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中的范畴语（脏话的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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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脏话 |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

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 脏话的语言学研究 |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 · 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语言学研究》（Swearing：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包括“X”“屎”等禁忌词；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 · K. 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

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

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X／屎／黑鬼分类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

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

《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 · 平克（StevenPinker）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

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 · 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

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 · 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

到了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脏话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

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

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注解。”

| 脏话的社会禁忌 |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

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 · 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时“私生子”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间的性行为。”

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 · 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

还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话了。

各类型脏话中

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

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滚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

| 脏话的演变 |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而反过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 · 克里斯蒂和马克 · 吐温的文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

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

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例。

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文 · 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

史蒂文 · 平克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刺耳得多。

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 何人、何故骂脏话 |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

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

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

有些人会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

| 为脏话正名 |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

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

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放尊重点！

来源：

埃玛·伯恩（2019）《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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