当代课教师）

（乡村的黎明）

在中国农村教育的很长一段历史阶段，除了国家委派的公办教师以外，还有两个特殊的教师身份：一个是社员身份的民办教师，拿工分和补贴，但有工作保障；另一个就是临时身份的代课教师，师资缺乏时以低收入水准、以暂时代课教师身份来代课，没有福利，工资收入一般约为公办的三分之二，随时可以辞退，而不必顾及其他。当然也有当了一二十年的代课教师，拿代课费而几乎看不到转正的希望。但也不完全排斥机会，都看个人的背景和造化罢了。

1972年的春天，当冰雪消溶，杨柳吐翠的时候，生产队一年一度的春耕季节也就到来了。在枣园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李桂林（算我的个表哥）找到我，告诉我，枣园中学初二的语文老师新休了产假，缺人代课，他已给生产队长郑兴荣打了招呼，也征得枣中校长孙全信同意，让我临时去代两个月课。月薪四十元，三十元投资给生产队，自得十元。

多少有两个钱，又干轻松活，何况借此也能改变我在枣园的处境，我边欣然答应了他。

用自行车将行李捎到学校，被安置到任兆祥副校长的外间屋里。同屋住的是另一个代课教师——枣园于庄队的于宝贵，他的哥哥是枣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富农成份。

虽然，1972年的教育，只是在文化革命的阴影下，从事着以革命教育为主的基础文化教育。但是，学风较浓的中宁枣园地区，人们还是看重教育的社会功能，农人尽可能地送子女上学读书，不管能否升学与招工。所以，枣园中学连同新办的高中仍然有五六百学生，不过，师资却不能和当年相比。除了像罗燕珠、柴世杰、这样从中宁中学调来的教师和原有的张褒初、杨怀中等一些尚未被清除出学校的有历史问题的上海老教师外，大部分员工实际是原来各地的小学教师。现在是中学的牌子，内里却是小学的班底。不过，大多数人根红苗正，自己很看重自己。

以农民身份来代课，我是诚惶诚恐的。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唯言是听。但我是热情奔放的，对知识的天生热爱，对真理的执着，又使我不自觉地露出庐山真面目，偶尔也显露出峥嵘来。 我带的初二①班，有农民子弟，有乡村干部的公子，也有五三六处的职工子女和一小部分来自天津的医生家的儿女—他们的父母是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从天津下放到中宁石空地区新办的地区医院来的。实事上，就是这部分人，学习最努力，最好。我尤其看重一位姓吕的女同学，她的语文，尤其是作文文从字顺，充满了女性的细腻和深情。我是第一次当老师，没有人教我该怎么样，校方只是给了我一本语文书，我就这样上课堂了。

（北戴河）

第一堂语文课是毛主席诗词《大浪淘沙•北戴河》，那是我熟悉的词作。我从北戴河的地理形胜谈起，谈到那山那水，那波澜壮阔的渤海。在娓娓动听的描述中，我仿佛重归那澹澹天宇下辽阔的大海，神思与海浪一样奔腾喧嚣。幽燕，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那海上烟雨的迷蒙景象更易引起英雄豪杰世事多艰的叹息，一展那如大海一样广阔深沉的胸襟。

我的气势，我的豪情，我的如长江大河一样流水荡荡的讲述，一扫平日语文课的呆滞与枯燥，全班的学生都听迷了，一眼不眨，聚精会神 ，沉浸在诗歌的意境中，对汹涌澎湃的大海充满了神往。

“东临竭石，

以观沧海。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

当年东征乌桓，统一辽东的魏武帝曹操在竭石留下了千古绝唱的诗篇。而今毛泽东登临沧海，自感江山一统，豪情满怀。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睥睨了千古英雄。真是无产阶级的英雄气魄。古今英雄，相映成辉，唤起了少年学子的冲天豪气。学生们折服了。一堂课，足够他们议论一段时日，谈笑间，连神情都与其他班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鲁迅的作品《故乡》，中国大陆的少年，没有人没读过这篇作品。闰土，迅儿，这一对少年挚友，因着出身的不同、境遇的不同、生活道路的不同，终于在成年后成为陌路之人。不管他们少年时代的友谊有多深，感情有多厚，现实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贫富的悬殊，已无情地在他们之间横起了一道高墙，或者是挖掘了一道壕沟。他们再也无法水乳交融，坦诚相对了。经历了天上人间之变的我辈，经历了由风华正茂的少年学子到知识青年、农民的巨变，没有人会像我一样体会到，社会地位变异的落差，不要说在亲朋、学友，甚至家人之间，都会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一道无法平等的界限。鲁迅的悲哀是站在高一等的那一面的悲天悯人；而我的悲愤是与闰土同处社会下层的卑贱、屈辱和不平。只不过闰土本来就出自农民，失去了童贞的天真烂漫，自然就会重蹈其父辈的老路，已经对自己所处的环境麻木而失去感觉。而我出身于书香门第，决不会自甘沉沦，忧愤也就多些罢！

（月影沙滩）

“世间本来没有路，只不过走的人多了，就形成了路。”先生说得对，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决不能受命运的摆布，要敢于奋斗，敢于拼搏，奋起改变自己的命运，热情地去拥抱未来！

全班沸腾了，从来没有人通过一篇作品，能发掘出学生的生活热情，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深刻地认识社会地位的变迁对他们命运的决定作用，而勇于从前人走过的，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那沙滩上的一轮金黄的月亮，照耀着那藤蔓碧绿连缀的西瓜地，宁静而美丽。是梦幻，也可能是现实，就看个人的际会与命运罢了。

一篇篇文章，尽管不乏枯燥无味的说教，但经我道来，总能挖掘出知识的内涵与真理的光华。我与学生们感情的距离越来越小，短短时间就获得了学生们的一致爱戴与尊敬。

喜爱品评的学生们饭前课后，相聚活动时，总爱议论任课教师的优劣，拿我来做参照物进行对比。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临时的代课教师，根本没有什么资格权利和人家论短长。但是我也无法封住学生们的嘴，不让他们评说。麻烦就出来了。李桂林告诫我说，要注意言行，已经有人向孙校长反映我了。

我是年少气盛，但我并不张狂。在真理面前，我永远是一个谦虚的小学生。但是，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才高于世，毁谤则至。”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人的风气，不是人人欲向知识、能力、才干、品德、修养看齐，向代表时代、社会前进的方向努力。而是盲目的自大、愚昧的狂妄、卑劣的倾轧、荒诞的自负。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知识能力，就可以单凭自己出身好而蔑视他人。即令此人品德再低下，只要他善于逢迎，左右逢源，加之根红苗正，就可以任意贬抑他人，抬高自己。很多时候，对社会贡献大的，不如对社会贡献小的，甚至没有贡献的。才高于世的，正直干练的，反而动辄得罪上峰，获罪遭贬；狗屁不通的，尸位素餐，春风得意。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权利本位的官僚制度的本质的一面，它不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相反，它只能逐步发展为腐朽，败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眼下，我一个带不了几天课的代课老师，只不过为学生们所称道，这个地方就有人食不甘味，席不安枕了。我确实惶恐了。我不是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才子。但是，我酷爱学习，勤奋努力，恪守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信条。又是门里出身，自信智力、水平，不亚于常人。较之一般教师功底还是要厚些。难道一个临时代课教师就一定要比正式员工差吗？现在的这个社会，像丁玲、冯雪峰这样的才人；像翦伯赞、俞平伯这样的学者；像郑君里、周信芳这样的艺术大师，严凤英、上官云珠这样的艺人只配去蹲牛棚，玩泥巴，做鬼魂。那不知文化是何物的人却管理着学校、工厂、机关。这个民族要想长足进步，岂非倒成了咄咄怪事？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在代课教师的这个位子上，坐一天，育人子弟一天，谁管它明天又将怎么样！

学校里最经常的公众聚会场所是教工食堂。每到吃饭时，年轻教工济济一堂。不免议论时局，发发牢骚。最多的话题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许在战争年代，为着夺取政权，更多的是需要不怕死能打仗的兵员，建设人材姑且退后一步考虑。但现在不管怎么说，战争已离我们远去，国家实力的大小，是国与国来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管你是什么意识形态，只要你的综合国力不如人家，你就会被人小瞧。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得靠先进的文化，强大的国力。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就是自甘落后吗？教师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因此自然不满于现实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

李桂林说：元朝蒙古人把社会三教九流划分为什么“九儒十丐”，“老九怎么了？老九是社会的栋梁，建设富强的中国还真离不了我们臭老九！”

毕业于宁大数学系的王建元接话了：“什么臭老九，我看是香老九！爷们怎么能自毁师门？”

任校长发话了：“大学总不能不办，科学总不能不要，革命来革命去，终极目的是什么，难道天天就是你斗来，我斗去？”

潘学仁慢腾腾地：“我看，上面是有打算的，不是今年就要恢复大学推荐与选拔了吗？社会总得进步嘛，这么大的国家，不培养人材怎么成，难道叫后继无人？”

我没有插言，自感自己身份不同于人，在这儿少说为佳。但我知道，一次一次的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战争之后，总是伴随着民生凋敝和社会经济的大倒退。人口削减了，田园荒芜了，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新的人君总要通过休养生息，来医治战争的创伤，重新恢复国力，再徐图发展。这一过程的实施，总是少不了知识分子。秦用李斯，汉用萧何，唐用魏征，宋用赵普；忽必烈信任耶律楚材，朱元璋依赖刘基、宋祁，清收用范文成、洪承畴。中共在抗战时期不惜代价，招徕知识青年，都成就了千秋伟业。难道今天就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只需要群盲而不需要人材？执政柄者该不是颟顸昏庸了？

就在这个角落，这群小知识分子，尽管眼界不高，胸怀不够开阔，前瞻不是太远，总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知识无用、人材遭贬的可怕前景。何况，中国不可能

老是维持现状，长期停步不前，自甘落后于世界列强。要进步，要强国，总要文化，总要科学技术的昌盛。老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到睁开眼睛来看世界时，已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了”！

但是，老一辈的人材大多成了牛鬼蛇神，新一代的人才又都在黄泥巴中抠食吃，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

除了带一个班的语文外，我还兼带着谁也不愿意带的初二的两节《农业技术课》。一个普通中学，面向农村开设这门课程，就是为了落实毛主席“要学文化，也要学工、学农”的指示。天天和泥巴打交道的农村子弟，没有人愿意花钱来听什么《农业技术课》。因此，这课上得十分别扭。夏收作物春播，水稻育秧、插播、灌溉，大秋作物栽培、收割，几乎每人都有实践。到这儿读书，终极目的是总有一天摆脱头朝泥巴背朝天的命运，而不是怎样更好地当农民。所以谁把你的《农业技术课》当回事？我也只能虚与委蛇，应付差事而已。

我的高三班主任赵贵春到枣园中学来视察来了。他目前担任着中宁黄河北岸学区的学长。对于这个班主任，过去我和张轩亭曾当面谓之曰“圆头滑脑”。他板着一贯不苟言笑的脸，听着学校领导的教学汇报，用东北腔指示着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把当前教学的重点转移到“重在实用”的轨道上来。待散会后众人走尽，坐在最后的我才起来和他打了个招呼。赵贵春看了我一眼，那眼光充满了忧郁：“好好代课吧，有课代就算不错了……”

说毕，他不再言语了。我把满腔的希望只好又压在心底，默默地不做声了。

赵走了。柴世杰老师对我说，罗燕珠老师曾为我对他专门进言，希望他利用职权，转不了正也至少将我弄成正式代课教师，要不，落在农村太可惜了。赵摇了摇头，欲语又止。使罗失望至极。柴也叹息着：“忍吧，忍吧，乌云总会过去，太阳必将出来。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我心中感念这些无职无权而又正直老师的好意。但我也明白：这个国家，在未把国计民生真正摆上议事日程之前，在未从根本上扭转治国方略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起我辈。连它的元勋宿将的命运都不在他的眼中，何况平民百姓！我们只有等待，等待云开天霁的那一天，尽管这是漫长的，痛苦的……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就到了。我代课的老师已经到校上班了。没有人通知我该怎么做。任校长皱着眉头也不说什么。我明白，我的短暂的代课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无情而冷酷，连一声招呼与抚慰的话也没有。

（桃花流水窅然去）

我一个人用自行车捎着行李，从后山铁道边回周庄队去。心中充满了无言的悲哀。

初春的山野不再明艳绚丽，而在迷蒙的雾障中，变得悒郁、沉闷、忧伤。谁也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是满怀的惆怅……

我的学生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群起质问校长：“为什么这样好的老师却留不下？”

孙全信嘴里拌着糨糊，半晌吱唔着，什么也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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