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南大街现状(南大街灯塔魏胡同)
南大街,灯塔,魏胡同……儿时的许昌远去了!‖老家许昌
文‖冯广君
图‖“老家许昌”图片库
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会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感情。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怀旧感越来越浓。
小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经常讲“光阴似箭,时光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时,我也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可就是听不进去。我总盼着放学铃声快点响,好去跑着玩。
那时,慌着过年,因为过年了,可以跟着父母去亲戚家和表兄表弟一起玩,有好吃的好穿的,还有压岁钱。时光一晃,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就这么悄无声息过去了,和儿时相比,现在是怕过年、不想过年。
六十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十几岁就从许昌城南十几公里的老家随几个同乡到城里打拼。听父亲说,他在城里卖过蒸馍,在城郊放过羊,后来进厂当了工人并在许昌安家。我们姊妹六个,我排行老六,上面全是姐,街坊邻里都说我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因为我是姊妹中唯一的男丁。
话虽这么说,可家里姊妹多开销大,生活条件差,如果说在家里我有什么特殊待遇的话,那就是母爱。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性,而父亲的脾气大,我要惹了他,他抬手就打。
我挨父亲打时,母亲总把我揽在怀里护着我。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融洽,二十岁以后,我们俩的话越来越少。直到父亲去世时,我才意识到父亲的打骂也是爱的一种体现。
我母亲没正式工作,在街道上打小工,尽管工资微薄,但也能贴补家用。当时,全家收入加起来不足百元。好在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物价非常稳定,虽然生活艰难,一两个月还闻不见荤腥,但父母还是把家支撑了下来。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凭票购买,如粮票、布票等,甚至买个自行车还要票。粮票有全国通用的,还有在省、市内流通的粮票,每家都有两个本,一个是兰皮户口簿,另一个是绿皮购粮簿。有时,当月的口粮吃完了,还要去亲朋好友家里借粮票去粮店买米面。大概到九十年代未,粮票、粮本等才彻底退市。
那时,因为诸多因素,国产的东西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外来的“洋”货,如火柴叫“洋火”,自行车叫“洋车”,铁钉叫“洋钉”,肥皂叫“洋碱”等,喊外国人叫“洋人”等。
那个年代,从上小学到中学,家长从来没有送过孩子去上学,孩子们都是和邻里间一般大的孩子结伴去学校。那时,街上的机动车极少,也没有人贩子。随着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马路虽然越修越宽,但机动车、电动车等也日益剧增,再加上不法分子也会趁虚而入,现在的家长是不会让孩子自己上学的。
小时,我对幼儿园没有概念,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上幼儿园了。大概七八岁时,我直接上了小学。我的胆子特别小,和小朋友们不太合群。每次出门,我总跟在大人背后寸步不离。直到十来岁,我才慢慢和一般大的孩子一起去玩。
小时没有什么玩具可玩,那时我经常玩的游戏就是崩珠子(工厂用玻璃做成圆的球体,大小和衣服上的纽扣差不多)、摔面包(用牛皮纸等折叠成方形)、呼啦圈(用细钢筋焊接的圆体)、赢菜角(用各种香烟盒纸折叠的三角)等。记得有一次,我刚换上晾干的衣服,就和玩伴一起去玩摔面包,回家的时候身上脏兮兮的,被母亲狠狠训斥了一顿。
那时,除了大马路是沥青铺的,大街小巷的路面都没有硬化,下雨了,就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路,每家备几双胶鞋是很正常的事。现在,城市所有路面硬化得都非常好,胶鞋成了过去式。
后来,我和小朋友们玩的次数多了,胆子就大起来了。有好几次,竟然和他们一起翻电影院的围墙,爬到里面去偷看电影。有时也翻西湖公园的围墙到里面玩。记得那时的电影票一张一两毛,学校包场电影时一张才五分,西湖公园的门票也就是一张一毛。有时翻围墙,会被管理员逮住,但他们拿几个孩子没办法,最多是把孩子们从里面直接撵出来。
那个年代,别说小孩,大人也没什么娱乐的,家里有收音机、唱机的也不多,更别提电视机了,即便有,当时的电视机也是黑白的,后来,才有了彩电、录音机。记得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时,我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没有,总是隔几条马路跑到七一路同学家看。
父亲是个戏迷,怀里老抱着个收音机,只要有戏,他一准会收听。父亲喜欢听“朝阳沟”、“秦香莲”、“花打朝”等戏曲片段,年轻人则喜欢听“妹妹找哥泪花流”、“牧羊曲”等电影插曲或流行歌曲,而孩子们最喜欢听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叮叮当,叮叮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声音至今难忘。人民路东头有个影剧院,白天放电影,晚上唱戏。现在这个剧院依然存在,遗憾的是剧院不再放电影和唱戏了,而是变成了一家饭店。
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大街小巷里的录像厅、舞厅、卡拉OK如雨后春笋。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纪的早期,VCD影碟机非常畅销,传呼机、商务通也开始流行,唱片、录音磁带则无人问津了。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万能机”,时代变化真快呀。
小时候,我家住在人民路东头路西的魏胡同里。人民路为东西路,大约一里地,虽然不长,但它是魏都区党政机关原所在地。每年元宵节,路两侧都放满了企事业单位扎的灯笼,赏灯的人流络绎不绝。白天还有踩高跷、划旱船、舞龙、舞狮的精彩演出。
人民路东邻南大街,那时,南北向的南大街是许昌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大概七八岁时,南大街开启了夜市摊,卖小吃的随处可见,街上熙熙攘攘。有一次,大姐领着我去玩,她花了两角钱给我买了个“肉盒”,我还是第一次吃“肉盒”,里面有肉有粉条,入口特别香。现在想起,口舌生津。
南大街南头与建设路交叉口路中央原来有座灯塔。灯塔约有五六层楼高,塔身呈梯形,底部约三四个人才能抱住,塔顶是几面簇拥着的红旗雕塑,塔身四面镶嵌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主席语录。
灯塔大概建于五六十年代,在建设路东段还没打通时,那里是农副产品集市一条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当时,灯塔非常有名,可以说是许昌城市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一提起灯塔,许昌方圆十里八里老少皆知,遗憾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为修通建设路,灯塔被拆掉了。
我最不能忘怀的地方是魏胡同,从出生到青年时期我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许昌方言把魏胡同念成了“卫国倒”。与魏胡同紧邻的是臧胡同,胡同的路坑洼不平,路宽处约五六米,窄处约两三米。民房也多样化,有平房、瓦房、楼房、草房等,这些房子大都有或大或小的院子。
那里有我许多童年的玩伴,现在我还清晰地记着他们的名字。搬家后,我没有和以前的邻里再有来往。九十年代末,因城市开发,这两个胡同也不存在了。
在我十四五岁时,胡同里才接通自来水。之前,都是父母或者姐姐们在外用铁桶挑的水做饭或洗衣服,挑水的地方在人民路与古槐街交叉口西北角。那里有个卖自来水的,挑两桶水一分钱。
我看家人们挑水非常辛苦,就想帮他们一把,别看我年龄不大,个子却不矮。刚开始挑水时,我挑不了满桶,就一次挑两个半桶水,卖水的地方离我们家约四五百米的距离。
起初我挑不稳当,走一路,洒一路,肩膀头上也磨得红红的,还有些疼。后来,我再挑水时就在肩膀上放几块垫布,这样就好多了。
有一次,我连续挑了三四桶水,实在太累了,就坐在路边歇,这时,有一个大婶推着小车过来,大声吆喝着“大楼冰糕,凉甜解渴,五分一个。”我一摸兜,还有几分零钱,就想买个冰糕吃,可转眼一想,算了,五分钱还可以挑几桶水哩。
我家姐妹多,父亲偶尔买回点好吃的,大家都争着吃,父亲常说我们是“狗窝里放不住剩馍”。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母亲买回一块月饼,过去老式月饼和烧饼一般大,母亲把月饼切成小块,每人分一小块吃,我吃了两口就吐了出来,因为我受不了月饼馅里掺进去的红丝、绿丝那个味。
大概是1986年吧,我家搬进父亲单位的集资房,搬走后,老房子空了好长一段时间。有时和父亲闹矛盾,我就一人回到老房子里住几日。后来,听父亲说他把房子卖了,我就再也没去过魏胡同……
(文中图片来自“老家许昌”原创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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