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离职40年（陈纳在NASA实验室工作的日子）

说到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简称）人们总会联想到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尤其是火箭、飞船之类，这一点在美国、中国都一样。火箭是发展航天的基础，是高度复杂的机械系统，英语中的短语“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学）或“rocket engineering”（火箭工程）常常用来表示高深莫测的学问或技术，似乎常人是沾不上边的，所以NASA的工作往往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与朋友闲聊，偶尔说及我曾在NASA项目的实验室工作，每每引起朋友的惊奇和质疑。其实，NASA的工作涉及面很广，真正从事尖端科技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做的都是简单平常的工作。我当年在NASA实验室做助理，从事的就是十分平常的工作。不过，为NASA项目工作的那两年还是让我这个“文科生”获得一段直接参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经历，并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感受和观察了美国社会文化的某些侧面。

一

1991年5月底，我刚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宾大）毕业，取得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硕士学位，还没考虑好下一步的去向。这天，一位来自杭州的季姓同学告诉我，有一份实验室助理的非全职工作（part-time job），每周二十小时左右，急于要人，问我是否愿意做？我了解了工作的大概情况，表示愿意去试试，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先做一份工作解决生计，再考虑下一步。

实验室的工作比较简单——种麦子。对应聘者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要学过统计学，能够将麦苗生长的数据做初步分析。我是老知青，“文革”下乡插队整十个年头，基本农活都干过，种麦子不成问题；统计课程是宾大传播学研究生的必修课，处理数据也不成问题。我满怀信心，加上几分好奇，跟季同学去面试。

实验室在市场街和三十六街交界处一座楼房的三楼，季同学把我介绍给实验室主管就离开了。主管是一位叫大卫的白人男子，五十多岁，中等个子，微胖。大卫看了我的简历，问了我几个与个人经历相关的问题，谈了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事项，聊了几句统计学的行话，当场拍板，让我第二天来上班。接着，大卫让我签了一份初步的工作合同，说还有具体入职手续等上班后由秘书带我去办理。离开前，大卫带我在实验室转了一圈，了解工作环境并与实验室团队其他人员见面。

整个实验室在一个五室两厅的大套房里。主管大卫的办公室不大，里面有两张办公桌，一张是大卫的办公桌，还有一张是秘书的办公桌，秘书当时不在。主持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位被称为布朗博士或布朗先生的生物学家，他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那天没有上班。另一位科学家也是生物学博士，约四十岁，叫迈克，大家习惯对他直呼其名，他也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主管大卫将我介绍给他，他笑着跟我打招呼，还说了一句玩笑话，口音非常重，我竟然没听清他说的什么。在实验室最里面有一个大房间，放着一台直径约五米（旋转臂长度为两米多）的离心机（centrifuge），一位技术员正在调试设备，我们也打了个招呼。我的办公室或者说工作室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工作台，配备了电脑、冰箱、保温箱等设备，还有一个水龙头和盥洗池。

实验室套房里有两个厅，一大一小。小厅里有一台复印机和一张餐桌，桌子上放着微波炉和咖啡壶，旁边有一台饮水机。在那个大一些的厅里，有一张会议桌，可供七八个人坐下开会，旁边有一张办公桌，项目助理克丽丝在那里办公。克丽丝主动跟我打了招呼，表示欢迎。她是一位生物学的硕士，两年前毕业于中部的一所大学，随即到东部来谋职，找到这份实验室工作。看到克丽丝置身于公共空间办公的诸多不便，我对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感到格外满意。

二

第二天，实验室的秘书来了，一位叫安吉拉的中年女子，看样子有五十岁了，但穿着打扮还是三十岁的风格，她的岗位也是每周二十小时的非全职工作。安吉拉让我填了一张表，主管大卫在表上签了字，由安吉拉拿着表带我去办手续。我们沿着市场街向西走，穿过三十七街来到一座较大的建筑物，在二楼的人事处办公室，我又填了两三张表，算是正式入职了。

人事处所在的较大建筑物是“费城大学城科学中心”（Philadelphia University City Science Center）的总部。这家“大学城科学中心”是全美最早（1963年成立）也是最大的城市科技园。所谓“科学中心”（或“科技园”）的名称有点唬人，其实它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科学或技术工作，而是一个服务平台，提供开展科研和相关工作的基本设施和服务，诸如实验室用房和办公用房，行政管理的各项服务，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行政事务、后勤供应、安保服务等等。手中有科研项目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带着经费和团队入驻，通过租用园区的设施和服务，便可立马开展研究工作，省去了在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中多层级管理的繁文缛节，简便、高效。也有些小公司入驻科技园，只要交租金和管理费就行，省事。

我们实验室的项目是布朗博士领衔申请的，当初申请的时候布朗博士还在宾大当教授，后来他从宾大退休就带着项目和团队到科学中心来安营扎寨。这是NASA主持的第一座国际微重力实验室（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crogravity Laboratory）的项目之一，项目的前期在地面实验室进行，完成前期实验以后再到航天飞机上进行微重力实验，将地面和太空的数据综合起来完成项目的最终研究报告。从最初NASA发布建立国际微重力实验室的总方案，征集研究项目，研究者提出项目构想，形成研究方案，论证，修订，申报，评审，筛选，再论证，复核，批准，发放经费，地面实验，太空实验，分析数据，撰写报告，提交研究成果，直到最终结项，整个周期恐怕要近十年时间。我参加实验室工作时，项目的地面实验已经进入最后一年。

我们实验室研究的是微重力条件下的植物生理（plant physiology），具体来说，是以小麦做实验，让小麦在无光或微光条件下生长，然后在微重力条件下给予定向的光刺激，研究植物的向光性（phototropism）使植株（麦苗）向光源发生倾斜的规律及其生理机制。实验用的小麦种在黑色的铝合金盒子里，盒子六厘米见方，约两厘米高，盒盖上有六个小孔。种麦子的过程很简单，在盒子里填上营养土，盖上盖子，在六个小孔里各种上一粒麦子，按规定的量注入蒸馏水，然后把种好麦子的金属盒放在保温箱里，等待发芽。大多数时候，每次种八盒或十盒。

记得在乡下插队时学过一句农谚，“豆三麦六，菜籽一宿”，就是说，在温度和水分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种下的豆子（诸如蚕豆或黄豆）三天出芽，麦子六天出芽，青菜籽一夜过去就可能出芽了。不过，在NASA的实验室里，人为的“自然”条件太好，麦子种下后四至五天就出芽了。等麦芽长成近两厘米高的麦苗，就放置到特制的设备里移到离心机上做实验。在离心机旋转过程中，离心力和重力互相作用，在实验设备中形成一个模拟微重力环境，麦苗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光刺激并继续生长，同时有录像机定时拍摄麦苗生长过程。录像资料放到电脑上，用一套专门编写的程序进行处理，先将影像上不同时段的麦苗一株一株地测量高度和倾斜度，记录下来，然后将这些原始数据做初步的统计处理，算出均值、中值、方差等，最后把数据汇总交给项目助理，这就算完成了一轮工作。在此过程中，麦苗长到三厘米左右一轮实验就结束了，容不得幼苗继续生长直至抽穗结实。我曾开玩笑说，我是一个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种麦人。

三

实验室的大门是双扇，方便较大器物的进出，门外是走廊，通向电梯。关上大门，实验室就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这座楼里有数十个实验室，因为都是“租客”，各自为政，处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与在高校实验楼里不同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互动频繁的情况大不一样。“科学中心”有时也组织一些跨实验室的学术活动或社交联谊活动，但并不能改变“不相往来”的基本格局。

我们的实验室就是一个六人小社会，上了班就在这几个人的世界里互动，除了维护离心机的技术员偶尔来一下，很少有访客。多数时间，实验室的工作并不紧张，大家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有时彼此串个门，端着咖啡杯闲聊一会儿，也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不到一个月，我这个“新人”与各位“老人”渐渐熟悉了。

主管大卫早先学习生物专业，参加过一些科研，后来读了一个MBA学位，转向科研管理，在这个项目中他与布朗教授合作组建了团队。与大卫同一个办公室的秘书安吉拉，就是大卫的太太。夫妻俩，一个做主管，一个做秘书，当然大有方便之处。但这样是否有违相关规定呢？难道没有避讳吗？（美国有些机构原则上不允许夫妻在同一单位工作，更不要说夫妻搭档。我曾执教的一所文理学院早先就有此类规定，但因学校地处偏远小镇，配偶就业不易，于是出现个别“例外”，例外多了规定就不攻自破。）按美国人做事的方法，当事人一般会正视并设法处理这类问题。如果制度上没有对此设限的明文规定，当事人无需顾忌。如果确有明文规定，当事人则会设法在工作合同上附一个“但书”，通过限定性条款把违规的事情“合法化”。不过，对于大卫夫妻搭档的事我从来没有问过，只是猜想，详情不得而知。实验室整个团队一共六个人（其中两人是半职），还要设一个行政秘书（尽管是半职），当然是闲差。我进进出出都要从主管办公室门口经过，常见安吉拉闲着，有时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小镜子修眉毛、画眼睛。

项目助理克丽丝与我有工作往来。我做出的数据交给她做进一步处理，通过比较以往实验的数据，做出初步分析，上报给布朗先生，再由布朗先生组织大家讨论，提出下一步实验的参数调整，诸如麦苗生长的时间，光刺激的强度等等。克丽丝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工作上一丝不苟，但平日看上去脸上总挂着一点焦虑，可能是生活中遇上了不顺心的事。后来，在我们实验项目正式结束以前她就请辞了，要去南方一个城市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在这个实验室的工作是一个“项目岗位”，项目结束岗位就结束，她就要失业了。克丽丝离开的那天中午，主管大卫邀请大家去饭店为她饯行。西餐，照例是各人点各人的份，我要了一份鱼。饭后回到实验室，大卫告诉我，我的那份餐十五美元，让我交钱。在一个六人实验室，为一位相处数年的同事饯行，这样性质的事情，主管竟然邀请大家去吃AA制的午餐？我有点意外，但也不便发问，只是如数把钱交了，既是餐费也是学费。身处异国他乡，为社会文化知识付学费是常有的事。当然，克丽丝吃的那份午餐以及大家共享的小吃和那瓶葡萄酒是由大卫从行政管理经费中的专项经费中支出的。（必须说明，在美国关于“付费”的情况五花八门，切不可一概而论。）

按入职时的合同，我的顶头上司是迈克博士，我向他汇报工作。然而，我那份工作太简单了，按基本要求操作，没什么需要汇报的，直到克丽丝离开后我才与他有了直接的工作往来。不过，所有人当中，我与迈克交往最多。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我有时会到他那儿串门，他有时会到我这边聊天。迈克是“英伦三岛”上的威尔士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威尔士人就是威尔士人，这一点跟苏格兰人相似。尽管已在美国生活多年，迈克还是一口威尔士英语，口音非常重，初听有点像北方人听福建话或广东话，不过接触多了也就渐渐适应了，但听他说话时还是不能走神。迈克是一个机敏而大大咧咧的人，喜欢说笑话，有时也以自己为玩笑对象，解嘲。他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儿，长得真好，人见人爱的那种。迈克办公桌上的相框里放着女儿的照片，他有时会深情地看着女儿照片，露出充满爱意的微笑。

迈克有一项业余爱好，木雕。他家地下室设了一个木工车间（可以说是艺术工作室），有包括木工车床在内的各种工具和材料。有一次，科技园组织全园工作人员的艺术展，鼓励各实验室人员将自己的艺术作品奉献出来参展。迈克从家里带来一件木雕作品，一只雄性野鸭，大小与野鸭的实物相当，每一片羽毛都雕得精细入微，头部处理得非常完美，眼睛传神，色彩上得也很用心，像是上乘工笔画中的水禽，整件作品栩栩如生，令人惊艳。在我看来，专业艺术家的作品也就这个水准了。

艺术展布置在园区总部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开幕那天我们都去了，作品五花八门，摄影、油画、素描、陶艺、布艺、雕塑、拼图……但在所有展品中，迈克的野鸭木雕无疑最为突出，那张展台前围观的人最多，人们赞不绝口。迈克十分高兴，享受着他应得的赞誉。一连两天，迈克沉浸在喜气洋溢之中，下班前还要到展厅去转一圈，看一眼自己那件“鸭立鸡群”的作品。第三天午后，我一进实验室，安吉拉就招呼住我，轻声告诉我，迈克的展品鸭子不见了，园区刚刚又来电话确认木雕失窃。

我来到迈克的办公室，迈克坐在椅子上，手臂交叉置于胸前，两眼半眯着，满脸失落。

“你知道了？”迈克问道，眼也不抬。

“是的，我刚听说，鸭子飞了。”我十分理解迈克的心情，那件木雕是他半年多业余时间的心血之作，本来说好展览结束原物奉还，如今一去不复返了。我想不出什么宽慰的话，只是以我俩平时聊天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或许，你的鸭子遇到它的真爱了。”

“嗯，——但愿如此。”迈克应着我的调侃，苦笑一下，脸上的失落一丝没有减少。

四

在实验室所有人当中，我与布朗先生接触最少，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去实验室，而他一个星期也只去一两次。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

当时，我住在宾大教授李克家，地处P街和三十七街街角，步行到实验室只要七八分钟。如果我上午去实验室经常会第一个到，正常上班时间是九点，我八点半之前就会到，进入实验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咖啡煮上。这天早上，我照例提前来到实验室，一开大门发现厅里的灯亮着，咖啡香气扑面而来。进去一看，原来布朗先生已经到了。我上前自我介绍，他微笑着跟我握手，说是听说我来工作了，表示欢迎。后来熟悉了，我有时会去他办公室聊天。像许多在费城工作的人一样，布朗先生家住新泽西，与费城隔着一条大河——特拉华河。他如果上午来实验室，早上七点左右就会从家里驱车出发，八点以前到达实验室，为的是避开上班高峰的车流。特拉华河上的惠特曼大桥设有收费站，每逢早高峰必堵，过桥的人在车流里堵上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是常事。

布朗先生办公室里有两个大书架，放满了他退休时从宾大搬过来的图书资料，他的书架对我开放，只要看完放回来就行。有一次聊天，布朗先生跟我说起他年轻时参加过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正是那个项目的研究报告。

二战期间，布朗先生正在读研究生。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全面投入二战，多数适龄男青年都应征入伍了，开赴欧亚战场。布朗先生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军方研究机构征调参加科研。他参加过的科研项目之一，是研究军队在干旱沙漠地区行动时生存所需的最低人均饮水量，这需要通过理论和实验两方面来论证。军方从监狱里招募了一批囚犯“志愿者”参加测试，实验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沙漠里进行。“志愿者”每人每天领取理论上的最低饮水量，负重在沙漠的烈日下行军，想方设法节省每一滴水，以维持生命。行军休息时，有些人被允许在坦克/车辆的阴影或其他人造阴影下休息，有些人只能在烈日下休息，进行比较。有人因为缺水而虚脱或休克，医务人员就进行抢救，救活了继续试验。所有的数据都记录在案：天气情况（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自然环境，人为环境，最低饮水量，节水方法，水的添加物（电解质之类），水与食物的关系，“志愿者”的装备情况和生理情况，缺水状态下的生命体征，脱水者的生命体征，人员抢救的用水情况，抢救的用药情况，身体恢复情况，等等。这样日复一日的实验在夏日炎炎的沙漠中持续进行了两三个月，收集了大量一手数据，最终形成的研究报告为军方进行沙漠行动提供了关于饮水需求的依据，也为相关的医学救护和治疗提供了参考。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实，水与粮草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三国时期，蜀魏之争的关键一役马谡失街亭，主要败于“脱水”。解放战争，蒋介石的爱将张灵甫的部队兵败孟良崮，“脱水”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缺水导致大量志愿军战士伤亡，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英雄们既要与强敌抗争也要与干渴抗争。“饮水与军事”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过，了解到布朗先生参与的这项研究，以如此系统而细致的实证途径，把沙漠生存的饮水问题研究得如此透彻（精确到毫升），并以此作为沙漠军事行动的决策参考，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所以深受触动，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与此反差太大，以“可能加大概”为决策依据的情况，或者“拍脑袋做决策”的现象，比比皆是。

另一件事涉及日本汽车。布朗先生的书架上有一批六十年代的美国杂志，有些杂志的封底登着日本汽车广告。有一天我跟布朗先生提起这些日本汽车广告，他一听就笑了，说道：“日本汽车？——那就是个笑料。”（Japanese car？—— It's a joke.）他接着向我做了解释，日本的汽车质量原本很差，二战以后（尤其朝鲜战争后）美国向日本输出汽车制造技术，日本逐步提高汽车质量并开始向美国出口。但直到六十年代，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质量仍然很糟，所以会流行“日本汽车是个笑料”的说法。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使得汽油价格成倍增长，大大促进了日本车的销量，因为日本车普遍比较小，车身轻，省油。销量增加使得日本汽车公司有更多的钱投入研发。到了八十年代，美国市场上日本车的质量已经名列前茅了。布朗先生的话为我理解“日本质量”提供了一个历史维度，同时也给我增添了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的信心和期待。

五

不到两年的实验室工作，虽说并非全职，还是为我提供了一些机会了解并体验美国的机构管理。印象最深的是，涉及工作的基本情况都放在明处，统统形诸文字。在我签署的正式工作合同上，所有职责、工作关系（向谁汇报）、待遇、福利等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在人事处办入职手续时就发给一本厚厚的科技园区工作人员手册，园区的组织架构，各职能部门的地址和电话，各种规定和要求，相关的责任和权利等都在上面。新来的人遇到与工作相关的问题，翻一翻手册或打一个电话，多半就能解决。日常事务和园区运作都按明文规定的条条框框进行，有条不紊。不过，这种所谓科层化管理制度有时因为规定太细，限定太死，会导致体系运转不灵，给工作带来不便。

我负责处理的原始数据是通过测量麦苗录像获取的，所用的索尼磁带摄像机还是八十年代初的型号，又大又重。当时（1991年）小卡带的索尼摄像机已经上市，小巧轻便。于是我跟主管大卫建议：“把那台老旧的大摄像机换成小的，操作起来更方便，还为航天飞机减少一点载荷。”

“不行！”大卫一听就给否了，“我们换不起。”

“为什么换不起？有那么贵吗？”

“不是摄像机价钱贵。”大卫解释道，“是我们负担不起论证所需的人力、所需的时间，还有大量的文案工作（paperwork）。”

原来，带到航天飞机上去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是一张纸、一支笔，都要进行全面论证和测试，反复查验，确保安全。老旧型号的摄像机是通过论证的，可以上航天飞机。如果要换一种型号的摄像机，那么，论证和测试过程必须从头开始，每一个零部件都不能放过，而且，如果摄像机换了，相关配套设施也要重新设计，重新论证，工作量大得惊人，包括海量的文案工作。这一切有序而繁琐的运作过程和相关的制度化规定都属于所谓“bureaucracy”。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社会的bureaucracy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潜在的负面后果表示担忧。然而，bureaucracy这个概念译成汉语为“官僚主义”“官僚体系”“官僚机构”等，强调了作为“官僚”的人，而淡化了像“铁笼”一样的制度，这是值得玩味的。

在实验室工作期间，有不少场合会说及bureaucracy，印象尤其深的是NASA派人来做审计的那一次。那天上午，两位审计师（都是中年男子）来到实验室，先在厅里喝着咖啡跟大伙聊了一会儿，然后进到大卫的办公室进行审计。在厅里聊天时说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空难，1986年1月28日上午，“挑战者号”起飞后第七十三秒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空爆炸，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罹难，震惊世界，为此美国所有航天飞机停飞三年。事故原因，据那两位见多识广的审计师说，一方面是当时NASA的新任局长好大喜功，对下面工作人员施压太大，一方面是管理制度过于繁琐，层层设控，机制僵化，发现问题也未能及时纠正，结果让“挑战者号”带着一点小毛病起飞，酿成大祸。事情过去好几年了，圈子里的人有时还会议论这件事。

“It's all bureaucracy！”聊到最后，一位审计师不无感叹地说，像是做总结。

这些审计人员受NASA的委派，定期到各个项目或机构进行审计，一切都是例行公事。我出于好奇，到大卫办公室看了一眼。只见桌上放着两册账本，还有几扎已经入账的发票。那两位审计师，一位在翻账本查看账目，另一位在给每一张发票盖上审计章。那位盖章的先生一边与大卫闲聊一边干活，左手翻发票，右手盖章，看都不看手下一眼，十分熟练，大概每天都干同样的事。其实，我们实验室项目经费的大头是由园区财务部门代管的，大卫手头那点办公费实在少得可怜，没什么可审的。

两位审计师离开后，大卫对我使了个眼色，眯眯一笑，说：“It's all bureaucracy!”

顺便说一说我的工作待遇。因为我的工作非全职，按小时算工资，记得最初小时工资是四美元多一点。三个月后，我给迈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善意地提醒您，按照《工作人员手册》第几条第几款，员工入职三个月可以根据工作表现进行一次工资调整。下面打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感叹号 “？！”。迈克一见就乐了，也给我回了一个问号和感叹号“？！”。 第二天，迈克和大卫分别告诉我，他们研究过了，我的小时工资涨到五美元多，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然而，记得清楚的是我工作待遇中的福利部分。虽说仅为半职，我的工作福利包括一份全额医保（保费完全由项目出），保额还相当高。不过，我那两年身体好，从未用医保看过病，但还是相当高兴，因为这份福利带来的安全感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未曾料及的是我的福利还包括一份全额牙医保险，保额也相当高。那年我正好有一枚智齿发炎，就用保险把那个智齿处理了。感谢NASA！在美国，看牙医十分昂贵。

此外，我的岗位还提供了一份特殊的福利——在职学习。员工每年有一笔在职学习的经费（约一千美元），可以用于修课。不过，动用这笔经费有附加条件：修课必须在业余时间；选修课程必须有利于提高本人岗位工作能力；修课成绩必须在“C”以上。具体操作由员工申请，部门负责人批准，员工自己缴费修课，凭“C”以上的成绩单报销学费。实验室一街之隔就是宾大校园，要修课非常方便，但宾大是一所私立常春藤大学，学费很贵，一千美元不够一门课的学费。于是我到公立的天普大学（开车约需半小时）选修了一门微积分课程，理由是我的工作需要用统计，学习微积分有利于提升统计水平（一个振振有词的借口而已）。学期结束，我把学费发票和“A”成绩单交给主管大卫报销，他十分满意，说道：“好啊，得‘A’的学生，回头给我讲讲微积分，我以前也学过，现在全忘了。”

我当时对大卫报以一笑，以为他仅是出于友善的调侃，后来发现他说的是大实话。每年学习微积分并考试合格的人成千上万，但五年或十年以后还能记得那些公式或仍会解题的人寥寥无几。微积分课程的主要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建立起某些概念，尤其是关于极限的基本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统计学课程的价值与此类似，帮助人们理解事件发生的概率以及统计数据的分布形态和相关知识，从而影响人们看问题的视角和认识能力，至于那些统计公式（尤其是基本公式的推导）和具体算法，早晚要还给你的老师或书本。

六

大约在中秋以后，说不清从哪一天开始，实验室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就连平日爱说爱笑的迈克这会儿也大为收敛，整天忙着翻资料、看电脑。布朗先生到实验室来得更频繁了，经常连续几天都能见到他。引起这一切悄然变化的原因是“大限将至” ——我们的实验要上航天飞机了！那紧张忙碌的状态与行将高考的学生没有两样，大家把几年积累起来的资料翻出来反复查看，把修改过n次的方案再次复核、微调。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我们又做了两轮实验，为的是确保万无一失。

航天飞机升空的日子定于1992年1月下旬。1991年圣诞节前，项目助理克丽丝把实验所需的材料和设备打包，运往佛罗里达的NASA实验室。元旦以后，我们实验团队人员先后飞赴佛罗里达，要在那里进行最后一次地面实验，然后将实验移上航天飞机。我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留守后方，在费城的实验室值班，策应前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那些天，整个实验室就我一人上班，空空荡荡，看书喝咖啡，偶尔接一个电话，每天八小时，还有比这更轻松的工作吗？

1月中旬一天下午，我已经准备下班，克丽丝从佛罗里达打来电话，口气很急，说是在NASA实验室种的一批小麦，四天了，没有一粒看出要发芽的迹象，找不出任何原因。她问我，麦种是否有问题？营养土是否有问题？

我告诉她，不应该有问题，麦种和营养土都是从费城实验室运过去的，是她亲自打的包，还是再观察一下，没准再有一天就发芽了。我又问了她一些相关问题，诸如“水”的情况、“温度”的情况，其实都是多余的，我那点“招数”，当初还不都是她教我的吗？

第二天一早，我刚进实验室，主管大卫来电话，忧心忡忡，说麦种还是没发芽，大家都急坏了，焦躁不安！只有几天时间了，航天飞机将如期升空，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我俩在电话里讨论了一番，费城实验室的最后两轮实验都很成功，实验用的材料应该没有问题。我问他，要不我把手头的麦种挑选一批给他快递过去，再种一茬试试。

他同意了，并让我同时准备一些营养土，快递公司（UPS）由他联系，两小时后有人到实验室登门取货。对于这个已经耗费多年心血的项目来说，在此关键时刻节外生枝真是“性命攸关”的事！虽然做出再种一茬的安排，但谁心中都没底，只是抱着希望再试一下，死马当着活马医。

几天以后，佛罗里达NASA实验室来电话——发芽了！

谢天谢地！后来听说，克丽丝见到麦种终于发芽，当场哭了。

1992年1月22日上午9点52分33秒，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发现号”航天飞机腾空而起，刺破蓝天，飞向太空。

当天，我在电视新闻上看了“发现号”升空的场景，与此前看过的许多次航天飞机升空一样——烟雾、火焰、轰鸣、起飞、欢呼。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次的航天飞机上，有我们团队的项目，有我亲手拣选的麦种和亲手过筛的营养土。“发现号”这次飞行的任务代号为“STS-42”（STS-42 Mission），机舱内的主要载荷就是“国际微重力实验室一号”（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crogravity Laboratory，即“IML-1”），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IML-1”实验室承担的实验项目之一就是我们的！

七

经过八天的时间，在绕地球飞行近一百三十周以后，“发现号”于1月30日清晨顺利降落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在太空期间，微重力实验室“USML-1”的运作非常成功，我们的实验依照预设方案圆满完成。

回到费城实验室，布朗先生和整个团队欢聚一堂，庆祝太空实验的成功。在那两年我参加过的集体活动中，这是我们实验室举办过的唯一一次正式的party，大卫开了一红一白两瓶葡萄酒，桌上放着小吃和其他饮料。凯旋的队伍仍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情绪高涨，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过去一个月的经历。出乎意料的是，交谈最集中的主题不是我们团队有惊无险的“麦芽事件”，也不是（相对）近距离观看航天飞机升空的壮观和震撼，而是关于一个兄弟团队的“IML-1”实验项目遭遇的不测。

这个团队来自美国西部一所大学，他们实验项目的主角是小白鼠。经过几年的实验，一代又一代的小白鼠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生殖繁衍，并参与实验，为项目积累了大量长期数据。这些精心养育的小白鼠，每一只都承载着独特的实验信息，如今来到佛罗里达的NASA实验室，将要登上“发现号”航天飞机，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下进行最后的实验，然后带着宝贵的数据回到地面，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贡献。然而，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刻，意外发生了。在搬运小白鼠上航天飞机的过程中，有位团队成员不小心触碰了鼠笼的开关，笼门敞开，关在里面的小白鼠一下窜了出来，四方逃散，转眼无影无踪。领衔的科学家和团队成员急疯了，但毫无办法！惨淡经营多少年的项目，百万美元的经费，大量时间、精力、情感的投入，就因为那一个细小的失误而付之东流，无法补救！失望、沮丧、悔恨吞没了整个团队，没等“发现号”升空，他们就匆匆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

对于那个团队（尤其是那位领衔科学家）来说，导致功亏一篑的“小白鼠事件”将是其终身之痛。上航天飞机的实验项目绝非轻易可得，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那么大量、长期的投入，未得最终成果，又该怎么交代呢？！世间的事从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他们跟我分享小白鼠的故事时，大卫、迈克和克丽丝满是成功者的好心情，争先恐后地讲述、插话、补充，唯恐说得还不周全，话语之间洋溢着莫名的兴奋，而那兴奋背后显然夹着几分源于他者不幸的乐趣。那时刻，关于我们自己曾因“麦芽事件”引发的恐慌，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记得当时布朗先生持着酒杯站在一边，不露声色地听着，一言不发，他的沉静与团队另几位成员的说笑形成极大反差。后来，我与布朗先生在一次聊天中谈到“小白鼠事件”的后续可能性，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人，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

大约两个星期后，实验室收到NASA寄来的一个大纸箱，里面有我们项目用于太空实验的返还材料，还有发给参与“IML-1”项目人员的纪念品，其中有我一份：一张集体照，是“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STS-42”任务的七位机组人员的合影，背景是正在升空的航天飞机，照片上有他们各自的签名；一件体恤衫，上面印着“国际微重力实验室一号（IML-1）”的英文字样；一份纪念证书，印着我的姓名，感谢我为“IML-1”项目成功飞行所做出的贡献，是由项目管理团队签发的，右下方是NASA和其他各国参与这次国际项目的机构的标识。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证书上贴着一枚布片（算是一面小小的标识旗），上面印着“IML-1”项目的徽章，“发现号”航天飞机和飞行任务标号，布片下面有一行小字：这枚“IML-1”旗帜于1992年1月22-30日（作为载荷）随“STS-42”任务飞行。也就是说，它曾搭乘“发现号”航天飞机完成了五百万公里的太空飞行，是历史的见证物。感谢设计者的良苦用心，给我留下这样一件普通而不凡的纪念品。

此后一年时间里，我主要处理从航天飞机上得到的实验数据，偶尔做一点小样本的补充实验，进行比较和验证。布朗先生和迈克格外忙碌，他们负责分析数据，并撰写实验的阶段报告以及整个项目的最终结项报告。

1992年秋，我开始在天普大学读社会学研究生，NASA实验室助理的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兼职，每周工作量也大为减少。

1993年年初，我向迈克递交了最后一份实验数据报告，与团队的各位成员一一告别，为我与NASA实验室这份因缘画上了句号。后来听说，当年晚些时候，布朗先生领衔的实验项目正式通过结项验收，实验团队散伙，NASA宣布项目成功结束。

八

离开实验室以后，我全力投入学业，先后完成社会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天普大学和德莱赛尔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

2001年，我回国到上海参与创办一所学校。创业，千头万绪，许多事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因为担任行政职务，我身不由己地卷入无休止的会议、活动、事务，同时还教一门分量不轻的课。忙碌，让你感到充实，让你感到时间飞逝。忙碌，让你埋头现实，让你忘却过去。说来有点奇怪，在上海生活刚两三个月，我就感觉似乎已经回国很久。不经意间，留美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似乎已经成为十分遥远的过去，而NASA实验室的往事则已化为一片若隐若现的虚无。

2003年2月1日，一条NASA的新闻震惊世界：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完成第二十八次太空飞行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爆炸解体，机上七名航天员全数罹难。

噩耗搅动了沉寂的记忆，十年前的海外往事，早已封存，早已淡忘，此刻又一一重现在眼前：当年的实验室，当年的团队，共同的事业和追求，共同的关注和期待，朝夕相处的音容笑貌，风格各异的交流、互动，难以忘怀的奇闻、逸事……

岁月流逝，永不返复。岁月，终将带走一切记忆。然而，无论记忆流向何方，这一切将永驻于我的生命轨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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