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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编舞杰罗姆·贝尔的厦门版《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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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凡

在第二届星空艺术节的框架之下,中国厦门版《GALA(盛会)》于7月31日晚在厦门沧江剧院首演,并通过直播的形式与全球观众见面。

《盛会》是法国编舞杰罗姆·贝尔的作品,于2015年5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首演,先后在三十多个国家巡演。作品在每个城市演出时,必须在当地寻找20位表演者,其中包括专业舞者和业余爱好者。贝尔表示,“业余爱好者”并不是“非专业”的意思,他们一定是欣赏并喜爱舞蹈的人,这也是身体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此次厦门版寻找演员的方式,依照贝尔一贯坚持使用的熟人网络,而不是通过机构公开招募,最后聚集了二十位背景和风格迥异的当地人。

演出开始,首先登场的是一位少女。她走到台前,轻轻翻了一页置于角落的日历,把一条简洁的信息传递给观众——“芭蕾”。演员依次出场,在舞台中央站定,转圈。在旋转中,我们也开始看清他们:不同的身形,不同的年龄,对芭蕾不同的想象。在“芭蕾”的提示下,我们又进一步认出了每个人:自信的芭蕾舞者,有过一些身体训练的人,毫无平衡感、跌跌撞撞的人,还有为自己的旋转感到害羞的人。紧接着,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从舞台一角出发,在奔跑中完成一个大跳。比起转圈时的音乐,此处的音乐更欢腾了,它推着人向前。与其说这是一个芭蕾动作,在一次次的腾空中,表演者们更像是在接近“飞”的感觉。

“我们在处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旋转?旋转是一种直觉,就像一个两岁大的小孩听到音乐时会旋转……”编舞杰罗姆·贝尔说。他希望给表演者提供一些关于舞蹈的感觉,然后具体地去处理一个旋转或大跳的复杂形式,并在这个过程里一起思考,这些由古典舞蹈世界所定义的技术名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盛会》在任何一个巡演城市的排练时间都不会超过一周时间,因为演员不需要去学习新的动作,也不需要练习,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表演中不断尝试这个动作,不断“失败”,然后再尝试。在这里,动作标准与否不重要,观众甚至会产生一个疑问,专业舞者跳舞的方式就是绝对“美的”或者“正确的”吗?当一个人不具备任何技术的时候,你反而会去看她身体本来的样子,看她脑中的想象——对旋转和飞的想象。那也是美的。

另一张日历被翻过去,露出了“华尔兹”的指示。演员配成对,在《蓝色多瑙河》的音乐中跳着华尔兹依次来到舞台上。我们看到本不应该凑成对的舞者,和他们不和谐的舞步。当两人近身在一起舞动时,才更看清他们服饰的样子和配色。少女的橙色裤袜和微胖男生的宝蓝色短袜,民族风阿姨的黄色舞衣和小小女孩的彩色亮片礼服……所有这些颜色就在舞台上一点点地融化开,和音律搅动在一起。大哥哥和穿着超人披风的小男孩一高一低地跳散了所有节奏,就在我们快要看懂他们的舞步的时候,大的一把抱起小的,在几个优雅又可爱的旋转中,从舞台消失。

一年前,出于保护生态的考虑,杰罗姆·贝尔和他团队的创作伙伴停止了一切需要搭乘飞机的演出行程。这次在厦门的排练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变成由两位中国的执行导演与法国的助理导演在线上共同完成。在排练场练习华尔兹的时候,演员们拉着手轻松地转着圈,通过视频连线参与的法国助理导演对大家说,“不要用转圈来回避舞步的尴尬,要面对它。要努力用身体感受,一起找到你们的舞步。”于是,演员们通过不断换舞伴的方式来面对困难,同时也在重新面对另一个身体。只能通过屏幕观看排练的法国导演,或许也在努力想象着这些演员真实的身体吧。

接下来,一位坐轮椅的男生把日历牌翻到了“即兴3分钟”这页。所有人第一次一起出现在了舞台上,从站立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音乐的空场上进行了自己的即兴表演。这之后紧接着又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日历牌,一位大叔摆好太空步的姿势,准备出发。场下的人会心一笑:在层层结构展开的过程里,观众早就知晓后面会是20遍的太空步,但是也学会了要去注目每一个身体和动作。虽然从作品开始排练时,我就一直在旁观察着,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但一到太空步这段,还是想要为他们大声欢呼——为他们每天都不同的样子欢呼。一位我可以唤她做“奶奶”的舞者,从作品开场就保持着自己悠悠的步态,在这段也没有改变那有点儿民族舞味道的摇摆,令我不禁大笑起来。如果周围坐满了观众,我们大概会一起完成这个行为吧。它会是一种由衷的欢笑,也是赞美。

杰罗姆·贝尔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了一系列“非舞蹈”(non dance)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挑战着舞蹈本身的传统。比起舞蹈是什么,他似乎更想知道“舞蹈可以做什么”。当然,答案总是未知的。在《盛会》中,本以为他仍然不会让表演者舞蹈,但看下来几乎全篇都在“跳舞”。本剧的英文名“GALA”除了有节日庆典的意思外,还指芭蕾表演中的晚会形式,它并不演出全本的舞剧,而是集中展示能够显示技巧和美感的双人舞或小品片段,由多位演员轮流演出。贝尔在这里通过一张张日历牌,排出了自己心中的GALA节目单。而在这场盛会中,也包括庄重、严肃的“谢幕”。在太空步之后,演员一一上场,用自己最中意的方式向观众鞠躬。

在掌声中开始的谢幕,又在掌声中结束,但它并不是全剧的结尾。一位穿着舞裙的女士上台,把我们领进她的“独舞”部分,随后又转入“集体舞”。此处的英文指示本是“Company,Company”,它有舞团之意,又有同伴之意,中文翻译作“集体舞”似乎也很合适了。在这部分演出中,每个人都准备了一首自己最爱的歌曲和相应的编舞,一人在前面领舞的时候,其他人就要跟随。一个初中模样的男孩在幽默的男声音乐里跳起了我无法描述的“抖腿”舞蹈,肩膀架得高高的,一脸都是得意的笑容,好像别人都学不会抖动这项“技术”。芭蕾舞者的高难度变奏和小男孩的连环翻跟头,都让后面的人乱成一团。小男孩肆无忌惮地舞动着,好像成了一切的中心,成了那一刻舞台上的“标准”。

仔细观察才发现,在之前“独舞”的两分钟空档里,其他演员跑到后台互换了衣服。颜色还是那些,但阿姨的围巾变成了少年的帽子,小小女孩的长裙变成了姐姐的T恤,高个子男生的上衣变成了白发大叔的短裤……每个人似乎都成了另一个人。而这段表演对我来说,并非要使人成为一个“集体”,而是每个人都在忘记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过程里努力着,这里也必然存在着自己对另一个人的理解和想象。

每个人都有机会在《盛会》中演出,可以跳得好,也可以跳得不好,这个舞台承载着多种身体的样貌和它们的舞蹈。当你说“我不会跳舞”的时候,杰罗姆·贝尔可能会热情地邀你加入这个表演,因为一支舞本身是怎样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跳舞的你。

这个作品对于观者的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参演者,跟很多与“素人”工作的创作者不同,贝尔显然并不注重和表演者的交往,也不会为创作赋予教育意义。因为贝尔要做的就是通过作品本身来呈现问题,通过它的理念和精巧结构。那个漫长的创作过程就发生在他的头脑里,而不是排练场。他说过,自己很懒,不喜欢排练和训练。

演出直播停在了集体舞的最后一幕,而剧场里有舞者们真正的谢幕。他们排列在台前时,这个“盛会”本身就是意义。

摄影/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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