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晚年自述（沈从文30岁立传晚年转业成功）

1932年，三十岁的沈从文写下《从文自传》，写他人生前二十年的岁月。这个从湘西山野走出来的穷小子，年纪轻轻，已经凭借一支笔，在北平乃至全国文坛打下一片天。

他的自传出版后，很畅销，连文坛大腕周作人和老舍，都说这是当年他们最爱读的书。

从古至今，人们历来喜欢这样的剧情：灰姑娘遇见白马王子，穷书生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虽然老套，但这是无数暗淡生涯里催生出来的光荣梦想。

沈从文的人设，一开始就契合了这种梦想。《从文自传》的畅销，有点类似于《哈佛女孩刘亦婷》的走红。毕竟，在当时，文坛地位绝不逊于一个哈佛。

据说这部自传是沈从文仅用三个星期写成的。三个星期？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写作状态，一气呵成！这一年，他已经闯荡文坛十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赢得了一定的声名，但是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出来。

显然，这不是写什么自传，为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的最好时机。

沈从文高寿，活到了八十六。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文学生涯止步于天命之年。他忽然转了行，他的一生被分成了两截，上半截，他是作家，出版了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下半截，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除了写些关于文物的书外，他再没有别的作品。

也再没写过什么自传。

汪曾祺写没写过自传？也算写过。

1988年，他写过一篇《自报家门》，现在看来是一篇命题作文。在文中他自我解嘲自己像是京剧的角色出台，要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最近遇到什么事，以后打算做什么。

1991年，他应《作家》杂志之约，写了八篇“带自传、回忆性质的系列散文”，总称为“逝水”。序言里说：“我本来是不太同意连续发表这样的散文的，因为我的生活历程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往事。《作家》固请，言辞恳挚，姑且应之。有言在先，先写到初中生活，暂时打住。高中以后，写不写，什么时候写，再说。”

为什么高中就不写了呢？有一种说法，是他在江阴上高中时开始初恋，对方尚在，自有家庭，他或许觉得从那时起，倘不写，无以存实，写呢，又怕影响别人。这是有可能的。

他大器晚成，年逾花甲才声名鹊起。在漫长的成名过程中，积攒了大量的励志素材，但老头儿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文字，从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也可以好好经营，成为世人争相效仿的范本。

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说：“现在的女作家们，她们的散文就是写她们自己的事，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行……这事我觉得有两种，一种女作家，一种老头。我觉得对女作家的散文，可以原谅。对老头这样写散文就不感兴趣。”所以他的散文，直眉瞪眼开宗明义写自己的，并不太多，他的回忆，还是散在各种各样的文字里。

他走后，很有一些人热衷编《汪曾祺自述》《汪曾祺说》一类的书，不知道他地下有知，会不会苦笑出声。

三十岁写下自传的沈从文，也许早就预见，自己的一生，是需要不断打捞和拯救的一生。

他要借《自传》的写作，沿着生命的来路追索自我；他要借《自传》的完成，完成这个自我的确认。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

他确立这个自我的愿望，比他钟爱的学生——汪曾祺，要强烈的多。

这与两人出身不同有关。

沈从文身上有苗族血统，来自偏僻的湘西，入过亦兵亦匪的军队。即使后来阶层上升，成了有名的作家，高等学府的教授，仍处处自称为乡下人。这看似自谦，其实是深入骨髓的自逐边缘，不愿意把自己融入社会主流框架之内。

汪曾祺虽然也是小城长大，但是高邮和凤凰，江苏和湘西，成长环境可实在是太不同了。高邮算是江南小城，自古便是经济文化都繁荣的地域。

两人的家境，不说云泥之别，也有很大的差距。汪曾祺的祖父能干，近乎赤手空拳攒下一份丰厚的家业，拥有田地近两千亩，高邮主街的一半都是汪家的。

不仅家境宽裕，汪曾祺的精神生活也宽裕。从小练字练的都是桐城派的文章，上初一就咿咿呀呀地跟着父亲熏陶着学昆曲。他父亲接受过新式教育，对孩子宽容。汪曾祺十七岁初恋，他的父亲在一旁帮忙瞎出主意，活生生把父子情深变成了兄弟情深。

汪曾祺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然没有身份得不到确定的焦灼。

他的文字，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淡定和从容。

在人情世故上，汪曾祺也比沈从文要练达，更懂得保护自己。

1949年沈从文走入绝境，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直至崩溃自杀。这固然是时代本身压给他的，但与他不通人情世故，招致小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来的他，彻底通透。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文革”当中，他的遭遇要惨许多，但他再也没有像当年那样精神纠结反复，以致崩溃。

只是，为这通透，这个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迎向世界的男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彻底丧失掉文学创作的激情。这对于一个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命的作家来说，这也是一种死亡。

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如何自保？汪曾祺似乎比他的老师做得更好。这个自保不是很庸俗地保护自己不受到身体的伤害，更包括保护好自己的心灵、精神、才华。如果没有那份把马铃薯当画谱的超脱，很难想象他晚年会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

不过，说沈从文不通人情世故，还是有失偏颇。

每个好作家，都是懂人情世故的。他们能写出那样的好作品，就说明他们有过人的敏感和观察力，至于现实生活中愿不愿意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像林黛玉那样，是爱惜羽毛，珍视格调，懂世故却不愿世故，认为那样降低了自己做人的境界。而像钱钟书伍尔夫这样的，是爱惜精力，他们真的是以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中去。沈从文呢，他是真正的心知肚明而温柔敦厚。

黄永玉曾写过一件小事，让人印象深刻。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有天去沈从文家看他，正好有一个青年也来看沈从文，这青年行为举止大喇喇的，很粗鲁，说话的口气还居高临下，走之前连道别都不会说就扬长而去。黄永玉说自己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当时心里很气，觉得应该给这样的人一点批评教训。而沈从文说的是，“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当时看到这里，真的感慨这就是人格修养。

有如此修为的一个人，何以在1949年乱了阵脚，走上绝路？只能说是他对自我身份难以确定的焦灼和恐惧，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八十年代，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整个环境都非常宽松了，沈从文可以出国讲学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二十几场，演讲的内容一是讲文学，二是讲文物。

讲文学只讲一个题目，不是讲他自己的作品，也不是讲三十年代他盛名时期的事情，而是讲二十年代他刚刚到北京时候的文坛情况。

讲文物的题目就很多了，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到那个学校里讲丝绸。他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一讲起来就很兴奋。当然他也知道，这些人来听他演讲，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他的口中亲自证明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残害，希望听到受害者的证词。在此前前后后很长的时期里，到海外的中国作家演讲，只好讲到这个话题，下面就是热烈的掌声。

但，沈从文从不讲。

有人说，是他过于谨慎，过于胆小。一个死都死过了的人，会胆小吗？他是真心喜欢他自己主动创造的这个新身份——文物专家。

这个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义。

他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一有余钱就往古玩市场跑，甚至鼓动妻妹张充和花了不少冤枉钱，为此，也受了妻子张兆和不少责怪。

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甚至成了奠基性的著作。他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汪曾祺说自己的老师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

在那场浩劫中，他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成了古人。他居然能幸存下来，不能说，他退出文坛不是明智的选择。而他选择埋首于故纸堆，为保留文化遗产顽强地坚持工作，为自己创造出一片新天地，更让他超越了单纯受害者的身份。

从某种角度来说，晚年转业成功的沈从文，比他大器晚成的学生汪曾祺，走得更艰难，也更有意义。他超越了一个时代强加给他的身份，而是自己确立了自己，自己超越了自己。

最终实现并超越自我的沈从文，面容安详。略显丰腴的面颊，线条柔和，脸上有骄傲，有克制，有大风大浪之后的安静，有从从容容的漫不经心，有淡然处之的无所谓。

一个老人，历经几十年的艰难沧桑，呈现出这样安详清寂的面容，让人不得不感慨精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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