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德与才的辩证关系 古史钩沉德不配位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在讲到“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时，引用了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一段话，“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深刻说明没有德行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

司马光的这段议论，见于《资治通鉴》周纪之威列王篇。在这段话前，司马光从德才的角度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表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在他看来，如果选不到圣人、君子，与其选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还不如用那些无德无才的“愚人”。司马光之所以如此认为，因为“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没有德行的“小人”，一旦恃才作恶，那就是“有一种作恶,你可能想象不到”。接下来，司马光继续议论道：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道理很简单，“愚者”智力平平，想作恶还不够格呢。然而，“小人”就不一样了，其越有智谋、勇气，为害作恶起来就越“如虎添翼”。也就是说，“德不配位”者的危害远远超过“才不配位”者。在司马光眼里，这样的人甚至还不如无德无才的蠢材、庸材。

司马光发的这通议论，引子是春秋战国时“三家分晋”的一段历史。话说晋卿智宣子（约前529-前483年），非常喜欢儿子智瑶，想立其为继承者。族人智果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智瑶尽管有长相英俊、善于骑射、才艺超群、聪慧善辩、处事果决等五大优点，但有个致命缺点，没有仁爱之心。“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这就是说，如果立智瑶的话，其用不仁之心处事，那就没有人能制服了，必然给智氏家族带来灭顶之祸。智宣子没有听从这个劝告，后来智瑶为政后，果然既专权弄国又贪得无厌，深深结怨于其他权势家族，导致韩、魏、赵三家合谋，一起攻灭了智氏、瓜分了其地。通过这一历史事实，司马光得出了“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的结论。

司马光（1019年－1086年10月11日）

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

自然而然，司马光的议论与其说是就史论史，不如说是其知人论世、针砭时弊的痛彻之言。彼时，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改革措施无论是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青苗法等，初衷都是为了富国强兵，但在实践中却搞得民怨沸腾。拿对普通农户伤害最大的青苗法来说,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这有点类似现在的农信社小额贷款。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缺斤少两,收的时候又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更严重的是，地方上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贷款指标,变着法子搞摊派,使得民间苦不堪言。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

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为什么“好经让人念歪了”？

按梁启超的说法是“非法弊而人弊也”，关键是知人不善、用人失察，让一班“德不配位”的人把事情办砸了，使得新法不是没有执行而是没有正确地执行，不是出现了“肠梗阻”而是层层加码地“一插到底”。而且，事没办好还在一边，更结出了政治倾轧、新旧党争的“苦果”。对此，司马光一开始就有深刻洞察。

首先不得不说到的一个人，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安石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吕惠卿。这人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尽管才华出众，在推行新法上也雷厉风行，但操行却为人所不齿。当时的政治家吕公著说他是“奸邪”，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也视其为“佞人”。司马光更是几次劝谏，“彼谄谀之人”，“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王安石的字）以自售者矣。”直言不讳地向王安石直陈，吕惠卿是个阿谀奉承的人，他赞成变法只是投机罢了，哪天你一失势必会落井下石、在背后捅刀子。但王安石听不进去，认为吕惠卿是“跟得最紧”的“亲密战友”，不断予以重用，而且大事小事都要跟他说，亲近得像一个人。

没想，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因旧派反对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继任后担心王安石东山再起，转而极力打击王安石，并诬以谋反罪想将其置于死地。事实澄清后，王安石重新为相，吕惠卿则反被查出敲诈商人500万钱的重罪，被朝廷罢黜为太守。到了这步田地，吕惠卿还不心甘，将王安石早年写给他的私信呈给神宗，说王安石不忠，因为信中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这直接导致了王安石再次罢相，而政治生涯也就此完结。

在变法的事情上，吕惠卿确实是既“表态”又“表率”、既“做样子”又“甩膀子”，但所图的只是平步青云、争权夺势而已。

跟得最紧的人成了结怨最深的人，这是王安石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王安石重用的其他改革干将，其人品和操行又如何呢？答案是多为司马光说的那种“才胜于德”的小人。像邓绾，纯粹是个朝秦暮楚、两面三刀的小人，王安石在位时谄附王安石，吕惠卿得势时又攀附吕惠卿，最后又出卖吕惠卿，其座右铭是“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堪称“厚黑学”的祖师爷。又如章惇，是北宋少有的一代能吏，但也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人。至于蔡京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奸臣，借变法之名行贪腐之实。

另外一些受王安石信任重用的人，如曾布、蔡确、杨绘、王韶等，一会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一会又变为反改革的急先锋，心中论事的标尺就是于己有利无利。当然，王安石拔擢过的人也有贤德的，如文学家苏辙、理学大师程颢、名臣吕公著等人，不过后来纷纷走向了新法的对立面。

扛起改革大旗的王安石固然是真君子，但靠这样一些“德不配位”的人去推行改革，不仅改革没改成，反倒使改革沦为党争和小人捞取私利的工具。当时德高望重的老相富弼就警告说：“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大意是说，君子斗不过这些小人啊，小人得势就放肆毒害善良的人,不把天下搞乱是不可能的。

小人得志，君子何为？

可以这么说，当时正直贤能的人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等，大多走了一条“非暴力不合作”的道路。正如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讲的，“闻有一议为公之所发，则掩耳而不听，初不问其所发为何议也；见有一诏为公所拟，则闭目而不视，初不问其所拟为何诏也”。换言之，只要是王安石发布的命令，不管是非善恶，一概采取非礼勿听、非礼勿视的应对之法。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忽视德行的选人用人路线，终于酿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苦果。在这种情状之下，王安石只好用、也只有小人可用了，这是一种相互催化的恶性循环。

对此，王安石的异代“粉丝”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荆公（王安石）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党争愈演愈烈。不到半个世纪，北宋就在吵吵闹闹中灭亡了。

小成靠智，大成靠德，厚德才能载物。一个官员的地位越高、平台越大，对品德修养和个人素质的要求就越高。多次强调，选人用人要用好“考德”这个杠杆，“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注重选拔那些确有才干、实绩突出的干部。”为官者不讲操守，能力越强、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大。作为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以德修身、以德从政、以德立业。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