鬓边不是海棠红写的是什么故事（鬓边不是海棠红背后）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围绕梨园、聚焦京剧的民国大戏《鬓边不是海棠红》已热播一月有余，豆瓣评分已攀升到了7.7分，还登上了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榜。在2020年的国产影视剧里，着实露了一把脸。

而这火热的背后，则是对民国时代梨园生活，十分精确的写照，每一段印象深刻的剧情背后，都是同样精彩，值得国人铭记的梨园往事。

一、男旦不能叫“反串”

《鬓边不是海棠红》火了以后，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最多的，是一场商细蕊在青楼喝花酒讨教“业务”的戏。商细蕊跟花魁学了两招扇扇子，随后就连连摇头，“让人想睡，那叫风骚；让人想爱，那才叫风情。”说罢后他亲自示范，扇子半遮面，欲遮还羞，缓缓移开，露出魅惑眼神，嘴角浅浅勾笑。花魁倒吸一口气，当真从一个男人身上见识了，什么叫做千娇百媚。

上溯前清乃至大明，梨园子弟多是男性。其实女性原本在宋元时期是可以出现在舞台的，但到了明代以后，女人登台表演被认为是不洁之事，但戏曲表演中总不能没有女性角色出现，于是男旦逐渐兴起。

梨园子弟原本是由教坊管理，有专门的乐籍制度，戏子世代从艺，别无他选，若三代内有乐籍中人，甚至连科举都没资格考，此项制度最早始于北魏，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制度存在的，指将罪犯、战俘等罪民及其妻女后代籍入从乐的专业户口，构成乐户，乐籍群体普遍遭受官方制裁和社会贱视，直到雍正元年才被废除。

乐籍虽然废除，但直到清末，女人仍旧不能登台，但是男人扮女人扮久了，男旦们反倒发现和发展出自己的绝活儿。

从声腔上来看，男旦用的是假声，声音淳厚优美，女人唱旦反而调门太高，容易尖利刺耳。从身量上来讲，男人个高扎得住台，体力上也有优势，唱戏是件苦差事，一场戏下来个把小时，没点力气光行头都扛不住。此外还有武旦戏，扎着大靠和护背旗，要从桌子上往下翻，因此很多旦角，都是从生改旦，比如尚小云从小学的就是老生、武生，后来才唱旦。世人都说尚派最难学，是因为他的戏里化入了很多武行的动作，要学的实在太多。而程砚秋其实也是先习武生，后因扮相秀丽，嗓音极佳，后来改学青衣的。

（程砚秋）

其实，绝大多数梨园子弟开始学戏是不分行当的，生旦净末丑都要学，好比基础学科都要学，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擅长专工一门。而且旧时的戏班子，通常到年底封箱演出时，为了有趣热闹，各个角儿都要去唱一回自己行当以外的角色，而这在京剧行话里这才叫“反串”——“反”的是行当，不是性别，因此当年的角儿，多多少少都要精通一点自己行当之外的戏，以备不时之需。

二、“四大名旦”和“四大霉旦”

《鬓边不是海棠红》中虚构的商细蕊是民国男旦演员的一个浓缩，但是在现实中，“四大名旦”不可能去演各自流派之外的剧目，就像荀慧生不可能去演《红拂传》，梅兰芳也不可能去演《锁麟囊》。众多流派剧目集于旦角商细蕊一身，也只有在影视剧中才能实现。

如今一般人所熟悉的京剧“四大名旦”，源自1927年北京的《顺天时报》上所搞的一次票选，其实最早评出不是四个而是五个，除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外，还有一个徐碧云，但徐碧云本人生活作风不太好，染上烟瘾不说，又跟军阀的姨太太轧姘头，据说被当场捉奸，只能灰头土脸离开北平避避风头，等到再次回京，却台风萎靡人气大，后来被恶毒小报将他跟朱琴心、黄桂秋、黄玉麟讽刺为“四大霉旦”。而梅尚程荀以他们精湛的演技和对京剧的革新，最终叫响了“四大名旦”的美誉。

剧中的“商细蕊”有个好改戏的“坏毛病”，而改戏与不改戏之争，其实是当时京剧保守派和革新派的角力。

而“四大名旦”几乎都是革新派，当年参加《顺天时报》票选时，他们的参选剧目也无一例外全都是新戏,即梅兰芳《太真外传》、尚小云《摩登伽女》、程砚秋《红拂传》、荀慧生《丹青引》。

唱旦的名角为什么必须得改戏，因为京戏的老剧本，大多是以生为主，旦角不过是陪衬，只有通过改戏才能提高戏中旦角的分量。可以说，“四大名旦”在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都是以传统为基础，以创新为主导的改戏或者创作新剧。比如《霸王别姬》，都知道这是梅派的代表作，但它其实是一出传统戏，很多名角儿都唱过《霸王别姬》，但是梅兰芳却将它不断改进，包括唱词、人物表演，原本里边根本没有虞姬舞剑，但梅老板觉得加这么一段，才更拔起虞姬的巾帼之气。最终把它演成了梅派的代表剧目。而像荀派的代表作《红娘》，程派的《锁麟囊》都是现写的新戏，尚小云的《摩登伽女》里甚至把“苏格兰舞”和夏威夷“呼啦舞”全都揉了进去。

（尚小云）

“四大名旦”这样纯粹土生土长的艺术家、竟能把艺术追求的目光转向世界，并乐于从外国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当年梅兰芳访日、访美、访苏,不仅把京剧推向世界,而且为适应国外观众，对自己的表演做了一定幅度的改革。程砚秋盛年舍弃巨额收人，抛妻别子,只身访欧一年多，出访目的也非常明确：“把他们的戏剧原理和趋势考察一下，为梨园行改进做些参考，使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能够沟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出身旧艺科班的“四大名旦”能有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三、演与不演皆抗日

1937年，抗战伊始，北平沦陷后，在京剧界素有“三大贤”之称的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分别是当时武生、旦行、老生的领军人物，不约而同选择了放弃舞台。

1937年梅兰芳43岁，正当盛年，收入更是顶级水平，齐如山说他每次到上海只演《嫦娥奔月》 《黛玉葬花》这两出戏，就能赚到三万多元。但抗战爆发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爱戏如命”的梅兰芳蓄须明志，先后隐居在香港、上海，一出戏也没有演过。

期间他多次遭到日伪的骚扰威逼，要其登台表演，梅兰芳屡屡婉言拒绝。一次日寇紧逼，梅兰芳甚至请医师给自己接连注射了3次伤寒的预防针，因为这样立刻就会发烧。日寇一行人闯进梅宅查实，发现他果然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发烧近40度，这才作罢。而根据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回忆，梅兰芳当时已经准备好安眠药，万不得已就以死相拼！

（梅兰芳）

程砚秋放弃舞台后，在京郊青龙桥隐居务农，由于长期不演出，再加上他比较嗜食，后来人到中年果然发起福来。等到复出以后，他本就人高身长，特别显眼，因此当时的报刊谑云：“好大一个旦！”。

有人避而不演，与浑水划清界限，也有人登台一搏，暗藏锋芒。

苟慧生抗日期间虽然没有停演，但他坚持拒绝了伪满“登基庆典”的演出。而他有一出代表剧目《丹青引》，剧中他施展绝技，在演唱八句慢板时，当场画成一幅山水条幅。以往他画的是远山青松、水泉听瀑。但抗战爆发后，他却改画《孤城落日》，寓意众人皆知。每演至此观众都群情激愤，台上台下同心同境，十分感人。

还有名丑贯盛吉，一次他在《法门寺》中演太监贾桂，其中有段与赵廉的对话，他问赵廉识不识字？赵廉回答说：“我乃二甲进士出身，焉有不识字的道理？”下边贯盛吉临时加了句台词：“不是呀，我你念惯了日语，把汉字都忘光啦！”台下哄堂大笑，都知道他是在讽刺日伪当局强迫学生学日语。但仅仅为这一句话，贯盛吉后来就被特务抓走，关进了宪兵队。

在1938年至1942年4年中，麟派创始人周信芳编演了《香妃恨》《亡蜀恨》《徽钦二帝》等多部蕴含爱国思想的新戏。《徽钦二帝》仅演了21天，就因讽刺汪伪政权而被勒令停演。而1941年，上海日伪特务机关邀请他去唱堂会，被拒。汉奸吴世宝恼羞成怒，派出特务将他强押至76号，让他参观审讯室和犯人受刑惨状，暗示如果不合作将会是同样下场，但周信芳始终没有屈服。

（周信芳）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那些在旧社会被轻蔑地讥为“戏子”“优伶”的戏曲演员们，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梨园史上谱写了一曲《正气歌》。

参考资料：管尔东《演与不演皆抗日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戏曲艺人》、李仲明《抗日战争时期京剧发展述略》、李邑兰《<鬓边不是海棠红>：网剧里的京剧，京剧里的人生》、《乐籍、妓籍、花籍之辨析》、梁燕《老北京戏迷堪比今天的粉丝团 常为偶像名角一争高低》、《<鬓边不是海棠红>背后真实的梨园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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