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须以诗书为性命（春秋功名孜孜以求）

01

一个故事

鲁襄公13年，楚王病重，知道自己好不起来了，于是召集大臣们来到床前对他们说：

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成就，工作没做好，幸好有你们，才没让我身首异处，能够得个全尸葬于故土，这让我十分欣慰。我死后，你们在祭祀我的时候，会给我一个谥号，我自己觉得就用“灵”或“历”，叫楚灵王或楚历王就可以了

听到这里，大臣们都蒙圈了，谁也不敢吭声。为啥呢？因为这个“灵”和“历”都不是啥好字眼，用这个字做为谥号，是对人的贬罚，但楚王这样说，作为臣下，不知道怎么说好

这边大臣不知说啥好，那边楚王却一连说了五遍，直说到大臣们应承了一句：“那好吧”才肯罢休

秋天，楚王果真病亡。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谥号，有了这个谥号才可以设立灵牌，没有这个灵牌就无法设灵堂，无法举行葬礼，无法确定他在庙堂里的位置

于是乎，一帮臣下就聚在一起商量这事，只见大伙都说：有啥商量的？楚王不是已经交代过了，说不是灵就是历吗，我们就在这两个字里面选一个吧

这时令伊（宰相）子囊说话了：你们这帮傻子，怎么就听不懂人话了？君王说“灵”和“历”，这是表面话，是客套话，是反话，是谦虚话。他实际上想告诉我们的是希望我们用“共”（恭）这个字

你们看他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为楚国努力工作，虽然没有大功大业但是维持了楚国的稳定，还向南扩展了疆土。最重要的是维护了楚国在中原各诸侯国心中的地位

做出了这么好的成绩却不骄傲，反而时时刻刻恋恋不忘自己的过错，试问那个国君没有一点过错呢，他真是对国家的大恭敬，是对自己这份工作的大恭敬，这真是具有是恭德啊！如此功德，对应《谥法解》，应该立谥号为“共”，应该叫“楚共王”

这一番话，把诸大臣说的如梦初醒，佩服子囊：怪不得我们做不到令伊，原来你是这么了解君王。于是大臣们纷纷表示赞成，立谥号为“共”，是为“楚共王”

这是《左传•襄公十三年》里记录下来的一个完整故事。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出：当时的国君，对自己死后的“谥号”有多么在乎，多么地念兹在兹

02

谥号的由来

据《逸周书·谥法解》，谥号一事，始于周公和姜太公（后人对此有疑，凡春秋事，少有不被疑）

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逸周书·谥法解》

如果咱们今天也用“子囊”的脑袋来琢磨一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表面上看“谥号”是为周天子们设计的，其实是为自己设计的：

周公和姜太公都不是周天子，但其威望和地位，都高过当时大周天子成王。如果按照商朝的规矩，不管你生前如何功高盖主，死后不可能与历代天子平起平坐，不可能进入最高庙堂与天子同祭

于是乎，这两个功高盖主的周朝重臣就挖空心思整出了“谥号”这一新东东，凭此把自己的身后功名，拉高到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

按照姬旦和姜尚的设计，谥号，是帝王或重臣（这是重点）死亡后，生人按其生平事迹，用一个汉字来概括其一生成败，给予或褒或贬的评价。这就是盖棺定论，就是身后事，就是历史评价，就是最后的千秋功名

这里面最关键的字眼是把重臣加入到参与评判得谥号的队伍里来了。因为在过去的礼制里，君王有没有谥号都是得到后世最高祭祀，不管有没有谥号，都会列入君王系列里永传后世

谥号制度的建立，把对历史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拉进历史的第一梯队，客观上弱化了君权神授的原始历史观，让天子以外的凡人成为站进历史C位的可能

其实也正是姬旦和吕尚在周武王死后确确实实站在了周初历史的中心，才有了如此这般“谥号法”推出的欲望和可能

这部“谥号法”，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逸周书·谥法解》。说是“大概”，表示基本精神，关于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关于这部书的真实成书年代，存在许多说法，但这本书里记载的周朝的“谥号制度”，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这本书里，解释了“谥号”的由来，确定了可用于“谥号”的几百个汉字，对这些汉字的意义进行了讲解。可以说是“谥号”的备查字典

03

周朝前的“谥号”

我们今天说谥号是周公和吕尚假公济私整出来的新东东。那么“夏桀王”不是谥号吗？“商纣王”不是谥号吗？这些周以前大谥号又是哪来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周人封的

夏朝帝王本身并没有谥号，他们死后，后人用干支来确定对他们祭祀的时间，再在前面加一个字表示祭祀的方法，所以他们死后的字号都是些太甲、孔甲、盘庚、帝辛之类，后面的“甲乙丙丁”是祭祀时间，前面的“太、孔、盘、帝”等字，就是祭祀的方法，至于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祭祀方法叫“太”，什么样的祭祀方法叫“孔”，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商朝的君王也没有谥号，但有庙号，并且不是所有君王都有庙号（庙只那么大，装不下那么多），只是有成就的商王才有庙号，比如开创者、中兴者、辉煌者、获大胜者、总之，只有成绩特别突出，才会给予庙号永久祭祀

比如，商朝中后期，发生了著名的“武丁中兴”，当时的商王武丁就有庙号为商高宗；而商朝的末代国王丢了江山社稷，被周人叫做商纣王的帝辛，就没有庙号

到了周朝，周文王，周武王既不是庙号，也不是谥号，就是生名。武王后，才有姬旦开始考虑身后名的问题，如果按照前制（周朝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商朝的制度）立庙号，那么就与负责建制的姬旦和吕尚无关。所以姬旦和吕尚干脆推倒重来，重新设立一套规则，把自己也趁机裹了进去

虽然把自己打包进去了，但是，前朝的帝王们，他们却显得非常吝啬

对于夏朝商朝，只给一前一后两个君王封了谥号：

夏开国君王封为“禹”，称“夏禹帝”

夏亡国君王封为‘桀’，称“夏桀王”

商开国之君封为“汤”，称“商汤王”

商亡国之君封为“纣”，称“商纣王”

其它夏商两朝的所有君王，全部没有谥号。就这样，周人仅仅用四个谥号，就将夏商两朝千年帝王全部处理完毕，真可谓大刀阔斧

姬旦和吕尚包藏私心制定的谥号制度，如其所愿地落在了自己的头上。周朝的谥号制度，最先实施的就是这两个人

至于用在天子头上，有说是从周穆王开始。此说不合理，应该从周成王开始才符合逻辑，到周穆王的时候，应该是蔚然成风

04

再说一个故事

楚成王四十六年（鲁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

一生励精图治的楚成王遭儿子商臣逼迫，无奈上吊自杀而死

那厢边边父王落气，这厢边商臣给父王上了个谥号称为“灵”（只有把父王抹黑，才能杀得有理）。但躺在地上的楚成王虽然嘴巴不能说话，可就是不闭眼睛；商臣明白父亲以楚国一国之力与中原诸雄争霸一生，何其威武，今天落得个被子逼杀，也就认了，但落得个“灵”的身后功名，实有不甘，于是改称谥号为“成”，楚成王这才闭上眼睛

父为子弑，君为臣弑，心中所念，竟然是一字之“谥”，这也真叫个奇葩，比我们文章开头说的那位楚共王更加执念

这两个故事，都是涉及到君王死后谥号的选取，都是在为自己的身后，争取一个好点的谥号

从一开始设立谥号以来，谥号就跟庙号不一样，庙号只有褒没有贬，谥号就是有褒有贬

褒的谥号居多，有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等等许多

厉、灵、炀，幽，纣、桀等都是恶谥，

哀、思等属于中性的谥号，虽然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这类中性不太好听的谥号，往往不是表明其人品不好，是在感叹生前经历坎坷，运数不佳

不论褒谥、恶谥，《逸周书·谥法解》这本书里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得清清楚楚，都可以一一对应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认为谥号这事属于“子议父，臣议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再碰到像楚成王那种事，更是令人徒生凄凉，就把它废了。到了汉朝才又得以恢复

汉朝以后的谥号，开始失去了周朝谥号的严肃性，开始泛滥，最后泛滥成是个人就能弄个谥号，更有甚者，生前就给自己定下了谥号。比如魏明帝曹叡死前两年就钦定自己为“魏庄帝”，很可能是怕落得个楚成王的下场，辱没了自己“一世英名”。再加上庙号、年号搅在一起，谥号就没有周朝那么重要了

05

结束语

最开始想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拟订的题目是“千秋功名，孜孜以求，只为一字”，想全面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帝王的谥号。后来发现春秋以后的帝王谥号太乱，谥号、庙号、年号搅成一团，不是一个小篇幅能够容纳得了的，需要分开来聊，才有可能不聊成一锅粥。于是乎就将“千秋”改为“春秋”，专门谈谈周朝范围里的“谥号”这一中国文化里的特殊符号。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个粗线条，只能说是抛砖引玉，恳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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