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毛泽东曾说（为何毛泽东曾说）

糊塗范 2022-12-30 18:59:14

京西卢沟桥畔的长辛店，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留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址、劳动补习学校旧址、工人俱乐部旧址等一批红色旧址。长辛店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为何毛泽东曾说（为何毛泽东曾说）(1)

为何长辛店会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发生地？为何毛泽东曾说“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踏访长辛店留下的红色印记，我们发现，因为正是在这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实现了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走进工人中。

“痛打卖国贼”拉近工人和学生距离

丰台长辛店，红色的土地上，一座科创城已拔地而起。120余年的二七厂正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潮中导入新产业，探索新业态。

然而置身其中，那保持本色的百年文物建筑，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10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来……

20世纪初，这里机车隆隆，汽笛声彼此起伏，南来北往的旅客行色匆匆，附近几个铁路大工厂的马达轰鸣声更是震耳欲聋。

彼时的中国，现代工业还很落后，北京的产业工人数量更少。不过，长辛店已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1920年时，这里的京汉铁路长辛店机厂（即二七厂前身）工人已达2500多人。

1918年秋，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创立的北京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开设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青年学生半工半读，攻读法文的同时也经受劳动锻炼。这批毕业后赴法留学的青年学生中，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站在培训地旧址（现长辛店第一中学校园内）的二层红砖法式小楼前，我们仿佛看到——满脑袋新式思想的先进青年和大部分都目不识丁的产业工人，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融洽地走到了一起。

1919年五四运动当天，一群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生和艺员养成所、车务见习所学员骑着毛驴从长辛店赶到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他们回到长辛店后，把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消息传播开来。

曹汝霖是铁路部门的“核心人物”，当时的长辛店机厂副厂长刘家骥又是曹的女婿，工人们对他们剥削工人的劣迹早就痛恨不已，听到学生的所为无不拍手称快。5月6日，长辛店工人组成“救国十人团”支援学生运动。后来，工人和学生还在长辛店进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来到刘家骥家门前找他评理，刘家骥闻讯被吓跑了。工人和学生的距离一下拉近了。

预备班的学生们后来还创办了“民众识字班”，向工人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教授文化知识，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先进思想传播给工人们。

北大学生来给工人办学校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提出了“到工人中去”的口号。1920年冬，李大钊派张国焘、罗章龙、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

到长辛店搞工人运动，邓中夏非常积极。在北京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邓中夏就决定投入工人解放的运动中去。他曾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他：“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

1920年4月，邓中夏带领一群穿着长衫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站在长辛店娘娘宫门外的高台上，向工人们宣传劳工神圣，但没多会儿，聚集的工人就纷纷散去了。困惑的邓中夏向长辛店机厂进步工人史文彬请教原因，史文彬无奈地告诉他：“有人提出办个学校，实行‘文化救国’。由几个工人出面，办了个夜班通俗学校，让我们几个认得一些字的工人教课，现在来上课的工人不多，越办越没劲，正打算把这个学校关掉。”邓中夏听后陷入沉思，他想只有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办学的那几个工人都是在长辛店有点影响的人物，可以利用他们把劳动补习学校办起来。

北京大学学生要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虽然刚开始大部分工人对这个消息不大感兴趣，但支持办学的那些工人很重视，在他们的帮助下，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北京大学学生会租了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的三合院作为校址。因开办经费太少，买不起桌椅板凳，史文彬就去募捐。热心办学的人，手头宽裕的捐个桌子，不怎么宽裕的也拿来一些缺腿断脚的板凳，找木匠修修，凑合着用。再不够的由李大钊每月拿出约80元作为办学校和共产党北京支部的费用补助。

学校章程规定，学校是专为“劳动者”及“劳动者的子弟”增进知识而设，“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还“概不收学费”。当时，这在全中国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

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分日夜两班：夜班听课的是工人，日班听课的是工人子弟。

劳动补习学校刚成立时，很多工人认为：“耍手艺的人，学这有什么用？”“我也不想往上巴结，费那个事干什么。”“要给窝窝头，我就去。”所以，来上课的工人寥寥无几。邓中夏等人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只有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慢慢地，下班后主动来学习的工人多起来。

用什么课本教工人呢？有人说：“用平民常用字课本就行了。”邓中夏摇摇头：“我们应该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自己编一个工人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在课本上。让工人知道‘老虎钳’3个字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认的字、学的知识和工作生活直接相关，工人们渐渐感受到了学习的用处。

短襟工人和长衫先生打成一片

工人们的课本由北大学生们编印，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的。为办好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人每周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晚上上完课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连煤油灯都是从工人那儿借的。他们每人一个月拿7元的生活费，只吃3元的伙食，省下的几元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有病时也向他们讨教药方，甚至还请他们帮助解决家庭纠纷。

时间长了，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打成一片，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一开始学生们称工人为“师傅”，工人称学生“先生”。熟悉后学生开始称呼工人老史、老罗，还给工人起了绰号，如称史文彬为“麻哥”，称陶善琮为“张良”。后来工人也给学生们起了不少绰号，举止斯文的高君宇被称“老夫子”，性格直率的邓中夏被称“邓大炮”，机智勇敢的王尽美被称“盖韩信”，温文尔雅的宋天放被称“宋学士”。

中共早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北大学生，他们对工人有求必应。如工人吴国有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就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请他们帮忙讨公道。王复生当即给外国总管祚曼写了一封法文信，说明是非。工头因此受到责难，吴国有被从宽发落。工人们亲切地称劳动补习学校为“工友之家”。

先进知识分子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就这样实现了初步的结合。

“工友”称呼从这里流行

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采用夜校形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开始。教员在向工人传授知识的过程中，经常宣讲“劳工神圣”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一天晚上，李大钊在黑板上写上“工人”二字，然后说，“工人最伟大，工和人两个字接在一起就是个天字，工人顶天立地。”以“工友”来称呼工人，最先也是在长辛店补习学校开始流行的。

后来有工人问，“工人伟大，为什么受穷呢？”邓中夏回答，“受穷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八字不好，是军阀和厂主剥削的……我们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怎么办？”大家都说不出怎么好。邓中夏接着说：“只有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大家不约而同鼓起掌来。

学校还备有《劳动音》《共产党》《工人周刊》等先进读物供工人阅读，在工人中的影响很大。比如，中共北京早期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解释工人恶劣生活的根源所在。《工人周刊》很受工人的欢迎。工人们尽管生活困苦，还是向刊物捐赠钱款，使刊物能够正常运转。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在工人中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被誉为“北方红星”升起的地方，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1921年下半年，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入党，成为长辛店第一批工人党员。

北京党组织的实践证明，创办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工人补习学校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有效方法。这样做，可以把革命思想灌输到工人中去，奠定建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基础。后来在劳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长辛店成立了全国闻名的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后改组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随后的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结合的典范

在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长辛店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向党的一大所做的报告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

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他的这一评价是对长辛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的定性。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利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等，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起来，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的成功实践，对于总结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模式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为何毛泽东曾说（为何毛泽东曾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