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梁山好汉大战节度使（水浒传中的时空错位）

所谓 “时空错位”，顾名思义，就是说《水浒传》中有很多时间、空间错误。平时阅读不觉有什么问题，可一旦较起真来，水浒人物立刻能给人带来一种穿越感。我们先来看两个情节。

情节一：史进是《水浒传》中登场的第一位梁山好汉，他因结交少华山朱武等人获罪，被迫火烧庄园，前往延安府投奔师父王进。不久，史进途经渭州，与尚未出家的鲁智深结识。这段故事里出现了几个地名，其中少华山和延安府都在陕西省境内，两地一南一北，相距大概350公里；渭州则在甘肃省平凉市一带，位于少华山西北方400公里、延安府西南方450公里。显然，从少华山去延安府一路向北即可，完全没必要往西绕路渭州，多走上八九百公里的冤枉路。

情节二：高俅征讨梁山，召集来十位节度使，这些人“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个个镇守一方，并统率兵马。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知道，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制度性地限制武将权力，把曾经位高权重的节度使，变成一个荣誉头衔。如果不是小说明确把时间设置在北宋，肯定会有人推测小说写于唐朝中后期。

这样的“时空错位”，《水浒传》里有不少，借助它们，后人做了一些很有趣的探讨。

古人的地理知识通常有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古代交通不便，一个普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机会远行，难以积累见闻；二是古代虽然也绘制地图，如宋代的《淳化天下图》、明代的《广舆图》等，但普通人不易见到，无法拿来做学习材料。因此，出自平民之手的《水浒传》有一些地理错误，实属正常。让人意外的是，一些学者发现，书中这些地理错误基本集中在中国北方。

除了开篇说到的史进外，何心在《水浒研究》中还列了其他几处典型的“绕路”。在大名府，杨志奉梁中书之命，押运生辰纲到东京。大名府治所在现今的河北省大名县，从这里去河南省开封市，应该一路往西南走，可是我们知道生辰纲被劫是在黄泥岗，那里隶属济州府，位于现在山东省济宁市境内。拿手机地图一查就能看到，这三地正好可以连成一个三角形，从大名府去东京完全不必经过黄泥岗。看了这个路线，真是让人怀疑，杨志是不是和晁盖等人早有勾结。

图：此书内容极为丰富，可惜一直未能再版

宋江被发配江州，途中经过梁山，和当时山上的晁盖等好汉有一番相聚。宋江在山东省郓城县被发配，去往江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市，原本一路向南即可，没有理由会经过郓城县以北的梁山。不久，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写反诗，知府蔡九命戴宗去东京送信，戴宗路过梁山误食朱贵的蒙汗药，引发一系列故事。其实，从地理上说，从江州到东京，同样不必经过梁山。

作者不仅对北方州府位置缺乏了解，就是对它们之间的距离也没什么概念。史进、鲁智深失陷华州后，宋江立刻点兵出征。华州位于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距离梁山大概700公里，中间隔了一个河南省。宋江带着7000人马前往华州，中途很可能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擦肩而过，可竟然没有遭遇任何阻挠，一路大摇大摆到了目的地。作者可能以为走这段路就像下山遛弯那么简单。

在写北方地理一塌糊涂的同时，《水浒传》有关江南，尤其是杭州的文字，往往准确生动、细致入微。征方腊时，张顺潜入杭州打探消息，路过西湖，书中借机以数百字的篇幅大赞西湖精致，说张顺所见“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叠翠”。此前，书中对北方名胜五台山、华山都没有如此处理。

后来写梁山与方腊军交战，无论是对宋江、卢俊义进军路线的安排，还是对北关门、候潮门、定香桥、六和塔等杭州大小建筑的描写，也都十分准确。学者王益庸统计，书中提及有关杭州的地名达100多个。有学者甚至认为，《水浒传》对梁山泊的刻画也是参考了杭州西溪。

图：杭州西溪（网络图） 图：杭州西溪（网络图）

作为全书最后的编订者，施耐庵对北方地理的书写出现严重错误，一方面是他地理知识不足，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不得不这样写——史进不绕路，没法引出鲁智深；黄泥岗不在济州，晁盖等人就不会在事发后上梁山；戴宗不路过梁山，那宋江只能坐以待毙，《水浒传》写到39回就可以完结了。当然，假如施耐庵手里有一本地图册，他完全可以把故事的发生地调整得更合理一些。

另外，这种“北错南对”的特点，为初步确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依据。由于施耐庵留下的生平资料极少，学界对于他的籍贯、职业，以及生活年代等一直争论不休。一些学者从嘉靖年间《水浒传》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和施耐庵对地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出发，论证他是元末明初杭州的所谓“书会才人”，也就是话本、戏曲的编纂者。这一说法目前尚未获得学界公认，另外有人主张《水浒传》的作者是江苏兴化人施彦端，甚至施耐庵就是罗贯中的化名等。

古代普通人不仅缺乏地理知识，对于官制往往也所知甚少。《水浒传》中最拉风的官职，无疑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听起来就像手下管着八十万禁军一样。其实不然，所谓“教头”，只是军中指导士兵练武的教师，属于没有品级的军吏。按照《宋史·兵志》的说法，从宋神宗时期起，禁军中设教头270名、都教头30名，王进、林冲就是那270人中的两个，他们的去留对朝廷来说无足轻重。

然而，在《水浒传》的作者眼中，八十万禁军教头是相当高的官职，不然他不会让高俅手下的护驾将军丘岳、车骑将军周昂，一面当着八十万禁军都教头、都教头，又分别兼任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梁山大军征辽时，朝廷派来犒军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文斌也“正受郑州团练使”，统率一万多大军。所谓“护驾将军”是评书里的惯用头衔，历史上并不存在；车骑将军在西汉以后，长期是最重要的军职之一，不过唐朝之后就废除了。

王文斌当的团练使一职，《水浒传》中也多次出现。随呼延灼征讨梁山的“百胜将”韩韬是陈州团练使、“天目将”彭玘是颍州团练使；在关胜之后，征讨梁山的“圣水将”单廷珪和“神火将”魏定国任凌州团练使。在作者笔下，这些团练使和开篇所说“十节度”个个手握兵权，能杀惯战。

节度使在唐朝“安史之乱”后很多都能割据一方，甚至称王称帝。到了北宋，节度使逐渐成为一种尊贵的荣誉头衔，授予重要宗室或元老大臣，宋仁宗次子赵昕不到1岁就被封为忠正军节度使，寇准更是以文官身份被授武胜军节度使。少数实任的节度使，也只掌管一州之地。随高俅出征的王焕、韩存保等十人，不过是出身绿林的武将，在真实历史中几乎没有被授予节度使的可能。

团练使和节度使一样，设立于唐代，掌握辖区内行政、财权和军事等大权，有些成为较小的割据势力。在北宋，团练使同样成为虚衔，宗室、文臣、武将，甚至宦官都可能被授予，代表一种品级和待遇。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几乎没有任何职权，领一份微薄俸禄而已。

宋史学者王曾瑜注意到，《水浒传》中还杂入了不少元、明官制。比如作者对梁中书的介绍是，“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按照作者的意思，此人本名梁世杰，在大名府被尊称为“梁中书”。在北宋，中书省是掌握实权的中央机构，一个大臣兼任中书侍郎，即成为宰相。蔡京第一次拜相，就是被宋徽宗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只有在元代，随着“行中书省”（即行省制度）设立，“中书”一词才和地方官产生关联。

孙立反出登州，来到祝家庄。栾廷玉向祝朝奉介绍说，“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所谓“总兵”是明代首创的官衔，北宋当然不会出现。征方腊后，吴用、关胜等除了被授官外，还获封“武节将军”，这个武散官名也是金代才有，后被元、明沿用。

图：“三打祝家庄”连环画

从全书来看，作者显然是想让人物官职尽量贴近北宋实际，但是受限于自身历史知识的不足，只能把印象中的唐代官制、自身亲历的元明官制，乃至话本中的一些原创职衔，与北宋真实官制捏合到一块，看起来倒也天衣无缝。即便如此，《水浒传》在处理官职方面，还是比《说唐全传》《说岳全传》之类的传奇故事靠谱很多，没有凭空生造出什么“一字并肩王”来。

顺便说一句，施耐庵等《水浒传》的作者、编订者虽然都算严谨的读书人，可他们连北宋的基本官制都搞不清楚，想来也没有能力遍翻史书，先找原型再去塑造人物。一些研究者乐于拿梁山好汉去和历史人物对应，如发现《中兴小纪》等书上有一个名叫梁青的抗金领袖，人称“梁小哥”，再结合宋代“小哥”和“小乙”通用，就认为梁青是燕青（燕小乙）的原型了。此类考证，怕都是白费心思。

上面举例的地名、官名错误，基本可以用作者知识储备不足，或者情节发展需要来解释，下面要说的两个错误要复杂很多，反映出的也不再是作者的个人问题。

鲁智深从五台山文殊院去东京大相国寺，路上经过桃花村，得知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要强娶刘太公的女儿，于是他假扮新娘，把周通痛打一顿。马幼垣在《水浒论衡》一书中推算，鲁智深离开五台山，大约走了2/3路程时，来到桃花山脚下，那么此地当在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处。

在后面的情节中，黄信出场了，他时任青州兵马都监，辖区内有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人称“镇三山”。于是问题来了，青州位于现在的山东省中部，距鲁智深去过的那座桃花山有400多公里，难道一部《水浒传》竟然有两座桃花山，而且都曾被李忠、周通占据过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幼垣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种矛盾反映《水浒》成书以前原始故事之间的参差。组织编辑工作再精密仍难免留下原有故事不协调的痕迹。桃花山位置的更换就是这种演变过程的例子。”也就是说，以上两段有关桃花山的情节出自不同人之手，这才会有不同的桃花山出现。

再说一个更离谱的。《水浒传》中说曾头市的首领曾长官“原是大金国人”，虽然故事发生的宣和年间宋金两国还是盟友，可在大宋的腹地，一个金国家族管理有“三千余家”的曾头市，并且还“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总归是骇人听闻。学者侯会结合小说中一些辽人被起女真名的细节（如兀颜光、兀颜延寿等），推断这是施耐庵编订《水浒传》后，留下的少许“抗金痕迹”。

这意味着，早期《水浒传》故事发生的时代可能是南宋。侯会在《从“山贼”到“水寇”》一书提出，梁山故事的真正原型是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起义，同时融合了《中兴演义》等书的抗金故事。

图：洞庭湖（网络图）

以上有关桃花山、曾家原籍的解释，未必确切，但很好地证明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水浒传》成于众人之手，是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英雄传奇的一个大杂烩。至于施耐庵，他作为全书的编订者，尽可能地统一故事时间、消除故事间的矛盾，以及将零散的故事编为一部长篇小说，可是受限于个人知识、时间精力等，最终没能让全书那么的天衣无缝。

当然，如果阅读时不配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或者《中国官制大辞典》，我们从《水浒传》中也看不出这么多时空错位。但要是没有这些不经意间的时空错位，我们对《水浒传》的理解大概也只能停留在表面的故事情节了。